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换的普遍化只是资本逻辑的表层现象。表面看来，交换是为了获得剩余价值，但交换本身并不产生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来自于生产过程，所以资本逻辑批判需要揭示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这是马克思与当时的庸俗经济学家的根本区别。在这个逻辑转换中，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至关重要的一环。马克思关于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分，才真正地走出了古典经济学以及近代以来的哲学的思想前提，从而形成了关于资本逻辑的独特分析。这是从资本的现象界进入资本的本质界的重要一步。

第三，资本逻辑与时空规划。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社会时空规划的核心。剩余价值生产有两种形式，即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与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主要是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实现的，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主要通过提高生产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实现。相比较而言，前者直接体现为对时间的控制，后者更侧重于对空间的规划。资本主义社会的时间与空间规划就是以剩余价值生产为核心而展开的。这种规划不仅促进了剩余价值的生产，而且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剩余价值的生产因此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时空规划的核心，体现着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马克思结合剩余价值生产过程对时间的分析，实际上揭示了海德格尔后来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提出的时间理论的社会存在基础。海德格尔所说的敉平化的时间，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即只有在商品交换普遍化的时代才是可能的。

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随着电子媒介技术的发展，空间规划日益取代时间规划，成为全球化时代资本逻辑的主导性策略，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发展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列斐伏尔、哈维、苏贾等人的现代空间理论，正是以《资本论》为基础，结合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变迁而提出来的。

第四，资本逻辑与技术问题。在追求剩余价值的过程中，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涉及机器技术在资本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可以说，资本的本性要求发展技术，但资本的本性又必须压抑技术，并借助技术论证自身的合法性。因此，在资本逻辑的视野中，需要对技术问题进行重新讨论。

在这一问题域中，特别是在卢卡奇之后，将会产生技术支配与控制的问题，这是自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再到当代都无法绕过的问题。与马克思时代相比，今天关于技术讨论的语境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既体现了理论思维方式的变化，又体现了社会历史的变迁，这更需要我们深入讨论马克思从资本逻辑出发对技术的哲学分析，从而审视当代思潮。

第五，资本逻辑与人的解放。对于马克思来说，对资本逻辑的批判是为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种发展不仅体现为个人的自由发展，而且体现为全人类的自由发展。从黑格尔的辩证法出发，马克思一方面揭示资本逻辑的历史合理性，即它为人类解放提供了所需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揭示资本逻辑的物化特征，这决定了人的解放必须要冲破这一牢笼，在这个过程中，无产阶级成为人类解放的现实力量。对资本逻辑内在矛盾的分析固然为人的解放提供了依据，但只从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出发，并不能自发地培养出无产阶级自我解放的自觉意识，如何对这一问题展开思考，正是马克思提到但还需要进一步展开的课题。《资本论》第三卷以“阶级”作为结尾，但如何理解“阶级”的自我意识，马克思并没有展开。在这个维度上，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度建构，必须要重新讨论资本逻辑与主体问题。这个讨论与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界的主体性讨论相关，但又有着根本不同的维度。那时的讨论，关注的是生产逻辑意义上的主体性，而在资本主义社会，最为根本的问题恰恰是资本逻辑语境中的主体性问题，只有在这一讨论中，我们才能真实地讨论无产阶级的解放与人的解放问题。

（五）

对《资本论》的这一重新解释，以及由此带来的对马克思哲学的重新理解，需要我们在方法论上实现一种变革，即真正地将原来学科结构中的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整体，在这些学科的整合中去理解马克思的思想。

马克思的思想来源和理论内容非常丰富，列宁曾从主要层面将之概括为三大来源与三大组成部分。根据这一描述，后来者将它们划分为三个学科的研究对象。这种学科划分虽然有助于人们从某一方面了解马克思的思想，但也带来了严重的缺陷，即人们无法从这些思想来源的内在关系中理解马克思。我们知道，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他的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变革，离不开他的经济学研究，而这两方面的内容又都与他的社会主义思想联系在一起，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始终处于一种内在互动之中。我们可以说，马克思的思想变革实际上是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思想的同时变革，这是一种思想的总体转型与重建。如果我们不能从总体上把握这种内在的关系，我们就无法真正地理解马克思思想的根本含义。

如传统的研究认为，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实现了哲学变革，在其后来的思想发展中，只是将已经变革了的哲学思想运用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从而得出剩余价值学说。而对其哲学思想的变革又只是从哲学这条线索来理解。但如果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及其所遭遇的问题来看，传统的这种单线索式的阅读就是有问题的。按照我的理解，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只是完成了以人类学意义上的生产逻辑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这种一般物质生产逻辑还不足以将他与李嘉图社会主义者区别开来。在《伦敦笔记》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通过批判李嘉图社会主义者才真正地意识到上述问题，从而形成了以剩余价值论为核心的资本逻辑，这时他才能从哲学上透视古典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者的基础，并提出独特的剩余价值理论。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存在着双重逻辑，即人类学意义上的生产逻辑与面对特定社会的资本逻辑，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逻辑对生产逻辑具有统摄地位。马克思思想的这一发展过程，是无法从单一线索来把握的。

这意味着，今天的马克思思想研究，首先就需要将马克思思想的这些来源当作一个无法分割的整体，我们在阅读中需要将这些要素整合起来，探索它们之间的理论基础与内在关系。如果做马克思哲学思想研究的人不去理解其经济学思想，就只能陷入一些哲学概念的玄思中。只研究其经济学思想而不能从哲学上反思经济学的前提，就无法真正理解马克思是如何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如果不能将马克思的哲学—经济学思想与其科学社会主义的主题结合为一个整体，就无法理解哲学—经济学批判的理论意义。这种总体性原则给研究者提出了更高和更难的要求。

任何一位思想家的思想都不单纯是一种思想史的逻辑延伸，真正的思想从来都是历史的；即使思想家运用的是一些看似超历史的、形而上的语言，他所要直面的问题也都有其历史的定位。真正的学术从来都是面对社会历史生活的。比如黑格尔，他的著作在直接层面表现为一种思想的逻辑，其晦涩的论述要解决的是思想史上的难题。但如果透过这些形而上的沉思，我们就能看到黑格尔直面的恰是德国当时的历史难题。面对已经发展的英、法等资本主义强国，尚处于封建城邦林立时期的德国该如何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黑格尔对英国经验论与大陆唯理论的批判、在《法哲学原理》中对“市民社会”以及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与对国家理性的探讨，按照我的理解，无不是以形而上的语言探讨社会历史生活中的根本问题。他对“绝对观念”以及这种“绝对观念”的现实表现形式即国家理性的强调，虽然是唯心主义的，但却体现了他对德国现实发展道路的思考。如果不能将他的思想与他所处的历史情境联系起来，把他的思想与他所处的历史情境当作一个整体，我们就只能看到一个思想史逻辑中的黑格尔，看到作为形而上学哲学家的黑格尔，但却不能真正地激活他的思想，体会其思想的历史意义。

马克思思想的研究同样需要遵循这种总体性原则。正如马克思后来所反思的，他的青年时期的理性批判体现了资本主义经济不发达的德国知识分子的要求。当他意识到这种批判的软弱性时，他开始想做的是实现德国哲学与法国政治**的融合，并因此来到了巴黎。在巴黎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现实存在状态并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一方面他认识到政治问题的基础是经济的现实发展水平，另一方面他抛弃了原先想象中的“法国”与“英国”，开始认识真实存在的法国、英国，并反思古典政治经济学与工人运动，并从中透视现有理论的缺陷和问题。只有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以及在理论与历史情境的整合中，马克思才能突破自己原有的理论框架，反思当时的历史生活。因此，马克思思想研究不仅要关注他自身的个人传记，而且要研究当时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并将之与马克思的思想融为一体，才可能真正地理解马克思。在我看来，只有在这种总体性原则的指导下，我们才能历史性地理解思想史。

实际上，思想史研究的历史性方法，也是马克思面对思想史时的一个基本理念。他在讨论劳动价值论的形成时指出：从重农学派将农业劳动作为价值的源泉向斯密的劳动价值论的转变，不仅体现了理论逻辑的提升，而且体现了这种理论逻辑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理解与抽象。从理论逻辑上来说，这体现了从特殊劳动向一般劳动的提升；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来说，这表明工业劳动已经普遍化，或者表现出一种普遍化的趋势。只有当工业劳动普遍化时，这种劳动才能取得统治地位，才能将之作为劳动价值论的原型。在马克思的这种分析中，我们不仅看到了思想史的逻辑进程，而且看到了历史的进程，也看到了这种思想史的逻辑进程与历史进程的内在关系。

因此，将思想与历史当作一个总体，不仅是理解马克思思想的重要原则，也是我们从马克思思想出发面对当代思想与历史的重要原则。在我看来，当我们从这种总体关联出发去理解思想时，我们才能建构透视历史的理论构架，这种理论构架才不是简单地将理论联系实际，而是能够从总体上透视历史问题，并从更高层面为历史发展提供思想的支撑力。在我看来，这也是当下中国社会发展中最为缺乏的东西。

现代解释学已经揭示出，任何研究都无法完全摆脱源自于当下社会历史与思想的视域，研究的过程实际上是将当下的视域与研究对象的视域相融合的过程。这表明，对前人思想的任何研究都离不开对当下社会历史与思想的深入考察，它们之间构成了一种总体性的相互关联。也只有通过当代历史与思想的深入，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马克思。

按照我的理解，马克思思想变革的方法论启示在于：他既从逻辑上来理解思想进程，又将这种逻辑置于社会历史生活过程中，揭示两者的内在关系。在这一视域中，马克思才能既摆脱简单的经验主义，又摆脱思想中心论，使思想变成一个开放的过程。按照这一理念，今天我们研究马克思思想，就不能不研究当代历史的变化过程以及产生于这一历史中的思想的变化过程，从中揭示马克思思想走向当代的途径。比如卢卡奇关于物化与阶级意识的讨论，就体现了他对资本主义社会新阶段的思考，而这种新的历史情境是马克思没有遇到的。在马克思时代，虽然已经开始了工业化生产，但这种以技术为基础的生产工业化程度并不高，以致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有时以“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来加以描述。相比于工场手工业而言，技术的应用体现出巨大的解放作用。但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技术的长足发展及其在生产领域中的应用，技术对人的支配与控制越来越明显，这种控制不仅体现在身体的物理层面，而且深入人的心灵中，这才有卢卡奇针对泰勒提出的“物化”批判理论，以之作为马克思批判理论在当代的应用与发展。这种“物化”理论不仅承袭了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相关思想，同时也受到了韦伯、席美尔等思想家的影响。如果我们看不到这种历史与思想的变化，简单地以马克思的思想来批判卢卡奇，说他背离了马克思，在学理上可以说是正确的，但在面对历史情境时，可能却难以把握历史的变化与思想的变化，难以把握新的历史阶段所出现的问题。如果将马克思的思想研究与对当代历史与思想的研究结合起来，那么我们就更能理解马克思思想的意义，同时也能看到其进一步发展的方向，从而真正地找到从马克思走向当代历史与文化的内在逻辑。

我接受一种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分期理论，即将之划分为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组织化资本主义（列宁称之为帝国主义）与后组织化资本主义（或称之为全球资本主义）。马克思面对的主要是第一个阶段；列宁、卢森堡、卢卡奇、葛兰西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等早期代表人物，面对的是第二个阶段；后马克思主义对应的是第三个阶段。今天的马克思思想研究需要清晰地理解这一历史与思想发展过程，澄清其中存在的问题。与此同时，还需要将马克思思想的发展与每一阶段其他思想家的思想进行一种总体性的研究，真正地理解当时社会的历史变化，理解这一历史进程中的思想文化变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马克思思想的当代发展这一理论目标，并从马克思思想出发来面对当代历史与文化问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注入思想的力量。

[1] 经济决定论式的解读强调马克思哲学的费尔巴哈传统，忽视黑格尔思想的影响。比如伯恩施坦就认为：“黑格尔辩证法的最大的欺人之处在于，它从来不是完全错误的。它偷看真理，正像鬼火偷看亮光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贡献，不是借助黑格尔的辩证法而作出的，而是由于不管它才作出的。”（［德］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殷叙彝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86—87页）

[2] 列宁：《哲学笔记》，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72、375页。

[3] 列宁：《哲学笔记》，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00页。

[4] 有的学者从这里引申出两个列宁的看法，如莱文的《辩证法内部的对话》（张翼星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中，就认为，《哲学笔记》中的列宁与《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的列宁是对立的。

[5] 列宁指出：“开始是最简单的、普通的、常见的、直接的‘存在’：个别的商品（政治经济学中的‘存在’）。把它作为社会关系来加以分析。”（参见列宁：《哲学笔记》，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75页）。

[6] ［日］内田弘：《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王青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33页。

[7] ［日］内田弘：《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王青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34页。

[8] Christopher John Arthur，The New Dialectic and Marx’s Capital，Brill，2003，Chapter.5.

[9] 在1967年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的“新版序言”中，卢卡奇在谈到自己的解决方案时认为，这一方案带有革命的救世主义与乌托邦主义的倾向，造成这一倾向的重要原因就是对经济做了狭隘的理解，以致“作为社会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中介的‘劳动’被遗忘了”，从而丢掉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最重要的现实支柱，这使得自己所讨论的革命实践缺乏社会存在论基础（［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1页）。

[10] ［匈］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下卷，白锡堃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

[11] ［匈］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下卷，白锡堃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623页。

[12] ［美］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见《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3页。

[13] ［美］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见《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3页。

[14] ［美］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见《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8页。

[15] ［德］费彻尔：《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学批判到世界观》，赵玉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1页。

[16] ［美］詹姆逊：《重读〈资本论〉》，胡志国、陈清贵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在第四章“《资本论》中的时间”中，詹姆逊就指出：“生产的创造性在于它的否定性，而非任何正面或肯定的内容。”（参见第73页）在第五章“《资本论》中的空间”中，詹姆逊说：“对马克思来说，未来的工厂，资本主义之外的乌托邦生产空间，应该被看作也是生产、建构主体的空间”（参见第94页）。

[17] Althsser，Reading Capital，Trans.by Ben Brewster，London and New York，1967，p.162.

[1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8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9—530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9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0页。

[22] 关于双重逻辑的讨论，参见本书第三章。

[23] 对于近三十年来国内学术界关于马克思哲学的理解，我认为要给予充分的估价，这些研究有其自身的逻辑，并不像有些学者的简单概括那样，以西方马克思主义来解释马克思，或者以海德格尔来解释马克思。

[2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2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27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34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31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3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2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3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4页。

[32] 参见本书第十章“劳动力成为商品意味着什么”。

[33] 关于马克思与形而上学批判问题，参见仰海峰：《形而上学批判——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前提及当代效应》，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7页。

[35]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44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