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们团队孙汉银教授的分析，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研究的深入，以托兰斯、阿玛贝尔（T.M.Amabile）、斯腾伯格、奇克森特米哈伊（M.Csikszenmihalyi）、加德纳（H.Gardner）等人为代表，研究者们对创造性的态度越来越开放、观点更加多元，研究的视野开始从仅仅关注个体（认知和人格）或社会环境转向同时关注个体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注重对创造性进行多学科、多视野的研究。
一、托兰斯对创造性思维的测验和教学研究
托兰斯是吉尔福特的学生，也是科学创造性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他以普通人为研究对象，运用心理测量学的方法对创造性的个体差异进行了持续几十年的研究。他既重视创造性的描述研究，也开展了创造性的干预研究；既进行横断研究，也开展了多项追踪研究；既重视创造性的认知因素，也强调非认知因素对于创造性的贡献；既强调人类的理性对于创造性的作用，也重视非理性因素对于创造性的价值。他认为，创造性主要是发散思维的功能，形成于、表现于问题解决过程之中。
托兰斯在吉尔福特的基础上，将创造性思维测验进行标准化，编制了影响深远的托兰斯创造性思维测验（Torrance tests of creative thinking，TTCT），并成为当今世界上使用最为广泛的创造性测验之一。这一标准化工具的广泛使用，不仅使创造性的研究具有可重复性和可比较性，而且加深了人们对创造性的认识，以至于在广大中小学教师心目中，甚至在心理和教育学的研究领域，很多人都将发散思维测验等同于创造性思维测验。
教育是托兰斯的研究背景，更是他的研究目的。他主张，既要加强发散思维能力的培养，也要加强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既要加强校内的创造性培养，也要加强校外教育。他在“教学孵化模型”（the incubation model of learning and teaching）（Torrance，1979）（Torrance & Safter，1990）[43]中主张，课堂中要让学生深度卷入真实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将学科内容与创造性思维技能的教学融为一体，并给予学生深入思考问题和交流想法的时间。他于1974年发起并创立“未来问题解决国际项目”（future problem solving program international，FPSPI），旨在培养全球青少年的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能力，至今已有25 000多名各国学生参与过这个项目。
二、阿玛贝尔对创造性成分的研究
阿玛贝尔以普通人为研究对象，侧重于组织环境对创造性的影响，通过实验室研究和实证调查对创造性进行了几十年的研究。她认为，创造性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通过创造性相关技能、领域相关技能、内部动机的交互作用而产生的，能令人信服地被评估为创造性结果的过程。这一观点，被称为创造性成分理论（the componential theory of creativity）（Amabile，1983）[44]，并认为个体的创造性水平取决于创造性相关技能、领域相关技能、内部动机和社会环境4个基本成分的发展水平及其动态相互作用。
阿玛贝尔认为，创造性相关技能是在一切活动领域中都会起作用的认知风格和启发式思维方法等，领域相关技能是在特定领域内发挥作用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内部动机则是仅在某种特定工作中发挥作用的个体态度或兴趣等。因此，创造性具有可塑性和领域特异性、可干预性的特征。当然，创造性不仅取决于个体相应的能力，还需要有社会环境的强力支持，而社会环境则是通过动机间接对创造性产生影响。内部动机有助于创造性，外部压力中的信息性因素与内在动机一样对创造性具有促进作用，而控制性因素则有损创造性，会限制个体的创造性发挥和发展。她所倡导的“同感评估技术”“内部动机对于创造性的影响”等都是今天创造性研究的热点。
三、奇克森特米哈伊对创造性系统的研究
奇克森特米哈伊以杰出人物为研究对象，侧重于社会大环境对创造性的影响，通过访谈法和实验法对创造性进行了几十年连续不断的研究。他认为，创造性发生于个体、领域及学门的交互作用过程中，并提出了创造性系统理论（a system per-spective of creativity）（csikszentmihalyi，1988）[45]。正所谓“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社会环境提供的刺激与对创造性产品的选择压力，是个体创造性产品的产生、选择与保留最重要的因素。高创造性者往往具有“复合性人格”（complexity），善于根据实际情况而在人格特质的两极之间进行适时转换，以满足当下情境的需求。当个体处于心流（flow）状态时，具有极大的满足感和幸福感，最容易超越极限、获得创造性，并且乐此不疲。由此，他将创造性、主观幸福感、心流等联系在一起，成为当代积极心理学和创造性研究领域中最重要的概念。
四、斯腾伯格对创造性投资的研究
斯腾伯格以普通人为研究对象，在智力研究的基础上，主要运用元分析方法，重点关注个体资源的动态组合方式。他认为，创造性是个体利用其智力、知识、思维风格、人格、动机、环境等心理资源，对观念进行“低买高卖”的投资活动。它类似于资本市场的投资行为，只不过它是在观念世界里进行投资而已。这一观点，称为创造性投资理论（investment theory of creativity）（Sternberg & Lubart，1991）[46]。
斯腾伯格认为，不随波逐流、敢于和愿意进行“买高卖低”，是高创造者的重要品质之一。其中，综合智力是创造性思维的关键，主要体现在重新定义问题和在顿悟过程中提出新的想法；实践智力的主要作用是向社会“推销”自己的主意、产品或处理反馈信息。动机的作用取决于它以何种方式影响个体对任务的注意，如果动机能使个体专注于任务本身，就有利于创造性的发挥；反之，若分散了个体对任务的注意力，就会对创造性产生负面影响。他的观点不仅为内在动机的作用提供了依据，也从认知过程的角度解释了内在动机之所以优于外在动机的原因。
客观地说，斯腾伯格通过使用大量隐喻，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解释复杂的创造性机制，虽然鼓舞了一般公众的创造精神，但也由此产生了种种缺憾。创造性投资理论尽管具有一定的解释性，但也只是对股票市场投资行为“准则”的合理概括，并没有对优秀投资者究竟是如何操作的做出具体的解释。尽管从理论上离析出创造性的六种成分，并指出只有各种成分协同出现（co-occurrence）时才能产生创造性，但对于各种成分之间的汇聚方式以及相互作用的机制，他并没有做深入、细致的探讨。
五、加德纳对创造性互动的研究
加德纳在其多元智力理论的基础上，对杰出人物进行小样本的个案研究，凸显了以个体为起点的社会互动。他认为，尽管个体可能在多个领域中表现出创造性，但创造性是针对某个具体领域而言的，因而具有领域特殊性。创造性过程是一种系统的进化过程，是个体、他人和工作三者之间互动的结果，他称为创造性互动（interactive perspective）。加德纳认为，孩童时代，影响创造性的他人主要为家庭成员及同伴；当成为一位专家之后，影响创造性的他人主要为竞争对手、评断者和同行中的支持者。不过，他与斯腾伯格一样，都是以研究智力而著称，对创造性的专门研究很少，他们的许多创造性观点仅仅是其智力观点的自然延伸。
[1] 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4365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
[2] （美）R.J.斯腾伯格：《创造力手册》，施建农，等译，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
[3] 王保星：《外国教育史》，13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4] 王保星：《外国教育史》，13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5]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6] 达尔文：《人类的由来及选择》，153页，叶笃庄，杨习之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
[7] Galton，F.，Hereditary genius：An inquiry into its laws and consequences，London，Julian Friedman Publisher，1978，pp.48-49.
[8] Galton，F.，Hereditary genius：An inquiry into its laws and consequences，London，Julian Friedman Publisher，1978，p.83.
[9] Galton，F.，Hereditary genius：An inquiry into its laws and consequences，London，Julian Friedman Publisher，1978.
[10] Arthur，R.J.& Gopinathan，S.，Straight Talk about Mental Tests，New York，The free PR，1981，pp.74-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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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杜·舒尔茨：《现代心理学史》，323～324页，沈德灿，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
[13] 我国的心理学工作者倾向以1913年为分界线。见高觉敷主编：《西方近代心理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4]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30。
[15] 高觉敷：《西方近代心理学史》，3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6] 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杨庸一，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
[17] 车文博：《弗洛伊德主义原著选辑》，437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18] 王启康：《弗洛伊德的社会文化理论》，见车文博《弗洛伊德主义评论》，目录3页，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
[19] 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自传》，见车文博《弗洛伊德主义原著选辑》，36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20] 弗洛伊德：《自我与本我》，见车文博《弗洛伊德主义原著选辑》，400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21] 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论创造力与无意识》，42页，孙恺详，译，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
[22] 王启康：《弗洛伊德的社会文化理论》，见车文博《弗洛伊德主义论评》，464页，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
[23] 弗洛伊德：《作家与白日梦》，见车文博《弗洛伊德主义原著选辑》，197～198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24] 弗洛伊德：《自我与本我》，见车文博《弗洛伊德主义原著选辑》，199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25] 车文博：《弗洛伊德主义原著选辑》，200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26] 车文博：《弗洛伊德主义原著选辑》，197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27] 波林：《实验心理学史》，677页，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8] 韦特海默：《创造性思维》，林宗基，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
[29] 勒温：《形势心理学原理》，高觉敷，译，南京，正中书局，1944。
[30] 韦特海默：《创造性思维》，214～215页，林宗基，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
[31] 韦特海默：《创造性思维》，11页，林宗基，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
[32] 韦特海默：《创造性思维》，231～232页，林宗基，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
[33] 韦特海默：《创造性思维》，189页，林宗基，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
[34] 吉尔福特：《创造性才能——它们的性质、用途与培养》，施良方，沈剑平，唐晓杰，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35] 吉尔福特：《创造性才能——它们的性质、用途与培养》，10页，施良方，沈剑平，唐晓杰，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36] 吉尔福特：《创造性才能——它们的性质、用途与培养》，11页，施良方，沈剑平，唐晓杰，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37] 吉尔福特：《创造性才能——它们的性质、用途与培养》，7页，施良方，沈剑平，唐晓杰，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38] 吉尔福特：《创造性才能——它们的性质、用途与培养》，110页，施良方，沈剑平，唐晓杰，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39] 吉尔福特：《创造性才能——它们的性质、用途与培养》，69页，施良方，沈剑平，唐晓杰，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40] 吉尔福特：《创造性才能——它们的性质、用途与培养》，125～126页，施良方，沈剑平，唐晓杰，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41] 吉尔福特：《创造性才能——它们的性质、用途与培养》，127页，施良方，沈剑平，唐晓杰，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42] 孙汉银：《创造性心理学》，24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43] Torrance，E.P.& Safter H.T.，The incubation model of teaching：Getting aha！，Buffalo，NY，Bearly Limited，1990.
[44] Amabile，T.M.，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creativity：A componential conceptualization，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83，45（2），pp.357-376.
[45] Csikszentmihalyi，M.，“Society，culture，person：A systems view of creativity”，In R.J.Sternberg（Ed.），The nature of creativ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
[46] Sternberg，R.J.& Lubart T.I.，An investment theory of creativity and its development，Human Development，1991，34（1），pp.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