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这里才出现了这一问题的新提法：柏格森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一种循环，即迄今为止对理智之源的发展史和生物学的探究（如斯宾塞）所造成的循环（Zirkel）；康德的德国弟子们（最明显的是里尔）[40]早就看到这一循环，他认为，斯宾塞已“克服”康德的先验学说。一种在斯宾塞的意义上合族类地获取到并遗传下来的对自然机制的适应不可能是知性，原因在于：“自然机制”（知性随感和材料将之作为实在自然来构造），本身已包含其诸基本关系的整个构架，换言之，设想的知性之源已是这一构架及其权限的前提。斯宾塞并没有顺着生命本身的足迹去探究生成的发展，他只将生成物（像物理学家对待运动那样）解析为小块碎片，并指明何以思考生成物以此方式得从这些碎片中拼起来，犹如我们用零件装配出一个工件或一台机器。“思考”即知性，斯宾塞想象以此方式从机械论生物学和联想心理学中推导知性。关于死寂事物的科学以及知性的科学提出了一幅物质的图象，即退回到知性与自然的对立（在知性与自然的相联中，康德哲学依旧停留在其后者之前）。这种物质的图象的一个一般推导因此会引出一个问题：这种推导也许才是真正的“宇宙进化论”。

从问题的这一新颖提法之中，柏格森推出了一幅风格豪放、远远超出了艺术感受的、哲学上扎实的全景图画，这幅全景画展示了普遍生命的本质和进程，展示了生命诸形式（如植物、人、动物）的感觉，展示了被描绘为昏矇、本能和知性的意识种类。他的这一作品以总括罢笔：总括从所获得的东西中产生出的生命在与精神和知性的关系中的意义以及自然秩序和知性的共同起源。全面深入这一思想的世界，则留给了这部作品的读者。柏格森提供的一切都集中于：让一种对Elan vital［“生命**”］的直觉在读者身上萌生。这种“生命**”是一种不可分割的奋进力、一种可观、可感的动力性涌流，它通过已成形器官、通过胚胎的联结环节的中介穿越一代又一代的胚胎，在死者身上断裂的同时又重新进行分解，卷起新型创造的漩涡。这种生命**时而像流失于一种环境，自己从物质的充实中把自己当作其临时的“氛围”剪除掉，并被这剪除的东西所催眠，呆立而显得畏缩；时而又奔向新的对宇宙的占领和开启，涌流又不断生长、创造，重新把一切所创造物汲纳回自身，以便创造新的东西。没有“计划”和“目的”，这些范畴只扎根在人类的劳动和知解方式中；也没有任何机制能使人理解生命（以炯炯大眼的游戏孩童之形象出现的“生命”）之活动和作用。终极目的论和机械论仅仅以不同方式和方法指出了，如何考虑在与劳动的、制造机器的人作类比时组合生命**的物质，从来没有指出这种生命**的游戏本身所具有的动态推动力，而这一推动力亦造就了手和知性。但是，尽管缺乏任何牵引动机，缺乏任何“目的”，处于发散性发展背后的生命冲撞之单位，在其创物（比如软体动物类和脊椎动物类）的相似中于to-tocoelo（整个天地间）各种各样的周遭条件和刺激条件下是可见的，并在生命力的同情感中（在母爱中最为深切）呈现给我们。

柏格森在他那些富于精神却又语焉不详的提法中完成的东西，无疑只是生物学中的哲学问题的第一个轮廓、第一次触及；我们的所有工作都必须集中到这些问题上来。由鲁克斯[41]提出的发展机制之方向的成果尚未摘取；与那种对生命之本质、生命之形式和运动及其形态发生上的生成的考察不同，发展论的考察在整体上起到了一种极为重要的作用。关于死亡、关于爱欲的意义、关于性别区分的意义的学说是一门更高深的学说；我们对这门学说的探究毫无结果。但是，一个极富成果的探究方向无疑由问题的新交织而提出来了。

四

这种欧洲的世界观及其世界概念之改塑的发端几乎是悄然的；我们在此对这一发端作了报道。所报道的仅只是悄然的发端！至于更详尽、更严格、也更德意志化的研究方法（以此方式，一门从世界之本质意蕴的体—验出发的哲学新近在《哲学和现象学年鉴》[42]中提供了自己研究工作的一些成果），我们在此则有意未作报道，虽然我们从这一方式出发并在此基础上已充分利用了尼采、狄尔泰和柏格森给予我们思想的巨大推动。我们之所以未谈及这一方面，是因为这项研究按现象学朋友们圈内所选择的水平高度目前还需要保持某种程度的沉默；否则，谈论会在社会上引起反响，只可能使这一沉默提前中止。我们关注的世界观之改塑将不是在意识的一个、而是许多水平上实现。

但有一点我们知道：这一改塑将犹如一个成年累月蹲在黑暗牢房里的人踏进万紫千红的花园时迈出的第一步。这一牢房是那指向单纯机械事物和可机械化事物的知性用其“文明”给我们限定的人类环境。而那一花园将是上帝的五彩缤纷的世界：尽管还遥远，却已看见它在为我们打开大门并向我们致候——那么明媚的世界。牢房里的人是今天和昨天的欧洲人：他叹气、呻吟，在他自身机制的负担下蹭步，眼里只有地球，步履沉重，至于上帝和世界，他早已忘了。

[1] 关于内感知与反思的区别，请参见拙文《自我认识的偶像》。（中译见《价值的颠覆》，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译注）

[2] 参见尼采：《道德的谱系》。

[3] 我在《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实质的价值伦理学》一书中对这一概念作了更为详尽的确定；见该书第一部分。

[4] “惯性”概念和惯性定律被伽利略定义为无生机的运动之特性，并有意识地使之同有生机的运动对照；因为，古人（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曾错误地用生命运动来类比无生命的运动。当笛卡儿忘记这点而把生命运动从属于“惯性原则”时，显得有多么可笑！

[5] 请参阅《道德建构中的怨恨》中的最后几段；也请参阅《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实质的价值伦理学》的第二部分。

[6] 奥尔巴赫（Felix Auerbach），德国自然哲学家。——译注

[7] 参见《内在自我认识的偶像》。

[8] 尼采：《善恶的彼岸》，296页。

[9] 参见狄尔泰文集中即将出版的第四卷《精神世界》。狄尔泰文集目前重新印行，令我们高兴。迄今已经出版文集第二卷；《自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以来对人的分析和世界观》（莱比锡，1913）。

[10] 关于这些认识形式的本质，我在《同情的本质和形式》以及《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第Ⅱ部分）中已作了更为详细的论述。

[11] 特赖奇克（Treitschke，1834—1896），德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其主要作品是《十九世纪的德意志历史》。他是主张国家权力政治的代表人物，曾同俾斯麦有过密切的合作。——译注

[12] 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苏格兰历史学家和作家。——译注

[13] 特别请见狄尔泰：《十六和十七世纪人类学的功能》，载全集第二卷。

[14] 布鲁诺已提出这—点，并早在由于光谱分析法的发现、由于本森（Bunsen）和基尔霍夫（Kirchhoff）严格证明这一命题之前就已经提出了。

[15] 参见：《自我认识的偶像》一文的结论。

[16] 哈特利（Daivd Hartley，1705—1757），英国医生、哲学家、联想主义心理学体系的创立人；其主要著作为《对人、其结构、其职责期望的观察》。——译注

[17] 普里斯特利（Josoph Priestley，1733—1804），英国化学家、哲学家、神学家；曾在《对物质与灵魂的考察》一书中提出自然是物质的、灵魂是物质的特性的见解；他发展了哈特利的联想心理学。——译注

[18] 穆勒父子：（父）詹姆斯·穆勒（Jariles Mill，1773—1836），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主要作品有《不列颠印度史》、《人类精神现象的分析等》；（子）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逻辑学家；主要著作有《逻辑体系》、《功利主义》等。在联想心理学方面，父子俩都有过研习，但未有突破。——译注

[19] 今天，许多学者［比如敏斯特贝格（Hugo Münsterberg），见其《心理学的基本特点》，第一卷，莱比锡］至少认识到，这纯粹是一个构造，它更多地是基于意志的—种“作为”而非事实。

[20] 参见狄尔泰：《关于一门描述的和解释的心理学的理念》，见《文集》卷四。

[21] 即《时间与自由意志》（英译本书名）。

[22] 参见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一卷和我在《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一书论述先验论的第二节里所作的区分。

[23] 这里，柏格森所依据的是迪昂（P.Dehem）对力学方法和物理方法所作的深入的认识论研究。

[24] 我对柏格森这些论题哪些站得住脚、哪些站不住脚的分析，见《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的第二部分。

[25] 参见法拉弟的《科学论文集》。

[26] 不过，不能把柏格森关于直觉的这一不太清晰的学说同现象学的谨严而狭窄地限定的“本质直观”混为一谈。

[27] 然而，由于柏格森缺乏本质直观的概念，也缺乏对这类“经验”（不同于一切观察和归纳）的根本不同特性的识见，所以，他的“直觉”学说本身极其含混不清，而且，从他的立场这种含混无法克服。

[28] 在这一问题上，狄尔泰亦早已持完全类似的立场。特别请见他的《论实在意识》一文。也请参阅迈农（A.Meinong）在其《可能性与或然性》一书中就明证判断和批判的事后判断所作的极为中肯的论述。

[29] 标准问题的意义绝非因而被否定了；只不过必须深刻认识到它们是次要的问题。

[30] 这一问题的解决大概取决于现象学与批判主义的内在对立之解决；我的《认识论》对这一问题将作更为详尽的论述。

[31] 我以为柏格森的这一思想不通。

[32] 参见《自我认识的偶像》一文；此文批驳了这一误识。

[33] 对这一权利及其界限，我在《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的第二部分中作了详细的论述。

[34] 因为，这种预言只限于这类因果过程；而同样的起因和作用则可能重复。

[35] 普罗丁（Plotinus，205—270），古希腊哲学家，新柏拉图主义的创建人；他的文章后来由他的学生波尔费留编辑成《九章集》。——译注

[36] belle l'ame［心灵美］的概念在新柏拉图主义中有其根源。

[37] 这一著作新近由康托罗维奇的杰出翻译而在德语世界流传。见《创化论》（耶拿，1912）。

[38] 至于用于对外界现象作机械性归纳的直观形式和基本范畴的纯逻辑和数学上的前提，至于本身只是生命上相对的前提，我力图在我的认识论（即《现象学与认识论》一书——译注）中加以指明。柏格森把纯粹逻辑、算数学和几何看作单纯的生命上相对的学科，对此，我绝对不能认为他正确。生命相对性（Lebensrelativit?t）在这些逻辑的和数学的基本范畴之下已开始了这个阶段。

[39] 柏格森：《创化论》导言。

[40] 见里尔（A.Riehl）：《哲学的批判主义》，第二卷，1879。

[41] 鲁克斯（Wilhelm Roux，1850—1924），德国生物学家，所谓发展机制的创建人；力图揭示动物受精时器官等组织的结构形式与功能的形成和发育情况，认为二细胞期是关键。——译注

[42] 参见胡尔塞：《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理念》（哈勒，1913）。然而，在这篇论文中，现象学与认识论的关系只表面上触及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