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以智晚年罹遭“粤案”，在当时严酷的政治环境下，时人“咋舌摇手，如疫疠猛火不敢近”[1]，有清一代学者多避而不称其说，其学亦不能流传于后。从《明儒学案》一直到《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录》以及《清学案小识》、《清儒学案》，都没有他的名字。当然，方以智的哲学著作不得其传，与其“卮之、寓之，支离连犿”[2]的用语，亦存在直接的关系。特别是在中年以后，方以智著书好禅语、庄言，且会通《易》之旨，读者多不解。方中通哀述其父方以智曰：“异类中行，原非获己。行者固难，知者亦不易。”[3]不仅如此，其著还多立寓言、巧说，难辨虚实，友人张自烈说：“余自信知宓山者，卒亦未能尽知，以其寓而不有也。”[4]诸多原因终致方以智的思想及著作在其死后的三百多年时间内长期湮没不显。经侯外庐、李学勤先生的努力，《东西均》于1962年得以行世，方以智的哲学思想也同时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余英时先生曾简要地概括了三百多年来学术界对方以智思想发掘的发展过程，他说：“密之著述等身，其传世者以《通雅》五十二卷、《物理小识》十二卷、《药地炮庄》九卷为最有名。其中《通雅》一书尤为学者所称道，四库馆臣至谓其开顾炎武、阎若璩、朱彝尊辈考证之先河。近五十年来，西学大盛于中土，密之因与明末耶稣会传教士极有渊源，故其著作中涉及自然科学与音韵学之部分复备受世人之重视。自1962年密之遗稿《东西均》行世，世之治密之之学者又转其注意力于密之之哲学思想焉。”[5]

方以智哲学思想受到重视虽然只是近五十年的事，但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果[6]，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单篇论文除外）：第一，在对方以智著作的整理和注释方面，除了上述提到的由李学勤先生点校的《东西均》（后附《象环寤记》）之外，庞朴先生于此贡献最大。庞朴先生的《〈东西均〉注释》于200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其意义在于，该著首次打破了方以智“寓而不有”的语言坚冰。接着，庞先生的《〈一贯问答〉注释》在2006年分别于《儒林》第一辑、第二辑连续刊出。这次虽然不是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面世，但相对此前《一贯问答》仅以手写本的形式沉睡于博物馆来说，其意义远远超出《〈东西均〉注释》。另外，由张永义教授、邢益海博士点校的《药地炮庄》，以及张永义教授校注的《青原志略》，分别由华夏出版社于2011年、2012年刊出，此乃二著首次以单行本的形式与读者会面。以往难得一见的珍贵资料，如《药地炮庄》之“总论”及“历代序跋”，得以全貌以飨读者。第二，研究方以智思想的专著。（1）蒋国保先生的《方以智哲学思想研究》于1987年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发行。此著力求以一定的方法论原则为指导来探求方以智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并提出了许多独特观点与看法。为完成此著，蒋教授“先后手抄了他的论著计百余万字，并且手抄了其祖、父以及师、友、子的著作计四十余万字，还对其主要的哲学著作《东西均》作了逐字逐句的注释”[7]。（2）张永堂先生的《方以智的生平与哲学思想》于1999年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此著认为方以智“继承曾祖父方学渐‘藏陆于朱’”的思想又具有“三教合一”之目的，只是结论太多，缺少必要的深入分析。（3）罗炽先生的《方以智评传》于2001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以明清之际“天崩地坼”的历史大背景以及方以智坎坷的人生经历为基础，深入地透析了他的三教观、会通古今中西的治学方法，并对其哲学、史学、考据学和文学、艺术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细致的阐述，展示给读者一个鲜活的、立体的方以智全貌。（4）2004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余英时先生所著的《方以智晚节考》（增订版）。余英时先生在海外史料不足的情况下广收博稽，“考密之晚节先后十有余年”[8]。其间余先生几易其说，许多方以智晚年隐晦不彰的事迹得以明朗化。除此之外，另有彭迎喜的《方以智与〈周易时论合编〉考》（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以及钱王刚先生的《方以智传》（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第三，研究方以智思想的博士论文。（1）谢仁真教授的《方以智哲学方法学研究》（台大哲学研究所，1995）；（2）周勤勤教授的《方以智“均的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3）；（3）刘贻群的《方以智〈东西均〉思想研究》（武汉大学，2006）；（4）彭战果的《方以智儒佛道三教会通思想研究》（山东大学，2009）。北京大学周锋利博士、中山大学邢益海博士亦致力于方以智哲学思想的研究。除此之外，还有美国彼德逊教授的《方以智：西学与格物》（Fang I Chih:Western Learning and the Investigation of Things, 1975）及《匏瓜：方以智与对思想革新之冲动》（Bitter Gourd：Fang I Chih and the Impetus for Intellectual Change,1979）。遗憾的是，笔者至今无从得见彼德逊教授的著作。王煜先生的《读方以智〈东西均〉》一文后附有对彼德逊教授《匏瓜》一著的详细介绍。

尽管学术界对方以智思想的研究在某些领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相对于同时期的顾、黄、王等思想家而言，方以智的思想尚处于待垦状态。据笔者所及，方以智早年具有强烈时代感的民本、君臣相通、读书善用，以及工商并举等政治经济思想鲜有人触及（侯外庐先生略作论述）；方以智“自古及今，无时不存，无处不有，即天也，即性也，即命也，即心也”[9]这种他所谓“以上贯下”的天人一本的思想以及“提心宗而百家之理皆归一”[10]的学术归旨等，亦尚未有涉猎者；他提出的“但肯尽心，自然见性”[11]的工夫论，以及“从心率性”之境和“公心”、“公性”论等，均为目前学术界研究的盲区。

之所以如此，主要有如下原因：第一，对方以智思想的认识有待加深，尤其要发掘其思想之于当世的文化价值。我们要突破“合二而一”、“三教归《易》”等现有的认识，推动方以智思想的研究向更深处发展。方以智的个人思想有一种力图从其家传易学中挣脱出来的愿望，例如，他虽于《物理小识·总论》中说他“每因邵蔡为嚆矢，征河洛之通符”，而其实是“但言克制生化之性”。第二，治方以智之学者多赖《东西均》一书。《方以智全书》第一册《通雅》于1988年已经出版，可到此为止，没有下文，这样势必限制了学者对方以智思想的全面考察。第三，方以智言语曼衍，寄寓出意，随时起，随时止，缩小了其著作的读者圈。第四，对研究者而言，学界在方以智思想的研究方法、认识角度方面，存在单一化的问题。如果欲深化与推进方以智思想的研究，必须改变现有的研究典范。

目前对方以智哲学思想的研究，一般多采用侯外庐先生的研究范式。学者们大多都从宇宙论、辩证法、认识论等视角，考量其学。这种方法固然是一种很好的研究模式，但产生于西方文化土壤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毕竟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所不同。学者们虽然处处力求注意中国文化特点，却因为使用的评价体系、概念、术语与中国本土文化有一定的区别，故难免有生搬硬套的痕迹。例如，目前很多学者将方以智“一在二中”、“举一明三”等说法置于“辩证法”的框架下来考量。有些学者干脆将“合二而一”之说与“一分为二”这种方以智从未有过的说法联系在一起。这种视“一在二中”（或“合二为一”）为辩证法的做法不是十分妥当，好像忽视了“一”之状词“於穆不已”，以及“一”之“神”性和“仁”的内涵[12]。对于方以智来说，“一在二中”乃体用圆融之意，其中“一”是先天之“道”、“仁”、“理”、“心”、“性”、“太极”、“所以”、“中”、“神”，等等，它是“隐”、是“体”；“二”主要不是指相反、对立之“二”，而是指后天之“气”或“器”，亦为“多”，它是“费”，是“用”。与学者将“一在二中”理解为“辩证法”一样的道理，其“中天即在先后天中”被诠释为“宇宙论”；“太极藏身于一切爻，而人不能以一爻限量之”之说，曲解成他的家传易学。若如此，则真成为方以智所说的“直下卦爻中之太极，必汩汩日用不知矣”。另外，研究方法的单一性，还会造成方以智的许多闪光思想始终进入不了我们的研究视域，以及过度聚焦于某一点的做法。例如，“合二而一”的说法在方以智所有的著作中仅出现过一次，即“交也者，合二而一也”[13]，但由于“辩证法”研究的需要，很多学者舍去主词“交”不论，而独取“合二而一”为论。当然，这种“创谓”的诠释法本无可厚非，但相对方以智思想研究的现状而言，当前最需要做的还是应当尽量从解释学的“当谓”[14]层面来理解其内涵。

[1] 魏礼：《萧孟昉六十序》，《魏季子文集》卷七，三魏全书本，第38页。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增订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第79页有引用。

[2] 方以智说：“读书论世，至不可以庄语而卮之、寓之，支离连犿，有大伤心不得已者。”《炮庄引》，《浮山文集后编》卷之二，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六辑），北京，中华书局，1985，第43页。（以下仅注篇名与页码）

[3] 方中通：《哀述》，《方中通〈陪诗〉选抄》，见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增订版），第265页。

[4] 张自烈：《阅炮庄与滕公剡语》，见方以智：《药地炮庄》，张永义、邢益海点校，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第2页。（以下仅注篇名与页码）

[5] 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增订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第2页。

[6] 详见附录：《方以智生平及哲学思想研究综述》。

[7] 参见蒋国保：《方以智哲学思想研究》“后记”部分，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8] 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自序》（增订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9] 庞朴注释：《东西均·三征》，第47页。

[10] 庞朴注释：《东西均·象数》，第204页。

[11] 庞朴注释：《东西均·公符》，第106页。

[12] 如方以智说：“一神于二，即器是道。”（见《通雅》卷首二。）又曰：“仁一，而甲坼之芽即二。”（见《东西均·公符》，第102页。）

[13] 庞朴注释：《东西均·三征》，第57页。

[14] “当谓”与“创谓”之说，参见傅伟勋：《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第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