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在《巴黎手稿》之前，马克思本人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1]的评价并不积极，甚至是否定的。那么，马克思是在何时开始改变这一态度的？还有，促成这一转变的理论原因究竟是什么？对此，列宁曾给出过经典回答。

第一，《德法年鉴》时期转变说。列宁曾称，马克思在1842—1843年的《莱茵报》时期，就开始了“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2]转变的征兆，到《德法年鉴》的两篇论文为止，马克思“终于完成了这一转变”。也就是说，马克思最迟是在《德法年鉴》，即1843年10月撰写《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时期接受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第二，法国共产主义的原因说。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曾经提出过马克思思想的三个来源问题：“马克思是19世纪人类三个最先进国家中的三种主要思潮——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同法国所有革命学说相联系的法国社会主义——的继承者和天才的完成者。”[3]此外，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中，他还说道：“马克思在巴黎时，受到法国社会主义者和法国生活的影响也成了社会主义者。”[4]从这些说法来看，列宁认为，法国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理论来源，或者说是他转向共产主义的直接原因。

由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列宁的这两个说法获得了广泛的支持。我国的很多权威教科书也都采纳了列宁的这一说法。譬如黄楠森等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等。[5]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回顾《巴黎手稿》及其以前马克思的思想历程就会发现，列宁的这两种说法都值得商榷。首先，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转向并非发生在《德法年鉴》，而是在1844年夏天即写作《巴黎手稿》的《第三手稿》时期；其次，促成这一转变的关键因素也并非是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是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性吸收和对德国哲学的批判性改造。换句话说，马克思是远离法国共产主义的影响，独立地走向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下面，就让我们根据当时几个重要文献，回顾一下青年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态度变化过程。

（1）1842年10月15日刊登在《莱茵报》上的《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这篇评论是马克思担任《莱茵报》编辑以后的第一篇文章。在这篇评论中，他反驳了奥格斯堡《总汇报》主编古·科尔布对《莱茵报》的责难。1842年9月底至10月初，由于对第十次法国学者代表大会有关法国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的报道，以及罗·施泰因的《现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1942年9月）一书的发表，德国报界开始关注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同年10月11日，古·科尔布在奥格斯堡《总汇报》第284号上发表了《共产主义者的学说》一文，以《莱茵报》刊登了两篇有关共产主义的文章为由指责《莱茵报》同情共产主义，称《莱茵报》把“邻国的混乱”引进到了德国。对此，马克思撰文予以了反驳：

“《莱茵报》甚至不承认现有形式的共产主义思想具有理论上的现实性，因此，更不会期望在实际上去实现它，甚至根本不认为这种实现是可能的事情。《莱茵报》将对这种思想进行认真的批判。但是，对于像勒鲁、孔西得朗的著作，特别是对于蒲鲁东的机智的著作，决不能根据肤浅的、片刻的想象去批判，只有在长期持续的、深入的研究之后才能加以批判。”[6]因为是反驳，马克思就要澄清自己以及《莱茵报》的政治立场不是共产主义。而且，自己之所以不支持共产主义，其理由是共产主义思想在理论上不具有现实性，属于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对当时自己的思想状况，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作过这样的说明：“在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的当时，在《莱茵报》上可以听到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我曾表示反对这种肤浅言论，但是同时在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一次争论中坦率承认，我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许我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妄加评判。”[7]从这一反省来看，一方面，当时马克思对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认识不足；另一方面，他认为，除了像傅立叶主义者和蒲鲁东等人的著作以外，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本身的确是一种“肤浅言论”。

（2）1843年9月马克思致卢格的信。在这封信中，马克思曾就《德法年鉴》的办刊方针又一次谈到了共产主义的问题。“所以我不主张我们树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而是相反。我们应当设法帮助教条主义者认清他们自己的原理。例如共产主义就尤其是一种教条的抽象概念，不过我指的不是某种想象的和可能存在的共产主义，而是如卡贝、德萨米和魏特林等人所讲授的那种实际存在的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本身只不过是受自己的对立面即私有制度影响的人道主义原则的特殊表现。所以，私有制的消灭和共产主义绝不是一回事；除了这种共产主义外，同时还出现了另一些如傅立叶、蒲鲁东等人的社会主义学说，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因为这种共产主义本身只不过是社会主义原则的一种特殊的片面的实现。然而整个社会主义的原则又只是涉及真正的人的本质的现实性的这一个方面。我们还应当同样关心另一个方面，即人的理论生活，因而应当把宗教、科学等等当作我们批评的对象。”[8]

从这段话来看，此时的马克思已经区分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并明确表示不接受当时在法国流行的共产主义，因为这种共产主义“尤其是一种教条的抽象概念”，特别是卡贝、德萨米和魏特林等人的共产主义“只不过是受自己的对立面即私有制度影响的人道主义原则的特殊表现”，“只不过是社会主义原则的一种特殊的片面的实现”；尽管“傅立叶、蒲鲁东等人的社会主义学说”要比这种共产主义的理论层次要高，但他们的“社会主义的原则”也只不过是“涉及真正的人的本质的现实性的这一个方面”，而没有看到“人的理论生活”这另一方面。因此，马克思建议《德法年鉴》不应该刊登这些肤浅的东西。

（3）1844年2月刊登在《德法年鉴》上的两篇论文——《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的确批判了鲍威尔的“政治解放”，指出“政治解放”并不能代替“人的解放”，要实现“人的解放”必须对市民社会进行改造；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发现了无产阶级并论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这也是列宁将《德法年鉴》看成是马克思转向了共产主义标志的原因。

但是，在这两篇论文中，马克思并没有表示自己拥护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甚至连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没有提及。而且，《〈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共产党宣言》中的无产阶级概念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如果说《共产党宣言》中的无产阶级是一个雇佣工人意义上的无产阶级的话，那么《〈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无产阶级根本就不包含雇佣工人的含义。仅仅根据《〈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出现了“无产阶级”这一用语就推断出马克思已经转向了共产主义有过于武断之嫌。

（4）写于1844年7月31日的《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这是一篇公开批判卢格的论文。卢格曾在1844年7月27日的《前进报》上发表了《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的文章，强调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中的意义。对此，马克思公开予以了批驳，其中涉及了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评价。

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一改半年前在致卢格的信中对魏特林的批判态度，声称魏特林不比蒲鲁东差，并给了魏特林很多溢美之词：“谈到德国工人总的教育水平或他们接受教育的能力，我提请读者注意魏特林的天才著作，不管这些著作在论述技巧方面多么不如蒲鲁东，但在理论方面甚至往往胜过他。资产阶级，包括其哲学家和学者在内，有哪一部论述资产阶级解放——政治解放——的著作能和魏特林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媲美呢？”不仅如此，他公开赞扬社会主义，并将社会主义与无产阶级联系起来。“德国无产阶级是欧洲无产阶级的理论家，正如同英国无产阶级是它的国民经济学家，法国无产阶级是它的政治家一样”，“一个哲学的民族只有在社会主义中才能找到与它相适应的实践，因而也只有在无产阶级身上才能找到它的解放的积极因素”[9]。从这些内容来看，此时的马克思已经与《德法年鉴》时期不同，对德国的共产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理论表示出好感。但是，这里的社会主义究竟指什么，我们还不得而知。

（5）1844年8月11日马克思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信。在这封信中，马克思也涉及了对共产主义的评价问题。马克思写道：“您的《未来哲学》和《信仰的本质》尽管篇幅不大，但它们的意义，却无论如何要超过目前德国的全部著作。在这两部著作中，您（我不知道是否有意地）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而共产主义者也就立刻这样理解了您的著作。建立在人们的现实差别基础上的人与人的统一，从抽象的天上降到现实的地上的人类这一概念。如果不是社会这一概念，那是什么呢？”[10]从这封信来看，马克思此时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态度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并且认为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能够为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提供思想基础。当然这种赞扬不排除马克思过谦的成分。从后面我们将看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概念不是费尔巴哈提供的，而属于马克思本人。

（6）写于1844年夏天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序言”。在“序言”中，马克思这样表白：“不消说，除了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以外，我也利用了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但是，德国人为了这门科学而撰写的内容丰富而有独创性的著作，除去魏特林的著作，就要算《二十一印张》文集中赫斯的几篇论文和《德法年鉴》上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11]对于这段表白，新MEGA的编者加了一个注释，在这一注释中，编者这样写道：“这时，马克思已经掌握了法文，对法国的文献十分熟悉。他研读了普·维·孔西得朗、皮·勒鲁、皮·约·蒲鲁东、埃·卡贝、泰·德萨米、菲·邦纳罗蒂、沙·傅立叶、劳蒂埃尔、弗·维尔加德尔和其他作者的著作，而且还经常作摘要。”[12]

如果马克思的表白和编者的证言属实，那么，此时的马克思很熟悉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基本上掌握了德国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者的思想，譬如魏特林的主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1842年）和1841—1843年在《年轻一代》杂志上所发表的文章，赫斯在《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文集中以匿名的方式发表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行动的哲学》和《唯一和完全的自由》，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等；马克思不仅改变了先前轻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表示要开始认真研究共产主义，并要运用英法德三国的共产主义著作，建构自己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观。

以上，我们按照时间顺序回顾了到《巴黎手稿》为止马克思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态度转变过程。从这一过程来看，马克思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彻底否定到逐渐肯定的过程，这一转变的征兆出现在1843年9月，而比较清晰地表达对共产主义好感的是在1844年夏天。由于此时正值《手稿》的《第三手稿》和“序言”的写作时期，因此我们可以说，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转向不是发生在《德法年鉴》，而是发生在《巴黎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