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最重要的宗教建筑当属教堂，除了石头城堡，教堂在当时是乡村唯一的石砌建筑，也是唯一对民众开放的奢华建筑—民众的住所是木屋或黏土房。教堂的建筑风格在12世纪经历了从罗曼式向哥特式的演变。
罗曼艺术（Romanik）即追慕罗马风格的艺术，在10—12世纪流行于西欧各国，采用拱顶与梁柱相结合的古罗马构造体系，以石制券形（半圆拱）屋顶取代木屋顶，基本结构是用四根柱子撑起屋顶，这样一来，即使墙体坍塌，密集而粗壮的柱子仍能支撑圆顶；内部采用简单的长方形会堂样式，外墙简朴，墙面不加打磨，全用粗糙的石砖砌成；由于石壁厚、窗户小、砖缝细，教堂外形沉重严峻，中堂采光困难，从高高的钟塔和采光的窗户透进的光线微弱幽暗。之所以减弱教堂内的自然取光，是为了将之与室外的强烈“**”光线区别开来，营造出室内空间超凡脱俗的神圣光照，给人沉重感、肃穆感、神秘感。这种厚壁窄窗的建筑格局呈团块状，注重石材的滞重力和材料的实体性，显得厚重敦实，以坚固、沉厚、稳健著称，看上去像是披甲武士，有些类似于城堡建筑，例如建于1053—1272年的比萨洗礼堂，在德国的典型建筑是施派尔（Speyer）主教堂，其主厅拱顶高达32.6米，是欧洲罗曼式教堂之冠。
图2-1 施派尔主教堂
与此相反，哥特式建筑风格以垂直线为轴心，“以高、尖、直和向上动势为特点”[5]，尽可能谋求更高的垂直向度，轻灵而陡峭的垂直线条贯穿整座教堂，建筑显得既高大宏伟，又轻盈轻灵，就其所占据的空间形式而言，哥特式教堂是平地而起的自足的精神建筑物，其精神意向在于：脱离大地并指向苍穹。而大地与天空之间的空间距离形象地昭示出灵魂与肉体、永恒与有限之间的对立冲突。蒋勋指出：“这是朝向天空的一条直线，是伟大的信仰的指点，用线条的方式把生命往上提升。”教堂钟楼构成城市的垂直轴线，挺秀的塔尖直刺天空，仿佛沟通着天上人间，勾勒出将灵魂从凡尘超升至天国的精神路径，体现出教民对天堂充满紧缩与战栗的渴慕向往：
那些高耸的尖顶犹如探针，查验着神的存在，令其感到了轻微的疼痛。它们也是一些犀利的叫喊，回旋在上帝的领地，从那里听取天堂里的回声。不仅如此，哥特式建筑的所有构造都是尖耸的，加上那些彩绘玻璃和各种瘦长的雕塑，环绕垂直轴心运转，由此构成火焰燃烧的态势。它是竖起来的灵魂战车，向着上帝的领地飞跃。哥特式教堂是战栗、狂热、病态和神经质的表达。这是中古神启时代终结前的最后一次照耀，它要从一个极端的立场，重申对神的最后敬意。[6]
哥特式艺术（Gothik）是之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给出的贬义词。他们认为，这种艺术风格违背古希腊古罗马艺术，是中世纪这一“野蛮时代”的典型建筑风格，源于哥特人—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游牧部落（他们眼中的野蛮人），遂以此命名。哥特式常被简化为尖拱形，从而广为效仿，例如日常用具（水杯、盐罐等）、服装、雕刻、绘画、家具、字体等都趋向于瘦长形；它其实是一种综合艺术形式，涵盖建筑、雕刻、文学等领域。
如果说，罗曼式教堂是农耕社会的产物，其标志是构造的坚固和风格的简朴，哥特式教堂则与城市的兴起和繁荣（手工业和商业的发达，人口的迅速增长，市民意识及其文化的形成）密切相关，体现出教堂建筑场地的密集，就像现代摩天大楼一样向高空拓展空间，挑战着中世纪建筑工程（高度）的极限：“中世纪的教堂建筑展现了人类对高空的征服历程，从最初沿袭罗马的殿庭建筑到最后造就了覆盖全欧洲的‘尖顶森林’。”[7]这堪称欧洲建筑史上极其辉煌的一页，是人类建造宗教“巴比伦塔”的实践范例，也是对古埃及金字塔垂直建筑形式的复苏，是结构与装饰、结构与形式的有机结合，为现代社会中资本的膜拜地和拜物教的圣殿—摩天大楼—开了先河。
由于中世纪帝国的行政单位按照教区来划分，比如科隆、马格德堡、亚琛、萨尔斯堡均是教区首府，相应需要建造规模宏伟的主教堂。它既是教区的行政中心、民众的信仰中心，又是市民们的集会中心、经济集合中心。这座地标式建筑的修建不仅是一起宗教事件，而且是涵盖整个教区的政治和经济事件，必须集聚全教区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依靠市民的捐助来筹资。正因为此，主教堂的建筑规模及其塔楼高度能够充分彰显教区的实力，展示城市居民的自信和荣耀，吸引信徒前来参观，增强教区的影响力和辐射力，成为时代建筑的翘楚。各教区争相建造更壮观的主教堂、更挺拔的钟楼。
12世纪，哥特式教堂发轫于法国北部，由此流传至英国（威尔士大教堂、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即最著名的例子）、德国、西班牙北部和意大利北部，经过四五百年的延续、发展和革新，坚实地扎根于德国的民族精神，在此得到了最为长久的保持，这可以从乌尔姆主教堂和科隆大教堂的建造历史与规模来具体说明。乌尔姆主教堂始建于1380年左右，其平面图后来几经修改，1543年，教堂投入使用，塔楼和尖顶尚未动工；1840年，人们按照15世纪的设计方案，建成八边形塔楼和单体尖塔。尖塔高达160米，为欧洲教堂建筑之冠。由此可见，这类大型建筑不仅是几代人，而且可能是几十代人的劳动和智慧结晶。
图2-2 乌尔姆主教堂
中世纪时，科隆教区还控制明斯特、帕德伯恩、奥斯纳布吕克三个小教区。科隆大教堂的建造历史长达五百多年，可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13世纪，科隆获得神圣罗马帝国直辖市的地位。教堂于1248年动工，建造缘由是存放米兰大主教送来的圣徒遗物；1322年，东面祭坛建成；之后，修建工程时断时续；维也纳会议之后，被拿破仑统治二十余年的莱茵地区划归普鲁士，普鲁士希望完成这一浩大工程，将之树立为象征着德国统一的标志性建筑，于是通过卖彩券筹集资金，1880年教堂终于竣工。尽管如此，教堂如今仍处于部分修缮状态，随时可见教堂某处安放着鹰架。这在科隆人看来是好现象，因为它意味着教堂继续受到悉心的“呵护照顾”，处于持续不断的维护修缮状态；对科隆人来说，大教堂上什么时候没有了鹰架，世界末日就来临了。因此，没有鹰架的大教堂不是美梦，而是噩梦。每天数万名游客前来参观这座教堂，它是德国人气最旺的宗教建筑。教堂占地8000平方米，地面全部采用磨光石块；主体建筑高48米，宽61米，中堂以5∶2的比例高出两边侧廊，达到十五层楼的高度；由于教堂内没有雕塑或壁画等装饰物，内部空间显得冷峻空旷；花窗面积超过10000平方米；两座对称的钟塔约157米高，周围还有众多密集的小尖塔，建筑整体显得巍峨壮丽。
图2-3 科隆大教堂
哥特式建筑努力去除大量墙体，抛弃外墙多余的“肌肉”和“团块”，使建筑造型显得颀长柔韧，追求垂直的流线型效果。这是建筑力学上的重大革新，“是第一个向建筑的正统教条发起挑战的勇士。”[8]浑然一体的罗曼式筒形拱顶在此分解成承重的券和不承重的蹼；尖券与肋拱被大量采用，以便分散拱顶的重量。每四个墩子形成一个单元，它们所支撑的矩形拱顶（六分拱顶）通过呈对角线的肋架券分割成四块或六块。这样一来，拱顶尺度看上去小巧许多，而且其中心不再是圆滑的弧形，而是从中间往上升，形成尖顶，仿佛撑开的伞的骨架。柱顶的肋架券之间的空间由蹼来填充，其重量传到券上，再由券传到柱子，然后传到柱基。这就可以大大减少蹼的厚度，使之薄至25～30厘米，减轻其给墙壁与地基造成的压力。
图2-4 哥特式教堂的尖券与肋拱
就视觉效果而言，肋架券将拱顶和柱子连贯成线性整体，柱身仿佛与顶端和地面连成一体，其与大地的相接处只是点，形成点支撑，柱身呈挺秀颀长的束状，看上去高峻细长、松弛柔韧。“所有集束在一起的柱干无论大小，都从地面上拔升而起，如同鲜活的生命动力而急促地从地面向上升腾，在柔和的运动中逐渐地消逝掉。”[9]由于所有的承重压力都被平衡和传递，建筑看上去不像是在下沉，而是呈细长之姿向上延伸，仿佛具有上升的动势，恍若火焰飞腾，加上纤瘦的高窗和拱廊，显得花朵般轻盈，正如歌德对斯特拉斯堡主教堂里成排柱子的描写：“它们腾空而起，像一株崇高壮观、浓荫广覆的上帝之树，千枝纷呈，万梢涌现，树叶多如海中的沙粒。”
德国艺术史学家沃林格尔（Wilhelm Worringer）指出，哥特式石材具有消除沉重感的非物质性效果，这带来精神性，可以激发民众的超验渴望：“一种超人的力量把我们裹挟着，进入到无尽的意愿与渴望的迷狂，沉醉中：我们失去了被尘世羁绊的感觉，我们融入到了一种消除所有明确艺术的无尽运动当中。”[10]究其精神根源，沃林格尔认为，哥特人远离古典主义的沉静自持及其空间的清朗和谐，在内心张力中渴求解放，希望超越自身而达至超验和神秘体验，进入一种狂乱、激昂和**的生存状态，这种状态旋风般地向上冲击，引发观者的晕眩感。而这种渴望的根源在于，哥特人内心充满二元性的分裂不安：
为了驱除这种压抑，他需要一种最高可能的激动状态，一种最高的痛苦状态。哥特人把他的天主教堂提升到无限，那不是源于结构的游戏的愉悦的，而是为了这样一种情况：即看到这种垂直的运动远远超越了人类的标准，便能让他在知觉的激动中获得解脱；与此同时，他可以使他内在的不宁沉寂下来，并达到狂喜。[11]
建筑师还发明了外扶垛或飞拱，以此作为附加支柱，搭建在教堂中舱两侧的外墙上，与之呈垂直状，从外往里使劲，以便抵住沉重屋顶压在教堂内柱上所造成的向外倾倒的力量。有时为了加高建筑，抵消高耸的尖塔对墙壁产生的巨大推力，甚至修建双重的外扶垛。飞拱从外墙延伸而出，看上去仿佛空中桥梁：“一座普通的哥特式大教堂，宛如一个长得很庞大的野兽，它的骨架全露在外面。”[12]这种骨架或机械结构是古典建筑艺术在结构技术和风格造型上的一次飞跃，是一种**而大胆的建筑形式。匈裔美籍艺术史学家豪泽尔（Arnold Hauser）称之为“现代抒情艺术的起点，也是现代技巧艺术的起点”[13]：
罗马式教堂完整、沉着、敦实，有着比较开阔、气派而且简单的内部空间，能够让观赏者的目光停留并且保持完全的被动。哥特式教堂则在成长变化，它仿佛诞生在我们眼前，它所体现的，是过程，不是结果。把整个一体物质体系变成力量游戏，把僵硬的、静止不动的东西化为各种功能和作用的辩证运动，这种流动和攀升，这种能量的循环和转换给我们一种印象，仿佛一场戏剧冲突在我们眼前展开，势不可当地奔向结局。[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