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赏，包含着“鉴别”、“欣赏”两重意思。“鉴别”是一种价值判断，主要靠学识，“欣赏”是一种审美心理活动，主要靠感觉和情绪。翻译文学的鉴赏就是读者通过对译作的阅读而实现的一种以审美为主导的接受行为。它是读者对译作的积极的消费活动，也是一种富有主观性、审美性的思维活动。翻译文学的鉴赏与一般的文学鉴赏没有根本的区别，但也有所不同。首先，翻译文学鉴赏对鉴赏者的文学修养、知识储备的要求更高。一般说来，兴趣产生于了解，中国读者对本国的了解总是超过对外国的了解，对描写和反映本国生活的作品，理解上总比外国作品相对容易些。没有对原作所描写的那个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背景的一般了解，没有外国文学史的起码常识，势必会妨碍鉴赏的境界。读者之所以对某种翻译文学译本产生了阅读的兴趣，一般都是以对该译本相关知识的前期了解有关。事先对一个译本的相关信息和知识毫无了解，闻所未闻，很难产生阅读的兴趣。在现代社会，一般读者对译本相关知识的了解，大都来源于报刊、影视等大众媒体。大众媒体提供的有关信息越多，则一种译本的接受者也越多。其次，翻译文学的鉴赏不同于本土文学的鉴赏，翻译文学的鉴赏动机主要在于对异文化的理解与感受。译本对读者来说，就是反映异文化的一面镜子。读者阅读译本，最希望获得的阅读快感恐怕就是其中的异域风情、异国情调或“洋味”。这种异国情调或洋味给读者提供了本土文学所缺乏的新异感。低层次的鉴赏可能是猎奇，但猎奇中也有求知，高层次的鉴赏就是对异文化的理解和沟通。这种通过译作的接受和鉴赏所得到的，往往是异文化的较为深层次的东西，是一般的与外国人的个别接触、走马观花式的旅游所不能得到的，这其中包括熟悉和了解异国的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民族精神和民族的历史文化底蕴。所以，翻译文学的鉴赏，实际上就是通过译本而进行的双边交流，而且是深层次的精神交流。翻译文学家使原文中的外国人全“改说”本国话，这就很容易使读者对外国人由“异类”感而产生认同感，在阅读中感到外国人与自己原来都是一样的“人”。当年德国作家歌德在阅读中国古典小说《好逑传》译本时，就对他的秘书大发感慨：原来中国人和我们是一样的喜怒哀乐，一样的“文明”。相信这种感受对那些处于相对封闭状态的读者而言，是普遍的共同的体验，也可能是阅读翻译文学的最主要的美感来源。

文学作品的读者是分层次的，由于翻译文学的读者层次对鉴赏的影响较为明显，因此，在研究翻译文学鉴赏的时候，有必要区分一般读者和业内读者两种不同的读者群体。文学工作者、专业人士和除此之外的普通读者，对作品的鉴赏状态颇有不同，广大的一般读者没有双语能力，他们的鉴赏自始至终都在译本本身，他们不区分、也没有能力区分译本与原作的不同，译本对他们来说就等于原作，他们的鉴赏更多的是欣赏，更多地表现为一种阅读消费。它们在欣赏中可以各取所需，可以有误解误读，这不可避免，又无可厚非。大多数翻译家在翻译的时候，心目中主要的读者对象是这些广大的一般读者。为了让这些读者能够接受得了，欣赏得了，翻译家都有自己的翻译策略。例如，近代严复、林纾为了让那时的读书阶层，即传统的知识分子阶层能欣赏译文，就采取文言文体和“达旨”、窜译的翻译方法。而五四前后译文的读者阶层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欣赏严复、林纾那样的译文，而欣赏带有欧化色彩的白话文，这种欣赏趣味也相应地促使翻译家改变翻译方法。翻译家译出来的东西，总是希望有更多的人来欣赏。因此，很大程度上说，读者的欣赏趣味影响翻译家的翻译。翻译中的“归化”的主张，实际上就是以一般读者的欣赏趣味为转移的一种翻译策略。当然，翻译家的翻译也在不断改变着读者的欣赏趣味，二者是相反相成的辩证统一的关系。

普通读者的欣赏是纯粹个人的思维活动，他们一般不会发表鉴赏文章，他们对一种译文或译作的态度和评价集中表现为是否愿意购买和阅读。而业内读者——或者说专业读者，对译本的鉴赏则伴随着或多或少的鉴别、判断在内，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严格意义上的“鉴赏”，而不是单纯的“欣赏”。业内读者的鉴赏更多的是看出一般读者无法看出的一些东西，比如译作中是否有误译，译文风格是否符合原文风格等。他们有能力对照原文来鉴赏，也有能力写出鉴赏的文章，将自己的鉴赏体会公之于众。这样的鉴赏则有可能和批评活动联通起来。假如他们将自己的鉴赏表述出来，形诸文字，那就成为“鉴赏批评”。在这方面，袁锦翔教授在《名家翻译研究与赏析》[1]一书中做出了很好的示范，他提出了“佳译赏析”的四个步骤：精选译作，全神贯注；反复阅读，敏锐寻觅；吃透“两头”（指作者译者与读者），注意效果；融会贯通，品鉴入微。这些看法是值得“鉴赏批评”或“鉴赏研究”者参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