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谷子语录】

揣情者，必以其甚喜之时，往而极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隐其情。必以其甚惧之时，往而极其恶也；其有恶者，不能隐其情。情欲必出其变。感动而不知其变者，乃且错其人勿与语，而更问其所亲，知其所安。夫情变于内者，形见于外，故常必以其者而知其隐者，此所以谓测深探情。

【语录精解】

所谓揣情，就是在对方情绪最高涨的时候，想办法对他施加影响，让他尽情吐露自己的欲望。因为他既然有欲望，在情绪极高时是容易流露出来的。或者在对方最担心恐惧的时候，这时前去，极力引导他倾吐出厌恶、害怕之事。因为既然他有恐惧的心理，就隐瞒不住内心的真实情怀。真实情意必定是在他的情感发生极端变化的时候不自觉地表现出来。若碰到那种在情感发生极端变化的时候也不表露真情的人，就暂且放弃他，不要再对他说什么了，而应去了解他所亲近的人，探知他的意图所在。那些感情从内部发生变化的人，必然要通过形态显现于外表。所以，通常情况下，我们都是依据对方外在形貌举止的变化去了解那些隐藏在内心的真情，这就叫做探测人的内心深处而揣度人的情意。

俗语有“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无非是表明人们对名声的重视。大多数人都有功名之心，也正是因为功名之心，人们才会拼搏奋斗。为取得功名有人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甚至失去了生命。

但是，在求功名的过程中，人们的表现方式各异。有人认为要想取得功名，就得向外人证明自己有才。于是，他们会在众人面前展示自己，标榜自己的实力。没有赏识者的时候，他们仍然会表现自己的与众不同。这类人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庸才，便选择了炫耀自己，结果为此遭到的反感、忌恨远远超过了赏识。

曾国藩遍读古书，深谙锋芒毕露招祸患的道理。他常以古人为鉴，检点自身，生怕自己因为露出锋芒而遭忌受挫。

曹操曾命属下为自己建造一处花园，属下尽心尽力，很快将花园建好，请曹操前去观看。曹操去后，面无表情，没有对所建花园发表看法，只是提笔在门上写了一个“活”字，便匆匆离开。属下人苦苦思索，仍然觉得茫然。杨修对众人说道：“门上添一‘活’字，自然为阔，丞相觉得花园门太大了而已。”于是，主管此事的人立即对已建花园进行翻修，建好后再次请曹操前来观看。曹操见后，心里很高兴。不过得知是杨修解其意后，心中不是滋味。

事后不久，塞北官吏给曹操送来了一盒酥饼，曹操即兴在盒子上写下了“一合酥”三个字，然后将其置于台上。杨修看到后，即刻将酥饼取来与众将士同享美味。曹操问杨修为何不经过自己的准许便将酥饼分与众人，杨修却解释说，“一合酥”乃“一人一口酥”之意，既然丞相如此命令，不敢不从。曹操听后，脸上虽然高兴，心中却暗暗妒忌杨修的才能。曹操猜忌心很重，他怕别人会暗杀他。于是常对手下说，他睡觉时总是做一些杀人的梦，告诫他们不要在他熟睡时靠近他。一日，曹操睡觉的时候将被子蹬到了地上，一侍从慌忙拾起被子准备给他盖上。这时，曹操一跃而起，拔剑就刺，侍从一命呜呼。曹操继续上床睡觉，醒后，假意不知其事，召人问之。待知实情后，曹操大哭，甚为痛苦，随后厚葬被杀侍从。杨修一语点破曹操的心思：“丞相非在梦中，而君在梦中。”曹操对其更加忌恨，欲找借口杀了杨修。

曹操带兵驻扎汉中一带，本想速战速决，不想竟与刘备大军形成对峙局势。曹操心中极为矛盾，进退难定。一天，厨师送上鸡汤，曹操见碗底有鸡肋，顿时心生感慨，暗自沉吟。适逢夏侯惇前来禀请夜间号令，曹操脱口而出：“鸡肋！鸡肋！”夏侯惇误以此为号令，将其传出，众人皆知。作为行军主簿的杨修立即令随行军士整理行装，为撤退做好准备。夏侯惇不明白杨修所为，急忙赶往其帐内。杨修说道：“鸡肋者，食之无肉，弃之可惜。今进不能胜，退恐人笑，在此无益。来日魏王必班师矣。”听了杨修的一番解释，夏侯惇甚感有理。曹操知道事情缘由后，异常愤怒，以造谣惑众的罪名将杨修处死。

杨修恃才傲物，屡次引发曹操忌恨，得此下场也是必然。历史上不乏类似杨修之人。隋代的薛道衡，天资聪颖，十来岁便能够将《左氏春秋传》烂熟于心，并能够讲给别人听。隋文帝在位时，薛道衡因出类拔萃在朝廷任内史侍郎。文帝死后，炀帝即位。炀帝很是自负，他自认为文才很高，无人可以居其右。

炀帝时，薛道衡先在潘州任刺史，后被召至京城，在宫廷内做事。他作有《高祖颂》，其文辞自然超群，炀帝阅后，心生怨恨，妒其才。御史大夫火上浇油，在炀帝面前搬弄是非，说薛道衡自认为才华横溢，没有人可以超过他，尽管有人指责他，他仍然我行我素，不把炀帝放在眼里。炀帝本来就对薛道衡不满，于是随便找了个借口就将其绞死了。

虽天下人都为薛道衡鸣不平，那又如何？封建王朝，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如果薛道衡不露锋芒，就不会引起炀帝嫉恨，也就不会招来杀身之祸。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土出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有才，并不意味着能仕途通达，它需要有德来约束。这里的德，乃是指掩盖锋芒的自制力。

关于才德，曾国藩有自己的看法，他曾写过这样一段文字：

“司马温公曰：‘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叫人。’余谓德与才不可偏重。譬之于水，德在润下，才即其载物溉田之用；譬之于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楫栋梁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澜；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德而无才以辅之，则近于愚人；才而无德以立之，则近于小人……二者既不可兼，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自修之方，观人之术，皆以此为衡可矣。”

曾国藩的见解颇为独到，洞察了德与才的相互关系。他认为，有才无德，便会恃才傲物，目中无人，最终会自食恶果。

曾国藩之所以有这样的见解，正是吃了很多苦头后才体味出来的。曾国藩的前半生，处处锋芒太露，因此处处遭人忌妒，受人暗算，连咸丰皇帝也不信任他。1857年2月，他的父亲曾麟书病逝，清朝廷给了他三个月的假，令他假满后回江西带兵作战。但三个月后曾国藩却伸手要权，遭到了皇帝的拒绝。同时各方面的舆论认为此次曾国藩离军奔丧已属不忠，此后又以复出作为要求实权的砝码，这与他平日所标榜的理学家面孔大相径庭。对他发出种种指责与非议，对于朋友的规劝、指责，曾国藩还可以接受，如吴敏树致书曾国藩谈道“曾公本以母丧在籍，被朝命与办湖南防堵，遂与募勇起事。曾公之事，暴于天下，人皆知其有为而为，非从其利者。今贼未平，军来少息，犹望终制，盖其心态有不能安者。曾公诚不可无是心，其有是心而非讹言之者，人又知之……奏折中常以不填官衔政被旨责，其心事明白，实非寻常所见。”吴敢把一层窗纸戳破，说曾国藩本应在家守孝，却出山，是“有为而为”，上给朝廷的奏折有时不写自己的官衔，这是存心“要权”。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曾国藩忧心忡忡，遂导致失眠。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自省自悟以后，曾国藩在自我修身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及至复出，为人处世不再锋芒毕露，日益变得圆融、通达。

生活中，他也尽量做到不露锋芒，将才华深藏。他曾说过：“吾平生短于才，爱者或以德器相许，实则虽曾任艰巨，自问仅一愚人，幸不以私智诡谲凿其愚，尚可告后昆耳。”

这里有一封他写给陈源兖和郭嵩焘的信：

“易念园归，称岱云有《之官诗》四章，未蒙出示。（近各省有拐带幼儿之案，京城亦多，尊处有之否？若有，须从严办也。）杜兰溪于闰月抄奉母讳，将以八月出都，留眷口在京。胡咏芝来京，住小珊处。将在陕西捐输，指捐贵州知府万余金之多。不费囊中一钱，而一呼云集，其才调良不可及，而光芒仍自透露，恐犹虞缺折也。岱云在外间历练，能韬锋敛锐否？胡以世态生光，君以气节生芒。其源不同，而其为人所忌一也。尚祈慎旃！（陕甘番务办毕，尚为妥善。云南回务尚无实耗，大约剿抚兼施耳。镜海文尚在南京。）比移广信，士友啧啧以肥缺相慕，眼光如豆，世态类然。”

在这封信中，曾国藩提到陈源兖凭着个人气节引人注意，胡林翼凭着擅长交际露出不俗气息，虽然二人才能出众的途径不同，但都没有掩盖锋芒，都会招人忌恨。

曾国藩认为，为人与书法有相通之处。书法有藏锋之说，藏锋收尾才能笔落惊鸿，写出上乘的作品，做人也是如此。

锋芒不露讲的就是一个“藏”字，仅这一个“藏”字，就包含着无穷意味。“藏”的目的，是不让别人发现自己的长处，不引起别人的妒忌，更好地保护自身，是等待时机，在最有把握的时候出击，令敌人大吃一惊，防不胜防。

处世中，有人锋芒毕露，有人藏锋露拙。曾国藩则属于后者，他虽有才干，却不轻易外露。毕竟，才华横溢会遭人忌恨和打击，最终导致事业上的失败。

《易经》上说：“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这里的“器”，便可引申为才华、实力。没有才干，想要有大作为，无疑是很困难的。但有了才干，却不加掩饰，锋芒尽露，这些“锋芒”或者“器”便如同带刺的玫瑰，很可能触痛别人的不平衡心理，于是，人们便会反击，将其“锋芒”拔掉，将其“器”缴械。

曾国藩有言：“处兹大乱未平之际，惟当藏身匿迹，不可稍露头角于外，至要至要。”

跟鬼谷子学绝学：古今多少人，他们目光短浅，急于求成。他们不愿意放过任何可以表现的机会，一旦表现，则力求做到淋漓尽致，恨不得将心掏出来给别人看。殊不知，他们犯了激进的毛病，这样做的结果只能让自己陷入被动。如果自己有才，不一定能够得到别人赏识，有时候还会让掌权者产生妒忌，如曹操妒杨修之才，炀帝妒薛道衡之才；如果自己无才，却在大庭广众之下极力自我表现，无异于班门弄斧，拙笨之处暴露无遗，给别人留下可乘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