一、塔萨-巴达里文化、法雍文化A和梅里姆达文化

埃及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在上埃及有塔萨-巴达里文化，以及属于这个文化群的穆斯塔吉和马特马尔等，在下埃及有法雍文化A和梅里姆达文化等。

在塔萨文化遗址发现了多为黑色和灰色的陶器，石制工具包括用硅酸化石灰石制作的特大磨光石斧、刮削器、石刀和锥子，个人装饰品有戒指、象牙做成的镯子和穿孔的贝壳，骨制品有鱼钩和汤勺。此外还发现了用雪花石膏石制作的长方形调色板。在塔萨遗址中发现有坟墓，呈椭圆形或长方形。墓里的死者侧卧，手足蜷缩，头朝南，面向西，尸体用兽皮或麦席包裹，墓里还有工具、罐子和装饰品等作为陪葬品。塔萨时代的居民已经种植大麦、二粒小麦和亚麻，会利用非常原始的灌溉。遗址中还有绵羊骨和山羊骨，这说明已经有畜牧业。装饰品中的贝壳可能来自红海，表明这时或许已同红海有了联系。

巴达里文化遗址发现的陶器有红色、棕色和灰色等，其中的黑顶陶颇为著名，它的胎底是红色的，但因为在烧制时将器皿倒置，因而成为黑顶陶。有些陶器上有花纹。容器除陶碗以外，还有石头制作的河马形容器，用玄武岩制作的碗、高脚杯等。石制工具和武器有箭头和石刀等。骨制品和象牙制品有勺子、梳子、手镯、鱼钩、雕像等。有女人和河马的雕像。个人的装饰品有河马牙制作的手镯、石英珠子、长方形石制调色板等。农业（种植大麦、小麦和亚麻）、畜牧业（饲养牛和羊）和渔猎（狩猎小羚羊、鸵鸟和乌龟）都比较发达。坟墓主要有圆形、椭圆形，偶尔也有长方形的。死者屈身，一般都侧卧，头朝南，面向西，墓里有各种陪葬品。已知有铜器，不过铜器都很小，到底是冶炼的还是天然的，抑或从外部进口的，尚不清楚。此地已同外部有了联系：从西奈或努比亚进口孔雀石（作化妆品用），从红海进口贝壳（发现有用海贝制成的项链）。用象牙或黏土制成的妇女像，可能表明这时还存在对妇女的崇拜。据柴尔德推测，巴达里人大概身高为1.5～1.7米，体格匀称而强壮，稍有尼格罗人或南方人的特征。[5]

图2.1 黑顶陶。伦敦大英博物馆藏

图2.2 手镯。伦敦大英博物馆藏

图2.3 海贝项链。牛津阿什莫林博物馆藏

法雍文化A出产一种单色调的陶器，表面光滑，呈红色、黑色或棕色，其器型有碗、高脚杯、茶杯、长方形桶等。石制工具采用两面加工技术，主要制品有箭头、尖状器、镰刀、磨光石斧和盘状榔头。此外，还有骨针、钻子和石灰石调色板。居民种植大麦、小麦和亚麻。在生活区发现有炉灶、地窖，窖里有很多篮子，用以储藏粮食等。动物遗存有猪、羊、牛、河马、龟。未发现坟墓。

梅里姆达文化遗址在尼罗河三角洲西部边缘地区，在1927—1929年由奥地利著名埃及学家容克尔发掘。该遗址在公元前4880年之前就已经有人居住，存在约650年，占地面积约600米×400米，居民可能超过16000人。该遗址分为3层。其中发现的陶器为单色，有各种类型的器皿。陶器上有花纹，或刻有垂线、浮雕。也有石制器皿，如用玄武岩或硬绿岩制作的罐子。石制工具有两面加工的成套石器。另外，还有2块调色板，一块是用板岩制作的，另一块是用花岗岩制作的。此外还有骨制品和象牙制品。居民的住所有3种：最早的是不结实的椭圆形小屋，用柱子支撑，非常简陋，有炉灶和垃圾坑；中间一层是比较坚实的屋子，也用柱子支撑，柱子较多；最上一层是一种有墙壁的椭圆形小屋，直径为5～6米，呈椭圆形、马掌形，屋顶用芦苇覆盖，墙用土坯砌成，厚约1.5米。小屋排列成行，形成街道。在小屋附近发现有地窖，后来，这种地窖被埋入地下的瓮所取代。死者埋葬在小屋附近，墓呈椭圆形，朝向小屋。死者屈身，面向东方，已发掘的多为女性（这或许表现了对女性的崇拜，或者说是表现了母权制的存在），无陪葬品。居民种植大麦和二粒小麦。在最下一层，谷物保存在地下的坑里；中间一层中，谷物保存在用泥制成的筐子里；最上一层则保存在罐子里。考古学家在该遗址发现有权标头。可能已经出现了纺织。器皿是用黏土和麦秸混合物制成的。

《非洲通史》一书认为，奥马里文化A也属于这一时期。该文化发现于赫勒万附近通向干河的通道。该通道长约3/4千米。其附属建筑物在一个悬崖顶端的台地上。此地陶器质地精良，种类很多，但多为单彩绘，表面光滑。石器有两面加工的燧石器、石刀、网坠，角制品有鱼钩。装饰品种类不少。居民种植大麦、小麦和亚麻，饲养牛、羊、猪、狗，还狩猎河马、羚羊、鸵鸟，也食用蜗牛、鱼和龟。果树有无花果树、枣椰树等。住房有两种类型，椭圆形和圆形，后者较大，部分埋入地下。有谷物储藏室。死者埋葬在村内，头朝南，面向西。其中一具尸体手中还握着一枚权标头，显系酋长一类人物。

新石器时代是农业起源的时代。从上述埃及各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看，此时埃及农业已经相当发达，而不是处于农业的起始阶段、发明阶段。那么，埃及农业起源于何时？是本地起源还是外来的？

一种十分流行的观点认为，埃及的农业是从外部来的，是由入侵者带来的，或从西亚引进的。

例如，鲍姆加特就认为：“我们所有的证据表明，埃及最早的居民来自南方……法雍居民也属于他们这一族。”[6]

1980年版的《剑桥考古百科全书》也认为：“（埃及）新石器时代充分发展的农业，是同或从东北（利凡特）方面，或从西北（非洲）方面引进更高级的培植畜养方式一道发生的。这种引进，如果不是由入侵者集团带来，便是当地土著中石器时代居民从外面输入的。”[7]

从他们的论述中，人们必然产生这样一些问题，即当时埃及为什么需要从外部引进农业，或者只有入侵者带来才能产生农业，而不能从自身的发展中产生农业？当时埃及是否已经具备从攫取型的采集经济向生产型的农业经济过渡的主客观条件？有什么证据表明存在过入侵者集团？有什么证据能说明埃及农业是从外部引进的？

农业的产生，即由采集经济过渡到农业经济必须具备这样一些条件：一是本地有禾本科植物（就近东地区而言，就是野生的大麦）；二是采集经济有了相当的规模，用以收集和加工野生谷类的工具（如石镰、石磨、石臼和石杵等）有了相当的发展；三是当地居民对野生的禾本科植物的知识已经有了相当的积累，对植物的生长规律已经有了相当的认识等。

那么，在巴达里时代，埃及是否已经具备了这样一些条件呢？我认为当时埃及已经具备了这样一些条件。

关于野生的禾本科植物，温多尔夫等人在库巴尼耶晚期旧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发现的炭化植物纤维和炭化大麦粒即使不是栽培的，也必定是野生的禾本科植物。开罗大学的N.E.哈迪迪在亚历山大里亚西部台地某些绿洲中也发现了野生的大麦；在图什卡发现了一些禾本科作物的花粉；在伊斯纳也发现有粮食作物的花粉等。这些事实说明，埃及存在野生的禾本科植物，因而，没有外部因素的影响，埃及也可能从采集经济发展到栽培农作物。而在埃及的中石器时代，埃及人有了丰富的采集禾本科植物的知识，他们也完全有可能经过长时间的摸索，认识到禾本科植物的生长规律，从采集野生的禾本科植物发展到栽培植物。因此，虽然大多数学者认为，埃及的农业是外来的，但也有不少学者主张埃及农业起源于本地。[8]

关于埃及农业起源外来说，却缺乏过硬的根据。

二、阿姆拉特时期的埃及（公元前4000—前3500）——埃及氏族制度解体的朕兆

阿姆拉特（Amrat）时期又称涅伽达文化Ⅰ（Nagada Ⅰ）时期。阿姆拉特在阿卑多斯附近，其遗址是1900年由旺迪耶发现的。涅伽达遗址是彼特里在1894年开始发掘的，总共约有2万个墓穴。在一些遗址中，阿姆拉特文化层与巴达里文化有直接的联系，可以说，阿姆拉特文化在时间上是直接继承巴达里文化的。

图2.4 红陶女人像。纽约布鲁克林博物馆藏

阿姆拉特时期陶器的制作比巴达里时期进步了许多，如在涅伽达发现的陶瓶上，有用白色线条画出的山和动物的画，它虽然仍然是手工制作的，但十分精美。陶塑女人像也非常漂亮。有石制权标头被保留了下来。还有用费昂斯（faience）制作的小鹰等工艺品。在一些调色板上有精美的浮雕，如猎狮调色板和动物纹调色板等。

在阿姆拉特时期，埃及虽然仍是混合型经济（包括农、牧、狩猎、捕鱼和采集于一体的经济），但农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增加了，居民点增多了，一个居民点存在的时间变得长久了。这表明了农业的发展，生产力的总的增长，从而出现了真正的定居。这时人们生活的地区接近于尼罗河，利用自然灌溉的土地。畜牧业在这时已不仅是为了肉食，也为了得到奶。

图2.5 陶瓶。牛津阿什莫林博物馆藏

图2.6 权标头。伦敦大英博物馆藏

图2.7 猎狮调色板。伦敦大英博物馆藏

图2.8 动物纹调色板。牛津阿什莫林博物馆藏

这时的埃及已经进入金石并用时代，人们发现有铜制的带索的渔叉。埃及人已会开采燧石，用以制作石瓶。埃及人用已经驯化的驴和纸草船作运输工具。在通往红海的瓦迪-哈马马特通道上，人们发现了几个可能属于这个时期的居民点，有学者认为可能是商队的驿站，这反映了尼罗河流域同红海联系的加强。

在属于这个时期的墓里的陶器上均刻有符号，同一墓里陶器上的符号都相同，可能说明它们是同一个人的，而不同墓里陶器上的符号则不同，说明它们属于不同的人，这表明了私有制的萌芽。马迪耶认为，私有制的出现与畜牧业有关，发生在由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的时期。在埃及，就是在涅伽达文化Ⅰ时期。

私有制的出现，不仅使得原来各部落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有了新的内容，即不仅为抢夺生存资源而斗争，而且还为了掠夺别人的财富而斗争，其规模也日益扩大，战争日益成为经常性的现象。战争的性质也逐渐发生变化。于是出现了有围墙的城市，用以保护本氏族部落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人们在狄奥斯波里·帕尔伏发现了属于这个时期的有围墙的城市模型，在涅伽达城的南部发掘出了城墙的遗址。这显然是战争（各氏族部落之间的战争）次数增多和战争规模扩大的反映。恩格斯曾形象地说道：“邻人的财富刺激了各民族的贪欲，在这些民族那里，获取财富已成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他们是野蛮人：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以前进行战争，只是为了对侵犯进行报复，或者是为了扩大已经感到不够的领土；现在进行战争，则纯粹是为了掠夺，战争成为经常的职业了。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9]

这时的埃及，在它最先进的地区，已经面临氏族制度解体的形势了。

与私有制萌芽及战争性质发生变化相应的是，氏族部落首领的权力和身份也在发生变化，他们的地位在悄然发生变化——向王权方向变化。在涅伽达文化Ⅰ的末期，涅伽达1610号墓里的一个黑顶陶上，人们发现了后来象征王权的红冠的形象；在涅伽达文化Ⅰ的末期和涅伽达文化Ⅱ的早期交界时期，涅伽达的1546号墓里发现了最早的荷鲁斯王衔的形象，一只象征荷鲁斯的鹰的形象。这是王权萌芽和王权神化的反映。

在这时的涅伽达文化Ⅰ的遗址中，不仅发现了女性的塑像，而且还发现了男性的塑像，这表明，在这一时期埃及的父权制正在取代母权制。古代埃及的一个神话故事可能反映了这样一个过程。传说一个名叫奥西里斯的国王曾统治埃及，他的弟弟塞特想篡夺王位，并杀死了兄长奥西里斯，将他的尸体肢解成几块后抛到了尼罗河里。奥西里斯的妻子（也是他的一个妹妹）伊西斯到处寻找自己的丈夫，后来终于在尼罗河里找到了奥西里斯，把他的尸体拼合起来，使奥西里斯复活。但奥西里斯不再是人世间的国王，而是成了地下王国的国王。伊西斯在寻找奥西里斯的过程中还为奥西里斯生了一个儿子，就是荷鲁斯（以鹰为标志）。荷鲁斯为了替父亲报仇，同自己的叔父塞特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战争，他的一只眼睛被塞特挖出，分割成几块。后来，埃及的众神出来调停这个纷争，由九神组成的法庭判决，让塞特统治上埃及，荷鲁斯统治下埃及。这件事交由地神格伯来处理。格伯认为一个国家不应分治，便将整个国家的统治权交给了荷鲁斯。于是荷鲁斯便成了整个埃及的国王，此后，荷鲁斯便成为国王的保护神。埃及学家认为，荷鲁斯即位为王，反映了从母系继承的母权制（传弟是其表现形式之一）向父系继承（传子是其典型表现形式之一）的父权制的过渡，父权制战胜了母权制。

但母权制的残余在埃及曾留下很多的影响。

[1] [美]M.A.霍夫曼：《法老前的埃及》，前言，可参见[布基纳法索]J.基-泽博：《非洲通史》第1卷，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年版。

[2] 本章有关旧石器时代文化的资料，主要采用[美]M.A.霍夫曼的《法老前的埃及》及《非洲通史》第1卷中的资料。

[3] [美]F.温多尔夫等：《旧石器时代晚期埃及人对大麦的利用》，载《科学》（Sceince）1978年第205期，第1345页。

[4] [美]R.J.温克：《人类头三百万年的史前类型》，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3～284页。

[5] [英]柴尔德：《上古东方新证》，莫斯科：外国文献出版社，1956年版，第79页。

[6] [德]E.J.鲍姆加特：《史前埃及文化》第1卷，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49页。

[7] [英]A.谢拉特编：《剑桥考古百科全书》，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28页。

[8] [英]柴尔德的《上古东方新证》、[美]M.A.霍夫曼的《法老前的埃及》等著作中有相关论述。

[9]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1～1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