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社科精品文库》再版后记(1 / 1)

今年10月30日,我收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胡廷兰老师的一份电子邮件,其中写道:

北京市社科联决定在以往的“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成果中,遴选了部分经典作品,以精装的形式,统一设计封面和版式,出版《北京社科精品文库》。北师大出版社有5本书被选中,包括……您的《翻译文学导论》……

收到这个邮件,我从心里很感谢北京社科联及专家评选组。因为《翻译文学导论》作为一本“无用”的纯学术理论的书,似乎无关乎国计民生,一般人也看不出有什么“重要的现实意义”之类,但是它还是被当成“精品”遴选出来了。对此,我除了感谢、感恩,还感到荣幸。

《翻译文学导论》2004年初版,印数3000册,早已告罄。到了2007年,连同另一部著作《中国翻译文学九大论争》一起,收于《王向远著作集》第八卷,印行4500册,现在市场上也已经不太好买了。如今被选入《北京社科精品文库》,算是第三版。在每年数以万种的新书不断推出的中国出版市场上,《翻译文学导论》作为不带普及性的学术著作,若能进入少数高端读者的法眼,作为作者,我便很知足。何况近年来的翻译研究界,许多人喜欢走捷径,不愿做清苦寂寞又繁难的文学翻译,不独立思考问题,只热衷于叫卖、炒作、套用欧美的翻译理论,貌似新颖,往往能吸引一些时髦学人的眼球,而中国学者自己写的东西,却常常被报以冷眼。但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翻译文学导论》出版后,还是得到了一些宝贵的肯定。特别是著名翻译理论家谢天振先生的话对我鼓舞最大。谢先生在《关于翻译文学和翻译研究的几点思考——由王向远教授的两部专著说起》(原载《中国比较文学》2008年第1期)中说:《翻译文学导论》“是我国迄今为止第一部全面论述翻译文学的概念、特征、功用、方法等方面的理论专著”;又在《社会科学报》2008年9月18日发表文章,认为“王向远的《翻译文学导论》是国内,恐怕也是国际上第一部全面论述翻译文学的性质、形态及其归属等问题的专著”(见《海上译谭》,226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作为精通中外翻译理论研究历史现状的谢先生的这些话,我感到尤其宝贵和难得。诚然,无论《翻译文学导论》出版之前,还是出版之后,研究“文学翻译”的著作有之,论述自己的文学翻译经验与理论主张的有之,援引西方翻译理论来论述文学翻译问题的著作更有之,但立足于中国的“翻译文学”理论体系与原理建构的著作,至今似乎仍然没有。

当然,我也不会因为受到前辈学者的肯定而沾沾自喜。以我对学生讲课时常用的“建房子”的比喻来说,《翻译文学导论》这座房屋的砖头、瓦片等材料,大多是20世纪一百多年间好几代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生产出来的,老实说,这当中我自己所生产的并不多。因此《翻译文学导论》只是一种建构性的研究。这基本上也是理论研究、特别是原理类著作的一般情形。正因为如此,它整体上也带有明显的20世纪的时代局限性。如今,21世纪都过去十几年了,回过头去看看20世纪中国的翻译理论及翻译文学理论,就会更清楚地发现,从严复到钱锺书,一百年的丰富多彩、灿烂辉煌中也有单调、盲点和暗淡之处。与一百年文学翻译的丰厚的实践积累相比,翻译文学的理论与翻译的实践还不够相称,翻译理论还大部处在经验谈的状态,翻译理论的独特概念范畴只有“信达雅”等有限的几个,翻译思想的生产还较贫弱。但是,这就是历史。我们不能改写历史,只能发掘、概括、提炼和阐发历史。况且,环顾同时期欧美和日本的翻译理论,固然在有些问题上思路更活跃些,但在许多方面也未必比中国更高明。我们的翻译文学理论还是有自己特色的,并不输于外人。虽然已经有的东西还不能令我们满足,但已经有的东西也没有令我们失望。

在全球性对话更为频繁的今天,翻译显得更重要了。新世纪的翻译事业需要继续推进,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需要更多的互生、更深的互动,而翻译中最为复杂的翻译文学的理论也需要不断建构和不断丰富发展。我虽然不是专职的翻译家和专业的翻译研究者,但作为一位翻译的真诚的爱好者,近几年来,在从事其他领域的研究的同时,也一直没有中断文学翻译,包括文学作品的翻译和文学理论的翻译,几乎每天都坚持两三小时的翻译工作。在持续不断的翻译实践中,细读着文本,翻弄着两种文字,体味着转换的奥妙,调剂着书斋案头的生活。虽然辛苦,但也觉得翻译的这种快感无与伦比。在翻译体验的基础上,我提出了“译文学”这一新的范畴和新的研究范式,提炼、创制或配制了一系列相关概念,陆续写出了一系列文章,并且正在编辑题为《译文学:翻译研究新范式》的专题论文集,将交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不同于《翻译文学导论》的是,“译文学”的理论构建所需要的砖头瓦块、钢筋水泥大多是我自己生产的,因而它既是建构性的研究,同时也是发掘性的研究。但是,即便如此,“译文学”无疑也是以《翻译文学导论》为基础和前提的,“译文学”理论是《翻译文学导论》的理论发展,从这个角度看,《翻译文学导论》在今天仍不会失去它的价值,也还没有被覆盖。它的再版,就是它的再生,也是对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理论建构的又一次确认。

还需要说明的是,这次再版时,除了按《文库》的统一要求,对注释格式进一步规范处理、改正发现的错别字之外,其他一仍其旧,以保留原作面貌。另把《翻译文学导论》出版后发表的几篇相关论文附录于书后,这几篇文章虽在《导论》的框架之外,却可以看成是对《导论》的必要的延伸补充。

最后,感谢北京社科联及有关的专家学者对《北京社科精品文库》的策划与设计,感谢北师大出版社及北京出版集团,特别是编辑胡廷兰老师为本书的再版所做出的贡献。

王向远

2014年1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