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翻译理论中，有一个概念是equivalence，我国将它译为“等值”或“等效”，在含义上与中国的“神似”、“化境”有些相当，而且在我国也有一定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等值、等效加以简单评述，并与神似、化境加以比较，以便进一步突显神似、化境的价值和特色。

1953年，苏联费道罗夫在《翻译理论概要》一书中写道：“有两项原则，对于一切翻译工作者来说都是共同的：一、翻译的目的是尽量确切地使不懂原文的读者（或听者）了解原作（或讲话的内容）；二、翻译就是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在内容与形式不可分割的统一中所业已表达出来的东西准确而完全地表达出来。”他的书1955年在我国翻译出版（李流等译，中华书局版）后影响很大，译界将其概括为“等值论”或“等值翻译”。继费道罗夫之后，苏联巴尔胡达罗夫的《语言与翻译》一书于1985年在我国出版（蔡毅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且传播很广。在本书中，他对翻译作了这样的界定：“翻译是把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在保持内容方面（也就是意义）不变的情况下改变为另外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的过程。”认为“‘等值’这一概念应理解为‘带来同一信息’”。他解释道，保持内容不变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在语际改变中不可避免地会有所损失，不可能百分之百地传达原文表达的全部意义。因此，译文绝不可能同原文百分之百地等值。而“百分之百的等值”，“只是翻译工作者应当力求达到，但永远也达不到的最高标准”。英国语言学派翻译理论家的代表、同时也是等值翻译模式最早倡导者之一卡特福德，在他的《翻译的语言学理论》（1965）中，把翻译界定为“将一种语言（原文语言）组织成文的材料替换成等值的另一种语言（译文语言）的成文材料”，认为当原文和译文中的语言单位有相同（至少部分相同）的实质特性时，就构成了翻译中的对等关系。对翻译等效论作出更为系统的论述，在我国影响更大的，要数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在《翻译科学探索》（1964）一书中，奈达提出了“dynamic equivalence”即“动态等值”或译“动态对等”、“灵活对等”的概念，指出译文的“接受者和译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应该与原文接受者和原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对等”。译者应该追求的是这种对等而不是同一，但同时又指出，翻译中信息的流失不可避免，绝对的对等是不可能的。自50年代一直到90年代以来，欧美的这些“等值”、“等效”的理论在国内相继作了介绍，许多人对此十分推崇，对我国翻译理论的建设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

关于翻译文学的理想境界，我国已有上述的“神似”、“化境”的理论，而西方人的“等值”、“等效”讲的也是翻译的一种理想目标，两者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总的说来，“神似”、“化境”不是针对一切翻译而言的，而是专对翻译文学而言的；而“等值”、“等效”则试图涵盖一切形式的翻译。换言之，“神似”、“化境”属于译学理论中的“文艺学派”的理论，而“等值”、“等效”的理论基础主要是语言学，基本上属于译学理论中的“语言学派”。但我国也有学者指出，“神似”论是有局限的，“等值”、“等效”论可以超越其局限。“等效”论在中国的主要倡导者金隄先生在《等效翻译探索》一书中，也基本认同“神似”论，但同时也指出：“‘神似’的原则正确地考虑了总体效果的对等，然而倡导者往往忽略翔实，实质上是把‘神’（精神）和‘实’对立起来，重身而轻实，没有考虑到事实上的出入常常影响译文的效果。”他强调：“等效翻译所追求的目标是：译文与原文虽然在形式上很不相同甚至完全不同，但是译文读者能和原文读者同样顺利地获得相同或基本相同的信息，包括主要精神、具体事实、意境气氛。这就叫等效或基本等效。这个目标应该适用于一切种类的翻译。”[21]他指出：“对等是一切严肃的翻译工作者必然追求的目标，不是这样的对等，便是那样的对等。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否定等效原则，那就是在证明实际上并不等效的同时，能指出另一种更有意义而又更切实可行的对等。如果能确实证明有那么一种对等，那么等效原则就应该退让；除此以外，一切指出不等效的批评和质疑，都可以看作是对等效论的积极帮助，可以促使它在理论上进一步发展，从而在实践中起到更有效地提高翻译水平的作用。”[22]

有人则不以为然，如罗新璋先生说：

等值等效，倘能做到，那是再好也没有了。只要是认真的译者，私心里谁不希望自己的译作能与原文等值，在读者中产生等效。积极方面讲，表示译者与原作者并肩而立，能炮制出令人刮目相看，甚至要叹为观止的等替物；消极方面，则拒绝了一切重译的必要，使自己的译作能“用保用享”，垂范后世。然而，世间一切都不可重复……所谓等效，也应理解为“在可能范围内最接近原著的效果”。这么说，名有点不符其实，打出来的旗号，并不是实际所要求做到的。作为一种理论主张，如果光看字面，顾名思义，易致误会，总觉不够严密。理论是实践的总结，也应能是实践的指导。恕我孤陋寡闻，不知世界上是否已诞生公认的等值译本；至于等效，则晓得对同一作品、同一人物，往往观感殊异，爱憎难同，反应是很难等一起来的。[23]

在这里，罗新璋指出了“等值”、“等效”说在理论上的悖论和缺陷，是一针见血的。应该说，“等值”、“等效”理论试图运用现代语言学和现代信息论来研究翻译问题，试图使翻译研究科学化，是有益的尝试。但平心而论，他们所得出的观点和结论却并不那么“理论”，而且也不那么新鲜。早在1931年，瞿秋白就在给鲁迅的讨论翻译问题的一封信中说过：“翻译应该把原文的本意，完全正确地介绍给中国读者，使中国读者所得到的概念等于英俄日德法……读者从原文得来的概念。”现在我们可以把这段话视为“等效”问题的较早、较全面的表述。到了1954年，茅盾在《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的著名报告说：“文学的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这就从文学翻译的角度阐述了“等效”的观念。而且，就在“等值”论传入我国不久，我国翻译家们还提出了与“等值”论不同的，但更恰切的“相当”论。1959年，卞之琳等人在《十年来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一文中提出：“文学翻译的艺术性所在，不是做到与原书相等，而是做到相当。”这“相当”一词非常准确和恰当，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可惜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等值”、“等效”论和我国的“神似”、“化境”论都认为翻译要将原文的意义尽可能忠实地传达给读者，都十分注重翻译的接受效果，奈达对“动态对等”的定义就是从读者反应角度下的，主张翻译中的语言形式的对等与接受效果的对等两者的统一，强调要考虑不同层次的接受者的情况，把读者的反应作为评价翻译作品的标准。“神似”和“化境”说却并不强调语言形式的对等，而是主张不拘泥字句、语法等具体的语言形式的方式，强调忠实原文的精神内涵，以便更好地传达原作信息。同时，“等值”、“等效”说和“神似”、“化境”说都承认完全忠实的传达是不可能的，因而“等值”、“等效”也好，“神似”、“化境”也好，都只是翻译中的一个理想。我国有学者质疑“等值”、“等效”之类的概念，究竟是界定翻译标准，还是概括翻译方法，还是规范翻译过程，抑或是三者兼而有之，都让人不得要领。[24]“等值”、“等效”的这种特征正好说明它实际上不是具体可操作的标准方法。尽管外国有人早在1972年就预言“等效原则势将成为压倒一切的原则”（德国学者柯勒语），尽管有些提倡者努力使“等值”、“等效”成为标准和方法。但实际上，“等值”、“等效”和“神似”、“化境”一样，只是翻译的“理想”目标。但在表述上，“等值”、“等效”却极力科学化，调动语言学、接受美学等现代科学手段，试图建立翻译模式，强化翻译的规范性。例如，有人尝试对语言形式的“效果”进行具体的定量分析，对翻译的“对等成分”作出定性或定量的分析，将原文与译文进行比较，从静态（词级、词组级、句级、句群级、篇章级）和动态（表层、修辞层、深层）两个方面入手，在十五个平面上探求其等值关系，试图将翻译的“对等”概念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25]但这种语言形式上的对等和“效果”的对等是否是一回事，却不能被证实。与“等值”、“等效”论不同，我国的“神似”、“化境”运用的是艺术的、模糊的、具有弹性和软性特征的语言来表述的，它在承认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鸿沟和差异，承认翻译的局限性的前提下，不求“等值”和“等效”，但求“似”和“化”。因此，从本质上看，“等值”、“等效”说试图以现代科学作为自己立论的基础，而“神似”、“化境”说却立足于文学艺术的特有属性。换言之，“等值”、“等效”说具有科学的属性，而“神似”、“化境”说具有文艺的属性。“等值”、“等效”的主张者们试图使它适用于指导一切翻译，但它的科学属性却实难使它适用于文学翻译。从实践上看，在中国的高明的翻译家那里，“神似”、“化境”可以一定程度地接近或达到，而绝对的“等值”、“等效”在西方拼音文字的传译中尚且被认为不可能，在西语与汉语的传译中恐怕更难企及。既要效果对等，又要语言形式对等，实际上比“神似”、“化境”更难以企及。如果说“神似”、“化境”在文学翻译中通过努力可以接近和实现，而“等值”、“等效”则遥不可及。因而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神似”、“化境”是“审美理想”，“等值”、“等效”则是“科学幻想”。也许由于这样的原因，“等值”、“等效”说在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翻译界，由热烈推崇，走向冷静思考和研究，再到反思和批评。2001年，陈宏薇教授以我国译界核心期刊《中国翻译》为调查目标，对1980年至2000年期间有关奈达理论的论文进行全方位的扫描，得出的结论是，对奈达的“功能对等”和“读者反应理论”由最初的译介、推崇，发展到否定和怀疑占上风，后又发展到明确的批评，且批评越来越尖刻。对奈达等效原则的接受经历了从起初的人人“言必称奈达”，到后来“言必称奈达理论之缺陷”。[26]可以说这是必然的。

用外来的“等值”、“等效”的理论来烛照一下我们的“神似”、“化境”说，我们也许会得到一些有益的启发。“等值”、“等效”论是一个很理想化的理论主张，它与我国的“神似”、“化境”说在许多方面是相通的。这表明，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翻译除了要有基本原则和标准外，还应当提出供翻译家努力的理想目标，哪怕达不到也好，因为理想总得要高于现实。中国的“神似”、“化境”没有西方的“等值”、“等效”那样试图涵盖一切翻译，也不是那么科学化和抽象化，但对文学翻译这种特殊的翻译活动确实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遗憾的是与“等值”、“等效”论比较起来，还严重缺乏理论阐发。现在关于“等值”、“等效”的论述，国内外不乏专门的著作，论文更是难以计数，而关于“神似”、“化境”的专门研究，不要说专门著作，就连专题论文也很罕见。我国翻译界应该有更多的人、投入更多的力量，以阐发“等值”、“等效”一样的热情，来阐发和研究“神似”和“化境”，充实其意蕴，丰富其内涵，使其由“可意会”上升为“可言传”。同时，“等值”、“等效”论和“神似”、“化境”的比较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翻译既是科学，也是艺术，企图将翻译完全科学化，正如企图将翻译完全艺术化一样，是徒劳无益的。文学翻译也有科学性，翻译文学更具有艺术的本质属性。因此，对翻译文学、特别是中国的翻译文学而言，“神似”、“化境”说似乎比一切外来的理论更切合其本质属性，它是翻译文学的理想境界，但又不是遥不可及的海市蜃楼。

[1] 茅盾：《译文学书方法的讨论》，载《小说月报》，第12卷第4号，1921。

[2] 郭沫若：《歌德诗中所表现的思想·附白》，载《少年中国》，第1卷第9期。

[3] 郭沫若：《批判〈意门湖〉译本及其他》，载《创造季刊》，第1卷第2期，1922。

[4] 陈西滢：《论翻译》，载《新月》，第2卷第4号，1929。

[5] 林语堂：《论翻译》，见罗新璋编：《翻译论集》，42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6] 王以铸：《论神韵》，载《翻译通报》，第3卷第5期，1951。

[7] 傅雷：《〈高老头〉重译本序》，见《傅雷文集·文学卷上》，第272～273页，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8] 傅雷1963年1月致罗新璋，见《傅雷文集·书信卷上》，第291页，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9] 罗新璋：《翻译论集·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代序）》，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10] 钱锺书：《林纾的翻译》，载《文学研究集刊》，第1册，1964。

[11] 金岳霖：《论翻译》，见罗新璋编：《翻译论集》，463～46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12] 李赋宁：《浅谈外语学习和翻译》，载《翻译通讯》，1983（11）。

[13] 黄龙：《翻译艺术教程》，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

[14] 许渊冲：《红与黑》中译本序，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

[15] 刘靖之：《重神似不重形似》，见《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389页，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

[16] 罗新璋：《翻译论集·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代序）》，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17] 罗大冈：《漫谈文学翻译》，载《翻译通讯》，1983（1）。

[18] 孙致礼：《坚持辩证法，树立正确的翻译观》，载《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6（5）。

[19] 郑海凌：《文学翻译学》，164页，郑州，文心出版社，2000。

[20] 郑海凌：《文学翻译学》，149页，郑州，文心出版社，2000。

[21] 金隄：《等效翻译探索》，40页，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8。

[22] 金隄：《等效翻译探索》，23页，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8。

[23] 罗新璋：《中外翻译观之“似”与“等”》，载《世界文学》，1990（2）。

[24] 刘祖培：《翻译等值辩》，载《中国科技翻译》，2000（2）。

[25] 吴新祥、李宏安：《等值翻译初探》，载《外语教学与研究》，1984（3）。

[26] 陈宏薇：《从“奈达现象”看中国翻译研究走向成熟》，载《中国翻译》，20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