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卡奇作为早期马克思研究专家，曾经在三部著作中专门研究过青年马克思和黑格尔辩证法之间的关系，这就是《历史与阶级意识》、《青年黑格尔》、《青年马克思》。“卢卡奇命题”就是在这三部著作以及后来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新版序言”中提出并逐渐定型的。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写于1919—1921年，出版于1922年）中，卢卡奇从《资本论》的拜物教理论中提炼出了一个“物化”（Verdinglichung）概念。尽管当时卢卡奇不可能读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甚至连这部《手稿》的存在都无从知晓，但是这一“物化”概念却与《手稿》中的异化概念有很多一致性。不仅如此，在该书中，他还天才地运用这一概念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并重新评价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等内容。结果当1932年《手稿》出版时，《历史与阶级意识》因其表现出与其的相似性而在西方学术界获得了盛誉。不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他并没有像马克思那样，讨论对象化和“物化”（异化）的关系。

《青年黑格尔》（写于1938年，出版于1948年）发表于《手稿》出版之后。根据卢卡奇本人的回忆，1930年他在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工作时，就已经阅读了尚未出版的《手稿》，当时曾产生了“振聋发聩的效果”[1]，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就是《手稿》中马克思关于对象化和异化关系问题的思想。于是，在《青年黑格尔》的第四章第四节“‘外化’是《精神现象学》的中心哲学概念”中，卢卡奇就对这一问题发表了自己的针对性意见。他首先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外化”（Ent?u?erung）和“异化”（Entfremdung）都是“alienation”一词的德文翻译，“alienation”一词在英国经济学当中，是指商品的转让、让渡，在自然法社会契约论中，是指根据契约而结成的社会成员向社会让渡自己的原始自由。他还将“外化”概念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指与人的一切劳动、一切经济和社会活动结合着的那种复杂的主客关系”；第二阶段“是指马克思后来称之为拜物教的那种特殊的资本主义形式的‘外化’，当然，黑格尔在这一点上并没有明确的认识”；第三阶段“是这个概念的一种广阔的哲学概括。此时‘外化’与‘物性’（Dingheit）或‘对象性’（Gegenst?ndlichkeit）具有相同的意义。它就是对象性的发生史，即以哲学的方式表明的对象性是主客同一体超越‘外化’而返回自身的辩证环节的那种形式”[2]。

卢卡奇对黑格尔外化概念的界定也是他对异化的理解。首先，他认为异化和外化是同义词。马克思在《手稿》中也基本上是在相同的意义上来使用两者的。其次，他对异化作了三层区分：第一阶段的外化是指主客关系中的异化，即指主体成为他者，这也就是最一般意义上的异化；第二阶段的外化是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异化，即从主体中外化出来的他者反过来支配人、奴役人，这基本上也就是《手稿》[异化劳动和私人所有]一节中的异化；第三阶段的外化比较复杂，它一方面是指对象的“物性”或“对象性”，另一方面又似乎是指主体外化（异化）、扬弃异化、然后向主体复归这一精神的自我运动本身。尽管卢卡奇对异化作了上述区分，但由于他的目的是要严格地区分异化和对象化，故他实际上将异化理解为第二阶段的“资本主义的异化”。

在界定了异化以后，卢卡奇指出：“马克思在这里（《第一手稿》的[异化劳动和私人所有]部分——译者注）已经把外化和对象性（Gegenst?ndlichkeit）本身，即与劳动的对象化作了最严格的划分。后者乃是一般劳动的一种特征，它表示着人的实践对外在世界的关系，前者则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由于社会分工而出现的所谓自由工人的附随现象，这种自由工人必须使用外来的生产工具，因而无论这种生产工具，或是他自己的生产成品，都作为异己的独立的力量与他相对立。”[3]也就是说，卢卡奇认为，马克思在《手稿》中已经严格地区分了“劳动的对象化”与“劳动的异化”。“劳动的对象化”是指贯穿人类历史始终的劳动的一般特征；“劳动的异化”则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而黑格尔由于他的“无批判的唯心主义”，仅仅将异化局限于精神领域，结果犯了“在主观方面，就将人等同于自我意识，在客观方面，就将异化等同于对象性（Gegenst?ndlichkeit）一般”[4]的错误。

到了《青年马克思》（写于1942年，出版于1954年），卢卡奇对黑格尔异化概念的批判逐渐升级，上升到了意识形态的高度。他认为，“黑格尔的致命缺陷、黑格尔根本的原则性错误”在于以下两点：“第一，黑格尔混淆了资本主义下的非人的异化与对象化一般的区别，不是试图去扬弃前者，而是试图用唯心主义方式来扬弃后者。”[5]而“马克思在考察经济学时，从现实生活的事实出发，明确地区分了劳动本身的对象化和资本主义特有的劳动形式下的人的自我异化。……因此，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克服异化问题上的黑格尔式的错误，即唯心主义的问题设定和解决方法，是因为他看清了扬弃资本主义异化的意义，从社会主义立场出发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了批判”[6]。黑格尔的第二个错误是，“黑格尔在试图通过否定之否定来扬弃异化的同时，实际上确认了异化”[7]。也就是说，黑格尔肯定了异化。对此，卢卡奇断言：“黑格尔哲学本身，无论在本质上还是在原理上，都是自我异化的一部分，它作为资产阶级思想包括要将异化合理化和固定化的内容。因此，它决不可能是解放人、克服人的自我异化的哲学。”[8]由此看来，肯定异化是“资产阶级思想”，是黑格尔为资产阶级所作的辩护；而否定异化则是“社会主义立场”，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到写于1967年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新版序言”中，卢卡奇还对早期的《历史与阶级意识》进行了反省和自我批判，指出“《历史与阶级意识》跟在黑格尔后面，也将异化等同于对象化（Vergegenst?ndlichung，用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使用的术语）”，这是一个“根本的和严重的错误”[9]。

从上面的梳理来看，“卢卡奇命题”主要由以下三个要点组成：第一，对象化是一个贯彻人类历史始终的概念，只要存在着人类劳动，就会存在着对象化，它与社会形态如何无关；而异化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现象，在共产主义社会中要消除异化。也就是说，“对象化是一种人们借以征服世界的自然手段，因此既可以是一个肯定的、也可以是一个否定的事实。相反，异化则是一种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实现的特殊的变种”[10]。对象化是一个中性的或者肯定性的范畴；而异化则完全是一个消极的否定性的范畴。第二，黑格尔将对象化等同于异化，没有对两者作出上述区分，而马克思则严格地区分了两者，并批判了黑格尔将异化等同于对象化的错误。第三，黑格尔肯定了异化，而马克思则否定了异化。第三点是“卢卡奇命题”的核心。那么，他的这一命题是否符合事实呢？

从1922年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到1967年的“新版序言”，卢卡奇对黑格尔的态度明显有一个逐渐变得激烈的过程。如果说在《青年黑格尔》中卢卡奇还能客观地评述黑格尔的辩证法和经济学的关系，肯定其辩证法所包含的积极因素；而在《青年马克思》中，卢卡奇对黑格尔的肯定性评价越来越少，几乎将他看成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代言人，当成了反面教材；等到了《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新版序言（1967）”中更是反过来责备自己，以警世人们不要犯自己那样的“愚蠢”的错误。从整体上看，早期卢卡奇更关注马克思和黑格尔辩证法的连续性，而晚期的卢卡奇更强调马克思与黑格尔的非连续性。我不知道卢卡奇是不是在《青年黑格尔》出版以后，特别是在“新版序言（1967）”时期受到了来自政党意识形态的压力，单从[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部分来看，卢卡奇对黑格尔的辩证法以及马克思和黑格尔关系的判断有失公允，有过于简单化和意识形态化之嫌。可能也正是因为如此，卢卡奇的观点招致了广泛的批评。

譬如，《精神现象学》的法译者依波利特就是卢卡奇的批判者之一。他在《马克思与黑格尔研究》一书中专门讨论了《青年黑格尔》中的“卢卡奇命题”。他虽然认同“黑格尔将对象化等同于异化，而马克思则严格区分了两者；黑格尔肯定了异化，而马克思则否定了异化”这一“卢卡奇命题”，但并不同意卢卡奇由此而推出马克思就高于黑格尔的结论。他说：“马克思主义者……谴责黑格尔把在自然中重新获得的成为人的幸福和最后总目的的对象化与仅仅归结于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这样的解释在我们看来并没有正确评价黑格尔对其哲学观念的分析，也没有正确评价黑格尔这些观念的本来意义。”[11]在依波利特看来，人的存在方式本身就具有异化的特征，“对象化与异化是不可分离的”[12]，人类的历史正是通过异化来发展的。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将对象化等同于异化恰恰是高于马克思的地方。这显然是与卢卡奇针锋相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