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大事者善于观其变，使自己在不利时机积蓄力量，在有利时机抓住机会。

“缓称王”是朱元璋“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大战略的最后一个环节，实际上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当时，主要的几路起义军和较大的诸侯割据势力中，除四川明玉珍、浙东方国珍外，其余的领袖皆已称王、称帝。最早的徐寿辉，在彭茔玉等人的拥立下，于元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称帝，国号天完。张士诚于元正十三年(公元1352)年自称诚王，国号大周。到元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徐寿辉被部下陈友谅所杀，陈友谅自立为帝，国号大汉。四川明玉珍闻讯，也自立为陇蜀王。

此时只有朱元璋依然十分冷静。所以，他坚定地采纳“缓称王”的建议，作为一路起义军的领袖，始终不为“王”、“帝”所动，直到元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朱元璋才称为吴王。至于称帝，那已是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的事情了。此时，天下局势已明朗，也就是说，朱元璋即便不称帝，也快是事实上的“帝”了。

与其他各路起义军迫不及待地称王的作法相比较，朱元璋的“缓称王”之战略不可谓不高明。“缓称王”的根本目的，乃在于最大限度地的减少自己独立反元的政治色彩，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元朝对自己的关注程度，避免或大大减少过早与元军主力和强劲诸侯军队决战的可能。这样一来，朱元璋就更有利于保存实力、积蓄力量，从而求得稳步发展了。

在当时天下大乱的情况下，起兵割据并不意味着与中央朝廷势不两立，不共戴天。但一旦冒出个什么王或帝，打出个什么国号，那就标志着这股力与中央分庭抗礼了。因此，哪里有什么王或帝，朝廷必定要派大军前去镇压。徐寿辉称帝的第二年，元朝大军就对天完政权发起大规模的进攻。同样的道理，张士诚、刘福通等人，莫不为元军围攻。相比之下，只有尚未称帝的朱元璋，一直到大举北伐南征前，都未受到元军主力进攻。而朱元璋正是抓住了这有利契机，加紧扩大地盘，壮大力量，最后终于成为收拾残局的主宰者。

“缓称王”还可以避免刺激个别强大的割据政权。元末虽乱，但到最后“冠军”只能有一个。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一个割据政权都是皇权路上的竞争者。因此，割据政权除要与朝廷斗争外，相互之间还有“竞争”，这种“竞争”实际上就是血腥的相互残杀。正因为朱元璋“缓称王”，不但避免了卷入这种残杀，而且借隶属于小明王的宋政权，一方面可以讨得宋政权的欢心，另一方面，也得到了宋政权的庇护，真可谓一箭双雕。

“缓称王”关键在一个“缓”字上。一旦时机成熟，朱元璋就当仁不让了。元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军事形势对朱元璋集团十分有利，北面的宋政权已经名存实亡了，即便与朱反目，也不足为虑；东面的张士诚已成为惊弓之鸟，再成不了什么大气候；四川的明玉珍安于现状，没有长远打算，对朱元璋集团构不成大的威胁；而元军在与宋军的决战中大伤元气，且又陷入内战之中，已无力南进。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朱元璋凭借自己强大的军队和广阔的地盘，不失时机地公开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张，自立为王并最终统一了中国。

“广积粮，缓称王”之策，不仅体现在封建政治军事斗争中，在当今商战中也屡见不鲜。

上世纪20年代，正值美国汽车工业全面起飞时期，各大汽车公司纷纷推出色彩鲜艳的新型汽车，以满足消费的不同需求，因而销路大增。但是，福特汽车却始终“穿”着“黑衫”，显得严肃而又呆板，销路一降再降。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各地要求福特供应花色汽车的代理商，还是对公司内的建议者，福特总是坚决顶回去：“福特车只有黑色的!我看不出黑色有什么不好，至少它比其它颜色耐旧些。”

福特汽车的生产逐步艰难，福特开始裁减人员，部分设备停工，公司内外人心浮动，连福特夫人也大惑不解，弄不清无动于衷的福特到底在搞什么名堂。

1927年5月，福特突然宣布生产旧型车的工厂停产。这是福特公司24年来第一次停止汽车出产。

消息一出，举世震惊，猜测峰起。除了几个主管负责人以外，谁也不知道福特打的是什么算盘。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工厂虽停工了，可工人还是照常上班。这一情况引起了新闻界的极大好奇，而报纸上铺天盖地关于福特汽车的猜测、报道、评论，又使公众本来就有的好奇加大了。

两个月后，福特终于宣布：新的A型汽车将于12月上市!这一消息比两个月前工厂停产的消息引起的震动更大。

年底，色彩华丽、典雅轻便且价格低廉的福特A型汽车终于在人们的翘首等待中上市。该款汽车系购买废船拆卸后炼钢所制，从而大大降低了汽车成本。果然，A型汽车一上市就引起消费者极大的兴趣。它形成了福特公司第二次腾飞的辉煌局面。对其它各汽车公司以色彩、外型为武器咄咄逼人的攻势，福特没有直接应战，而是养精蓄锐，扬长避短，抓住了质量和价格这两个环节充分准备，一旦时机成熟，福特便立即由弱变强，使自己泰然自若地坐上了霸主的宝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