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翻译研究·译学理论·翻译思想

“翻译思想”即“翻译的思想”，是研究和思考翻译问题而产生的有创意的观点主张或理论建构。“翻译思想史”属于翻译史的专题史研究，研究的对象主要不是翻译家及其译作，而是翻译学者、翻译理论家及其思想。最近二十多年来，在这方面出现了一系列专门著作。代表性的有陈福康著《中国译学理论史稿》（1992）；王秉钦著《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初版2004，第二版2009）；许钧、穆雷主编《中国翻译研究（1949-2009）》（2009）等及廖七一的《中国近代翻译思想的演进》；郑意长的《近代翻译思想的演进》两本断代史。他们分别使用了“翻译研究”“译学理论”、“翻译思想”这三个词。但对这三个概念未做明确的区分和界定。例如，《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最早使用了“翻译思想史”这一概念，为这类著作的写作开了一个好头，但从内容和写法上来看，该书所理解的“翻译思想”，与“译学理论”这个概念大致相同，因而写法上也与陈福康的《中国译学理论史稿》大同小异。当然，那本书本来是作为教材使用的，这样的写法也无可厚非。

实际上，“翻译研究”“译学理论”“翻译思想”应该属于不同的三个概念。三者互有关联，也互有区分。“翻译研究”主要是指翻译理论、翻译实践、翻译史等方面的研究，“译学理论”侧重的是翻译理论与翻译批评，“翻译思想”则是关于翻译的思想，是从翻译研究、翻译理论与批评中产出来的思想成果。因为这三个概念的含义不尽相同，因而以某一概念为关键词的翻译史，其写法及范围也应该有所不同。第一个概念，“翻译研究”范围最宽，它包括了关于翻译的一切学术研究、学科教学、学科建设、学术活动、翻译经验总结和理论主张等。第二个概念“译学理论”或“翻译理论”，则主要研究属于“理论”形态的东西，包括翻译理论与翻译批评，陈福康称之为“译学理论”，其范围在“翻译研究”的基础上有所收缩。第三个概念是“翻译思想”，顾名思义是研究“翻译的思想”的历史的，范围论旨应该更进一步收紧，主要关注有“思想”建树的翻译研究与翻译理论。对于《译学理论史》或《翻译研究史》的写作而言，只要相关的著述存在着，你就不能忽视或无视，否则就是不尊重历史的存在。对于写得不好的文章和著作，可以做否定的、负面的评价，但不能略而不提。然而，写《翻译思想史》就不同了，对真正有思想史价值的，就要多说多写，对于缺乏思想史价值的人物与著作，可以少说或不说。

总之，我们应该对“翻译思想史”这个范畴加以明确界定，与“翻译研究史”“译学理论史”等相关概念加以区分，否则，我们的翻译史研究就难以真正范畴化和类型化。只有界定相对清晰的研究范畴，确立相对独立的研究类型，才能进一步细化、深化中国翻译史的研究。区分了这三个概念，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在翻译研究史、译学理论史之外，还需要再写“翻译思想史”。此前，陈福康、王秉钦等先生都做了很好的工作。可以说，就“译学理论史”的角度和选题而言，要写一部在文献资料上超越陈福康的《中国译学理论史稿》，是很困难的。要在现有的基础上有所前进，就要把立足点由“译学理论史”转到“翻译思想史”上来。要在已有的译学理论史研究的基础上，更强化“思想”的品质。要从“翻译的思想”或“思想史”的角度，对已有的相关材料加以重新审视、筛选、概括和提炼，把真正属于“思想”层面的东西抓出来，加以阐发。

什么是“思想”？众所周知，思想是一种创新性的思维和表达。思想当然不是放纵想象、胡思乱想，因为思想要从知识与学问中产生。它要依附于知识、学问和学科。所以我们的翻译学学科、研究翻译的学问，理应是产生思想的土壤与温床。同时，思维和表达的基本材料是语言，因而大凡新思想，就一定要有新的概念、新的范畴、新的命题乃至新的体系和范式。作为“翻译的思想”而言，新概念、新范畴、新命题，是翻译思想的显著表征或主要标志。换言之，如果一部理论性的著作，没有提出相应的经得住推敲的新概念、新范畴，或新命题，那它有没有思想建树，就颇有疑问了。

“翻译思想”往往包含在“翻译研究”中，也包含在“译学”或“翻译理论”中；不见得所有的“翻译研究”和“译学理论”中都有“思想”的建树；严格地说，称得上是“思想”的东西，既要有严谨的逻辑，有理论的深度，又要有理论想象力和鲜活的生命体验，应该具有思考与表达的独特性、创新性、启发性与耐用性。有思想的，一定会有学问的基础；但是有学问的，不一定有思想。因此，“翻译思想”需要从“翻译研究”和“译学理论”中加以提炼。另一方面，虽然我们的思想创新离不开古今中外的遗产，但是，完全跟着西方的翻译话题走的，那主要属于西方翻译思想的延伸与影响的范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国人的翻译思想；完全固守传统翻译思想的，是保守古人的思想，而不是现代人的翻译思想。

思想既不能以作者的知名度而论，也不能以文章的长短、书籍的厚薄、读者的多少而论。就翻译界而言，影响最大的是学生不得不使用、出版社也最愿出版的教材。但是在当代中国，除非少数个人专著型的教材外，一般教材很难有“思想”。有的书发行量较大，再版次数多，但这与思想价值大小也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有一些没有思想含量的书影响面较广，相反，一些有思想的著作与文章，却相对寂寞。因为真正的思想，大多是独辟蹊径、先行一步、孤独寂寞的。而且起初往往被一些人当成异端邪说，冷漠待之、不屑一顾，甚至加以攻讦。因为它关注的东西是一般人想不到，或不关注的；它的表述方式，也是一般人所不习惯的。西方思想史上的大家，大都不是被同时代人所认可的；东方的孔子、释迦牟尼，也都是死后两三百年才被人体会到价值之所在，而逐渐被人重视的。因此，翻译思想史，特别是当代的翻译思想史，也不能只以传播远近与影响大小作为考量、掂量的主要依据。

二、“翻译思想”与“翻译思想史”

以上述的“思想”为标准，《中国翻译思想史》对翻译史上的学术研究与理论遗产的轻重权衡就有了一个标准。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翻译史类型，《中国翻译思想史》与“翻译研究史”“译学理论史”都有不同，也就有了自己特有的立场、视角、选材范围、价值判断标准。“翻译思想史”既然属于“思想史”的范畴，就要从思想史的角度研究“翻译研究”与“翻译理论”，就要看看哪些翻译研究的成果包含着“思想”，哪些译学理论具有思想的价值，要看看他们为中国思想史贡献了什么。

按照翻译思想史的这个原则来考量的话，许多文字是可以排除在《翻译思想史》之外的。例如，一些作者不了解翻译研究的历史现状，仍写文章重复别人的话题，结果就地打转，了无新意；许多文章热衷于讨论、争论没有学术价值的、不言而喻的问题，浪费了好多纸张与精力；许多人一窝蜂似地跟随西方翻译学界，写了大量选题重复的书籍和文章，以至关于女权主义与翻译、后殖民主义与翻译、结构主义与翻译之类的评介性文章，连篇累牍，不绝如缕。更有许多作者把介绍外来的东西当成学术本身，习惯于生搬套用，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更丧失了思想能力。一些人的文章与著作，说得很正确、很在理，头头是道，客观公正，但那些话要么是正确的废话，要么是对此前正确的、有用的话的复述或祖述，没有提出属于自己真正的思想。有的学者，写出了一部大著，全书却连一个像样的新概念、新范畴都没有提出来，更何况有什么新命题、新思想！个别带着“翻译美学”“比较美学”“艺术哲学”的字样的翻译理论著作，貌似高深，实则浅陋，细读之下，常常令人大失所望。更有甚者，故弄玄虚，云山雾罩，不免使读者产生受愚弄的感觉。有的学者甚至出版了十多卷本的“翻译论著全集”，可惜这些书大多烦琐而又混乱，因为作者缺乏理论想象力，缺乏翻译实践的鲜活生动的体验，于是文字死板，了无生气，其著作的字数、卷数与思想含量之间严重不对称。当然，这只是从思想史的价值而言，我们也要承认那些书在学科建设、教学乃至指导翻译实践方面，都有它的用处，这是不用多说的。

翻阅现在已经出版的中国译学史或各种翻译史，就会有一个强烈的感受，会感到真正含有“思想”的译学研究和翻译理论并不多。相比之下，在当代中国，史学理论研究、文化研究、文艺理论、美学研究、比较文学研究等学科，思想的生产比较活跃，但翻译研究领域，却相对要少。这个印象的形成，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客观实际方面的原因，就是有思想史价值的东西本来就不会太多。就翻译界而言，本来翻译研究连接中外，视野开阔，应该是思维最为活跃、思想生产力最强的领域，但是长期以来，中国的翻译研究与翻译理论着眼于实用，强调对翻译实践的指导价值，而不把这个领域看成是思想的平台，于是造成一种局面，就是“翻译的研究”很多，“翻译的理论”也不少，“翻译的思想”却不多。相对而言，“翻译的研究”产生知识，“翻译的理论”总结和提炼知识，努力使之由“知识”上升到“学识”，“翻译的思想”却必须在这个基础上产生思想。我国的学术，在超越常识、生产知识、提炼学识方面，是做的不错的。但是，由于种种不必多说的复杂原因，在“思想”的生产上，却相对贫弱。这一点不仅是翻译界，在其他领域也是如此，如笔者曾撰文指出：在中国的“东方学”界，“知识东方学”很繁荣，“思想东方学”却较为贫弱，而在欧美和日本乃至韩国，“东方学”却是思想最活跃的领域之一。中国的翻译界是不是也如此，何以如此，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说“翻译界”思想产出的相对贫弱，并不是说我们的翻译研究、翻译理论中没有思想。现在的问题是，已有的翻译史研究著作，常常将知识与思想、理论与思想混为一谈，甚至将“权威”与思想、“权力”与思想混为一谈，造成了翻译史研究在选题与论述上的偏颇。一些近现代翻译家或翻译理论家，因为他在其他方面的名声大、造诣高、地位高，所以他关于翻译的论述就备受重视。在当今大学行政化的大背景下，因为一些教授所拥有的行政权力资源多，掌握学术评比、评选的权柄，成了所谓“学霸”，所以他的有关著述就被一些人高看一眼，以紫夺朱，自觉不自觉地做了过高估价。

实际上，一些重要的翻译思想，既在人们所熟知的名家名作中，也在人们所不太注意的一些作者的文章中。所谓“不太注意”，就是一些研究者圈子意识太强，他们顾不上关注，甚至不屑于关注圈子以外的研究成果。须知当今学术思想常常是在跨学科、交叉学科的板块之间产生的，学术体制的圈内圈外，都需要加以注意。

就当代中国翻译思想而言，并非我们的翻译思想绝对贫乏，而是我们发现得还不够，阐发得更不够。中国翻译研究的矿床很大，沙子石头多，贵金属也多。本着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科学评价、恰当定位的写史原则，在这些数量众多的文章著作中发现真正的思想建树，也是可以做到的。现在我们提倡“中国翻译思想史”的写作，就是要从思想史的层面，对中国译学建设、翻译研究、理论建构的成果，在已有的基础上再加甄别，再做提炼，再做取舍，再去发现。把真正有思想价值的东西呈现出来，突显出来，弘扬出去，让广大读者和后辈学子加以思考和判断。说到“再加甄别、再做提炼、再做取舍”，就是说，也许在已有的相关著述中反复提到的人物或著述，在新的《中国翻译思想史》中就不用多说了，而是把重点放在“思想”价值的发现与阐发上面。不能满足于介绍和评述，要与所研究的翻译思想家的思想有交流、有撞击；要能够对翻译思想家的思想，加以分析、综合、提炼和阐发，进而作出思想史上的价值判断。

三、中国翻译思想史的三个时期的历史积淀

纵向地看，两千年间中国的翻译思想史的历史积淀，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是古代，是从道安到玄奘，即从公元4世纪到7世纪的佛经翻译时期；第二个时期是现代即从严复到钱锺书，亦即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80年代；第三个时期是从1990年代至今。

具体而言，在古代，翻译思想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关于“翻”“译”与古代“翻译”概念的产生与翻译思想的起源问题；二是佛经翻译家关于“直译”“重译”等翻译方法的概念与思想；三是佛经翻译中的“信”的思想；四是佛经翻译的名与实、文与质的关系论；五是佛经翻译中的“格义”与阐释学方法；六是道安的“失本”、玄奘的“不翻”与“不可翻”思想。这六个方面是古代中国翻译思想的精华，这是翻译思想的原创期，虽然只局限在佛典翻译领域，却涉及翻译原理、翻译方法、翻译文化论、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论等方面；虽然只是只言片语，却是开天辟地、空谷足音、微言大义，需要在现有的基础上做进一步阐发。

第二个时期，即从严复到钱锺书的时期，是被研究得最为充分、最为深入的时期。例如，陈福康的《中国译学理论史稿》，在这方面做了开拓性的研究，该书对这一时期的论述占了总篇幅的百分之八十。王秉钦的《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这段时期的论述也占了百分之八十以上。虽然书名中有“20世纪”的字样，但对20世纪80年代后的翻译思想最为充盈的时期，却以约十分之一的篇幅做了简单化的处理。作者在序言中所概括的“中国翻译思想发展史的十大学说”，其中除了有一个是古代的“文质论”之外，其他九个“学说”都高度集中在这段时间。实际上，这段时期的有一些“学说”，如林语堂、朱光潜、茅盾、焦菊隐的理论观点，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还显简单，创意也不大，实难称之为“学说”或思想。从真正的“翻译思想史”的角度看，这一时期可以称得上是“思想”的，大致有四个方面：第一是严复的“信达雅”论及后人的阐发。但是与其说“信达雅”是一种思想形态或具有思想的价值，不如说他的翻译理论方面具有承前启后的价值，并形成了以规范论与标准论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主流形态，可以称之为“泛方法论”形态。第二是鲁迅等人提出的“逐字译”“直译”“宁信而不顺”等主张，表达了借助翻译，来改良汉语乃至实现中国语言的现代化的意图；鲁迅关于翻译批评是“剜烂苹果”的论述，意在矫正胡译、建立现代规范的翻译与翻译批评；鲁迅关于复译与“转译”的主张，也是他的“拿来主义”文化思想的组成部分。第三是郭沫若等人起初以“处女、媒婆”论贬低翻译，后又将翻译抬升到与“创作”相等的位置，提出了“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能超过创作”的命题论断，标志着翻译家对翻译的高度自信，这种自信是此前的翻译家所没有的，是翻译艺术进入成熟状态的自然反映，也代表了那时人们对翻译文学独立价值的普遍认同。第四是“形神”之辨与傅雷的“神似”、钱锺书的“化境”论及其后人的阐发。“神似”“化境”是诗学的、描述性的审美价值判断，却也是翻译理论援引中国传统文论与诗学概念的最后的表达。在以上翻译思想的四个方面中，鲁迅的主张、郭沫若的思想主张，在当时都是以貌似极端的、偏颇的方式提出来的，现在看来却有更大的思想价值。

总起来看，从严复到钱锺书的翻译理论，所讨论的问题都集中在译者“如何译”的层面，是翻译规范论、翻译技术论、翻译方法论的放大，其理论话语的关键词，可以“信达雅”概括。所有的议论和理论，实际上都围绕着这三个字展开。“直译”“意译”论、“归化”“异化”论，风格忠实论不必说，“再创作”论、“神似”、“化境”说虽然引申到了翻译美学层面，但仍属于“信达雅”说的综合化与展开深化。这一时期翻译理论的基本特点，除了鲁迅、瞿秋白等少数的翻译思想具有现代思想文化的关心与建构的意图之外，可以说基本上就是“就翻译论翻译”，即属于泛方法论。有关翻译的话语无法和其他的话语相碰撞，这是翻译的思想产出较少的主要原因。此时期的翻译思想的单调，与此时期丰富的翻译实践是不太相称的。这也表明，思想往往是落后于实践的。翻译的思想需要后人从大量的翻译史料中慢慢发现和提炼。

第三个时期，就是最近二十多年。这里以1990年代以后作为开端。而现有的各种专门史一般都习惯于把改革开放后的1970年代末或1980年代初作为断代的年限。其实，对翻译思想史而言，整个1980年代，与此前的九十多年没有本质的改变，从1990年代中期以后才真正开始了新的时代，因为翻译研究由传统的语言学转型为新的文化学研究、文学研究，理论思考的角度改变了，思想建构的方式也改变了。1990年代至今虽然只有短短的二十多年，却是翻译思想最为活跃、产出最大、建树最多的时期。而这一时期，恰恰是翻译史研究的“灯下暗”时期。对这段时期的翻译理论与翻译思想的梳理、评述与研究严重不足。陈福康著《中国译学理论史稿》只写到1980年代为止，该书虽然多次再版，最近一次再版（2011年）改题为《中国译学史》仍然没有往下延伸和增补。作者在“后记二”中说：“拙书只写到1980年代止，曾有朋友希望我将此后的三十年也补写一下。老实说，这也并不那么难写，但还是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的。”说“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是实情实话，但是说“并不那么难写”，却未必然也。至于说不写最后三十年，是考虑“也省得写到我不想提到的人的高论了”[16]云云，就更不应该成为理由了。实际上，从“史”的角度叙述当代学术，看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或者即便感觉做起来容易，实则很难做好。王秉钦等著《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是20世纪的“中国翻译思想”的断代史，作者在“再版自序”中说：“我越来越感到，原来的研究项目框架已不能完全涵盖好容纳思想史所研究的全部范围。”[17]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的重头戏在最后二十年，而该书恰恰对最后20年做了简化处理。对此，正如谢天振教授所指出的，该书对最后二十年的“轻轻几笔带过”，使得全书内容显得“头重脚轻”。[18]这大概是因为距离太近，再加上非学术因素会影响学术判断，有好多东西不容易看清楚。再加上文献数量空前庞大，也更加令人如入宝山，一时眼花缭乱，难得要领。正因为如此，今后要撰写《中国翻译思想史》，就需要对研究最为薄弱的最近二十多年加以重点处理和特别关注，努力解决学术史写作中出现的“灯下暗”的现象，要用与这一时期的翻译思想的丰富建树相称的篇幅和字数，来谋篇布局。

四、近二十多年来中国翻译思想的诸种形态

中国翻译思想史上的第三个时期，即最近二十多年来，中国翻译思想的建构或建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许渊冲先生的以“译者与原文竞赛”为核心的“新世纪新译论”。许渊冲是天才的翻译家，他的翻译思想是从心底里自然地哗哗地流淌出来的，不是搬来的、借来的、挤出来、炮制出来的，属于真正的“浑金璞玉”。他的思想打破了传统的规范论、忠实论的束缚，他的表达方式也打破了我国学界常见的那种故作深沉、故作谦逊、故作沉着的惯态，以其特有的执著与率真，显示了一位翻译家旺盛的思想能力。他从翻译艺术的体验中创制了一整套属于自己的概念和范畴，提出了“三美论”“三似论”“三化论”“三之论”，都在强调译作本身独立的、创造性的价值，是前期“好的翻译等于创作”论的深化和理论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翻译创作派”或简称“译作派”，尽管其阐述具有感性的、不周延的、不完满的地方，却具有可观的思想含量，值得后人加以打磨和阐发。

第二是谢天振先生的“译介学”建构论。谢天振最早将比较文化、比较文学与翻译学相嫁接，较早在“媒介学”的基础上提出了“译介学”这一重要的分支学科概念，并反复不断地通过文章、著作、论文集、教材等形式，加以论述，影响很大，使得传统的基于语言学基础上的翻译研究，上升为文化传播史、影响史与接受史的研究，上升为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推动了近二十年来翻译研究由传统语言学层面的研究，向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的转型，为翻译学开辟了新路。使“译介学”形成了一种新的研究模式，也是近年来颇有声势和影响的学术思想流派。

第三是王秉钦等先生的“文化翻译学”建构论。他在1995年出版的《文化翻译学》一书中，最早明确提出了“文化翻译学”的学科范畴，建立了文化翻译学的理论体系，将语言文化中的翻译问题与翻译中的语言文化问题统一起来，将外国翻译界的文化翻译理论与中国传统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结合起来，推动了中国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对接，后来在众多的研究者的呼应与努力下，事实上已经形成了“文化翻译”的研究模式，或研究流派，这种模式相当程度上打破了此前一百年翻译研究的语言学单一向度，也为翻译思想的产生创造了更多的可能与空间。

第四是辜正坤先生的中西诗鉴赏与翻译体系模式论。他从丰富的翻译实践入手，总结出了一整套中西诗歌鉴赏与翻译的理论体系、理论模式，包括诗歌鉴赏的“五象美论”、十个角度、五个标准、五个功能，把诗意的灵动性与概念范畴的科学严谨性很好地结合起来，将中国传统哲学美学文论与西方作品相互浸泡与融汇，使其翻译论由技进乎道，也就有了思想的品质。他提出的“玄翻译学”作为“翻译理论的理论”，也是从哲学层面探讨和研究翻译理论问题、翻译文化问题的方法论。虽然还有待于进一步论证和充实，但使翻译问题思想化的动机，是非常有意义的、值得赞赏的。

第五是翻译造词（翻译语）研究及“历史语义学”方法论。冯天瑜、沈国威等一批学者，在新旧世纪交替时，提出了“历史文化语义学”或“文化语义学”等概念和主张，以“翻译语”的研究为基本单位和切入点，从语义的历史演变的角度，解释了中外语言文化、翻译文化之间的深层联系。冯天瑜的《新语探源》及相关学者所发表的一系列相关成果，往往能在哲学、美学、文论、翻译学等各方面，加大研究深度，阐发、生发出思想史的价值。

第六是“翻译文学”概念的定着及其翻译文学中国文学属性论。把“翻译文学”作为一种介于“本土文学”“外国文学”之间的独特的文学类型，并把它视为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或特殊组成部分，是一件具有思想史意义的事件。它的理论论争的结果，不仅为翻译文学定性与定位，而且，颠覆、更新了人们对翻译文学与文学翻译的认识，改变了人们对“中国文学”“外国文学”的传统认知。“翻译文学”融入“中国文学”，使翻译家和译作进入了中国文学研究的视野，也带来了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课程内容的变革。在这个问题上，施蛰存、贾植芳、方平，特别是谢天振等先生，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七是翻译史及翻译文学史体系建构论与方法论。这是一种新的历史书写方式，马祖毅先生最早写出了综合性的中国翻译简史，谭载喜最早写出了《西方翻译简史》，陈玉刚、刘献彪等先生最早写出了中国翻译文学史，王克非在《翻译文化史论》中较早提出了“翻译文化史”的概念，王向远写出了最早的一部国别文学（日本文学）翻译史、最早的东方区域文学翻译史及中国文学翻译论争史，提出并阐明了翻译文学史的六大要素等方法论。季压西、陈伟民的长达150万字的三卷本《语言障碍与晚清现代化进程》，从“语言障碍”这一概念切入近代翻译文化史，等等。更多的是那些关于翻译史的个案研究与专题研究，在产生了大量系统丰富的新知识的同时，这些作者都提出了或在著作中体现了自己的翻译史写作的思想方法，都是值得翻译思想史加以总结、阐发和提炼的。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翻译研究中“文化翻译”“译介学”形态在繁荣发展了二十多年后，也出现了选题重复、理论想象力贫弱、创新点缺乏、对某些观点与主张阐释过度、走向偏颇等现象和问题。鉴于这种情况，笔者提出了“译文学”这一概念及新的研究范式。“译文学”的建构前提，是把当代中国的翻译研究划分为“翻译学”“译介学”、“译文学”三种不同的研究模式，认为一般的“翻译学”是语言学中心论和忠实中心论，“直译/意译”二元的方法论；“译介学”是媒介中心论、文化中心论、“创造性叛逆”论、“异化/归化”二元的翻译方法论和译本评价论，而“译文学”作为“译文之学”，即以研究译文为中心的学问，则是“译本中心论”“文学中心论”“译本批评中心论”“创造性叛逆”与“破坏性叛逆”两种叛逆论，“迻译/释译/创译”三位一体的翻译方法论与译本评价论，并主张以“迻译/释译/创译”的三元论来取代传统的“直译/意译”二元论。以“归化/洋化/融化”的正反合论，来取代“归化/异化”的二元对立的文化风格与翻译策略论。还提出了“翻译度”“译文老化”等概念，提出把“翻译语”的研究作为“译文学”研究的最小单元。“译文学”的研究模式与批评模式，可以与“译介学”互为补充，也是超传统翻译学，开拓并深化今后的中国翻译研究的一大模式与方向。从“译文学”产生的思想，是从翻译研究的核心与本体——译文——产生出来的，因此，它是严格意义上的“翻译的思想”，而不是“文化研究的思想”“比较文化的思想”或“比较文学的思想”。

综观最近二三十年的“翻译的思想”，其最大特点是具有超学科、跨文化的生产特征。与前两个阶段的最大不同，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是在表达方式上，超越了以翻译家为主体的翻译经验谈、感想与随笔的表达形式，而主要使用学术论文、学术论著的方式加以系统地阐述。

第二，“翻译”已经成为研究的对象，翻译已经在体制上被学科化。参与翻译学科建构的，大都是翻译家、理论家与学者三位一体的专业人士。

第三，在论题和话题上，由上一个时期的“如何译”，而转向了“译得如何”“何以如此译”这两个基本问题，“译得如何”是作语言学与文艺美学的审美判断，“何以译”“何以如此译”则是作历史文化学的全面观照，是做文学史、学术史、思想史的价值判断。

第四，在翻译学科化的同时，也出现了超学科研究的倾向，翻译问题已经不再是“翻译”圈子内的话题，而成为中国文学、外国文学、中国学术文化、文艺理论、美学等领域的共同话题。

第五，由于不同的思想主张与学术范式的形成，事实上已经出现了翻译思想中的不同思想流派的倾向和萌芽，也为今后的进一步发展预示了广阔的前景。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只有不同流派的自然形成与流派之间的相互切磋与论争，才能促使思想火花的绽放，有利于思想成果的形成。

与其他国家比较起来看，我们在翻译思想的产出方面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可谓天时、地利、人和。所谓“天时”，是说中国古代翻译的千年历史，近代翻译的百年历史，现在到了最终加以整理、清算、鉴别、阐发和提炼的时期；所谓“地利”，是说我们中国具有跨越中印、中西文字，即跨越汉语的象形表意文字与印欧语系的拼音文字两大文字系统的最悠久、最丰厚的翻译历史，是西方各国、东方的印度等国所难以比拟的，要论翻译思想的产出条件，则舍中国而无他国；所谓“人和”，是指我们中国近年来已经形成了或许是世界上人数最多的从事翻译、翻译研究与翻译教学的队伍，而且许多是翻译家与理论家兼于一身，学科意识极强，最近这些年的翻译研究学术成果的产出量，估计也应该是世界第一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条件发挥中国思想者的主体性的自觉，强化思想生产与思想创新的意识，超越传统的语言学层面的翻译论，寻求跨学科的综合视角，从而促使翻译思想的不断产生。

[1] 本文原载《中国比较文学》，2000（4）。

[2] 本文原载《中国比较文学》，2005（2）。

[3] 本文是“首届翻译史高层论坛”（成都）的主题发言，原载《社会科学报》（上海），2013-10-17。原题《应该有专业化、专门化的翻译文学史》。

[4] 本文原载《苏州科技学院学报》，2011（6）；《复印报刊资料·外国文学研究》，2012（5）转载。是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翻译之争》（收入《王向远著作集》第八卷时改题为《中国文学翻译九大论争》）的“绪论”的基础上改写而成。

[5] 本文原载《安徽大学学报》，2014（4）。

[6] 谢天振：《译介学》（增订本），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7] 王向远：《翻译文学导论》，1～5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8] 谢天振：《译介学》（增订版），20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9] 王向远：《翻译文学史的理论与方法》，载《中国比较文学》，2000（4）。

[10] 王向远：《应该有专业化、专门化的翻译文学史》，载《社会科学报》（上海），2013-10-17。

[11] 王向远：《翻译文学导论》，15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2] 对“语言原教旨主义”的批评，请参见王向远：《从“外国文学史”到“中国翻译文学史”》，载《中国比较文学》，2005（2）。

[13] 钟玲：《美国诗与中国梦——美国现代诗里的中国文化模式》，34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14] “溶化”，亦可作“融化”，是笔者在《翻译文学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中初步提出的一个概念，作为翻译界常用的“异化”、“归化”正与反概念之后的“合”的概念。

[15] 本文原载《广东社会科学》，2015（6）。

[16] 陈福康：《中国译学史》，433～434页，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

[17] 王秉钦：《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第二版），3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

[18] 谢天振：《海上译谭》，89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