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讳言，无论从转型后的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看，还是从构成当今文学理论的具体形态（如文化研究、文学理论学）来看，它们似乎确实属于“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但只要我们不采取过度的保守姿态，接纳这样的文学理论当是不无理由的。毕竟，看似“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乃是应对新的文学发展实践的结果，对文学文本的解读也是有所助益的。退一步说，当“几乎所有重要的公共问题的讨论声中，无论网上网下，都鲜有‘严肃文学’作家的声音——这一情况已经持续了10多年”[38]时，如果我们还局限在对这样的文学文本做内部的细读与赏析，并且认为只有这样的研究才是文学理论的常态，那么我们就要怀疑这样的文学理论是否在助推文学从公共领域撤退，又是否在鼓动文学失去本有的“轰动效应”，并放弃基于这种“轰动效应”的担当与责任。这样的文学理论难道一定比所谓的“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对文学的发展更有利吗？看来，我们很难否认这种“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

同时，无视文学理论学科特性的丰富性，否认晚近十几年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实践，将文学理论化约为文学文本解读技能，恐怕既不现实，也不应该。毕竟基于文学/文化的现实变化等原因，文学理论转型了，伸展了现代性的知识分化特性，自身也逐渐走向了成熟。“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因此获得了合法性，有置身文学理论学科场域的足够理由。与其将当今文学理论归入“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并抱怨乃至否认其合法性，还不如去追问“什么是好的文学理论”，借此提升文学理论的生产力，并将其作为未来文学理论发展的可行方向。

在我们看来，好的文学理论应当保持三种基本特性。

第一，专业性。所谓“专业性”，就是说文学理论要能够帮助人们更专业、更技术地理解文学活动，文学理论研究者要成为“文学理论家”。其中最见功夫处又尤其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文学理论要对文学创作有直接的帮助，能够指导创作实践；另一方面，学过文学理论的人对文本的解读要比没有学文学理论的人更有章法，更为地道。由此来看，回到文学实践，建构科学的文学文本解读理念，提高解读文学文本的有效性，是有必要的。只不过，我们尤要强调两点：一是文学理论的专业性是“阐释者”的专业性，而不是“立法者”的专业性[39]；二是我们不能因此否认文学理论的其他特性以及基于这种特性所形成的“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

第二，公共性。一方面，文学理论的公共性要求文学理论要切实关注文学活动实践，积极回应变化发展中的文学/文化事件。这就要求文学理论要批评化，要做具体的批评实践，努力让批评借助大众媒体的效应对文学生产以及公众的文学生活发生积极影响。另一方面，有公共性的文学理论要以文学/理论的方式参与公共领域事务，回应社会焦点问题，并在这种回应中生产一种能与现实构成必要张力的“思想观念”，讲述一种能穿越当前意识形态的文学故事。最近几年，文学公共领域问题的研究就是在挖掘和建构文学理论的这一特性。其中陶东风的“文学理论与公共言说”可谓较有代表性的成果。[40]需要说明的是，在建构文学理论的公共性过程中，尤其不能因为一己之本质主义的文学观而排斥极具公共性的文化批评/文化研究。[41]其理由也是充分的，而最为有说服力的恐怕是文学在当今时代本就具有媒介性与大众文化性，文学公共领域在当代历史上存在过[42]，甚至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消失。这当能保证文学的文化批评之合法性。如果我们将整个世界都符号化/文本化/文学性化，那么文化批评即使是“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其合法性也无须再辩了。

第三，学术性。好的文学理论始终能保持高度的文学理论学术史意识，尊重现有文学/理论知识，并合理继承优良的学术史传统，梳理出合乎语境又切合逻辑的学理文脉，在此基础上推动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从事文学理论研究可谓一种学术活动，它有自己学科的知识史，所以即使从事当代文论研究也应当有知识积累的意识。然而，正如刘方喜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的文学理论学科似乎总是缺乏一种‘知识化’的追求，所谓‘理论’往往仅仅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化的价值论断。从文学理论研究的整体生态来看，我们既需要思想层面上的不断突进，同时也需要知识层面上的逐渐累积，后者太过薄弱不能说不是以往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个严重不足——而这种不足恰恰为文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留出了较大的空间。”[43]文学理论研究具有的知识积累和学术史特性则使文学理论可以远离文学尤其是可以不做文学文本的直接解读，可以在思辨的王国里专心致志地做“文学知识学”的研究，也可以勤勉于文学理论知识历史的钩沉[44]，甚至有权利选择是否要在其研究中把握时代的精神。至于是否做“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应当也是可以自由抉择的。比如，凸显学术性的文学理论可以对文学、文本、作者等关键词做词源学的考索，以获得相应的理论知识；也可以在具体的个案研究中探究日本文学对郁达夫的影响，而无须涉及对郁达夫具体文学文本的解读。这样的研究当然还是文学理论，因为它能提供理解文学文本的虽不直接但有用的“知识”。

顺便提及的是，如果我们要语境化、历史化地理解“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之所由生，明乎当今文学理论为什么是这样的面貌，那么探究1949年以来的当代文学理论是怎样发生的则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非常可喜的是，谢泳、贺照田等学者已对这一问题做了一定研究，并得出了一些有启发性的结论。

谢泳先生曾对1949年前后的文学理论变革问题下结论说：“我认为，1949年以前，中国的文学教育重心在‘文学史’，无论是中国文学史还是西洋文学史。此后这个重心发生了偏移，由重‘文学史’偏向了重‘文学概论’，它的制度形式是在大学的学科设置中以教授‘文学概论’为目的的‘文艺学’学科的建立和逐渐完善，最终形成了职业化体系。它的学术风格是‘以论代史’，由于尊重事实的‘文学史’传统本身具有怀疑的能力，对于新意识形态的建立有抵抗性，所以在新意识形态的建构中，它自然要受到轻视。文学教育中由‘文学史’传统向‘文艺学’的转移，使中文系文学教育的专业性受到影响。‘文学史’传统的偏移，最后导致了大学中文系与历史系分科的严格边界，文、史分家基本成为事实，最终影响了中国学术的整体水平。”[45]

贺照田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及文学理论转型问题进行了历史化的研究，并得出结论：“遗憾的只是当时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界的主流取向，没能因势把这一内在历史势能转换成一种既内含真实历史课题又超越一般惯性反应的思考的动力，却主要是在构造现在与过去历史的二元对立，然后全力在离弃前三十年的政治、美学禁忌的方向上运动。”[46]

了解了文学理论学科的历史走向，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今天的文学理论会生长成这个样子。虽然这样的文学理论学术问题探究不能直接关乎文学与文学解读，但却有助于厚重地理解“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对于把握当今乃至未来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文脉与理路也不无启发。

好的文学理论是否非得要具备以上三个特性呢？在知识分化的现代语境下，要三种特性齐头并进显得有些不切实际。因此，我们可以以某一特性为所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发展重心，然后建构出某一特性鲜明的文学理论形态。只要具备了某一特性，就是好的文学理论。我们大可不必仅将是否解读以及能否有效解读文学文本作为好文学的唯一准则。退一步说，“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其实并不阻碍，相反可能是在推动能专业解读文学文本的那种“好文学理论”的产生。因此，我们认为，不能否认“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要知道它也是一种文学理论，甚至是一种“好的”文学理论。毕竟，它有公共性、学术性以及天然丰富的自觉性。

总之，文学理论的性质与功能是丰富的、开放的，而不是单一的、狭隘的，承认当今文学理论的转型是明智的。未来文学理论的发展是多向度的，而不是单维度的。虽然不可不强调文学理论在文学文本解读方面的专业性，但是我们也不可小觑与文学文本解读有着积极关联的文学理论的公共性与学术性。那种看似“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是会继续发展下去的。

[1] 就文献来看，20世纪90年代发表的相关论文大致如下。蒋济永：《当代文艺理论的危机（之一）——理论体系的危机》，载《柳州师专学报》，1993（3）；蒋济永：《当代文艺理论的危机（之二）——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倾向》，载《柳州师专学报》，1994（1）；蒋济永：《当代文艺理论的危机（之三）——本体论走向虚幻》，载《柳州师专学报》，1994（2）；蒋济永：《当代文艺理论的危机（之四）——“当代形态”建构中的问题》，载《柳州师专学报》，1994（3）；蒋济永：《当代文艺理论的危机（之五）——文艺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终结》，载《柳州师专学报》，1994（4）；蒋济永：《补牢：对“当代文艺理论危机”的再叙述——答亡羊先生》，载《柳州师专学报》，1995（3）；张荣翼：《文艺理论阿基米德点的寻求》，载《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7（3）；郭淑梅、孙津：《世纪末断想——文艺理论的动**与危机（上）》，载《文艺评论》，1997（5）；郭淑梅、孙津：《世纪末断想——文艺理论的动**与危机（下）》，载《文艺评论》，1997（6）；郑元者：《走向元文艺学——评〈文艺学方法论纲〉》，载《文学评论》，1996（4）；王光明、南帆、孙绍振等：《关于学科开放与文艺理论建设的对话》，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3）；陶东风：《80年代中国文艺学主流话语的反思》，载《学习与探索》，1999（2）；杜卫：《走出审美城——新时期文学审美论的批判性解读》，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许明：《作为科学的文艺学是否可能？——文学研究的个人经验》，载《文学前沿》，1999（1）；黄应全：《多元化：克服文学理论危机的最佳抉择》，载《浙江社会科学》，2002（1）；钱中文：《文艺学的合法性危机》，载《暨南学报（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版）》，2004（2）；盖生：《论文学理论的有效性及价值剩余——对文学理论危机论的一种解答》，载《文艺理论研究》，2004（5）；李衍柱：《范式革命与文艺学转型》，载《东方论坛》，2005（4）；王纪人：《对当代中国文论有效性的质疑与分析》，载《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5（2）；刘进：《文学理论的基本品格和功能——对“文学理论危机”话题的一种理论回应》，载《文艺理论研究》，2005（3）；李怡：《失落了文学感受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4）；何志钧：《文学理论危机与文学理论的科学化》，载《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钱中文：《正视中国文学理论的危机》，载《社会科学》，2006（1）；朱立元：《关于当前文艺学学科反思和建设的几点思考》，载《文学评论》，2006（3）；葛红兵、宋红岭：《重建文艺学与当代生活的真实联系——文艺学学科合法性危机及其未来》，载《文艺争鸣》，2007（3）；赖大仁：《当代文论：危机及其应对》，载《学术月刊》，2007（9）；章辉：《文艺学危机与文学理论知识创新——访高小康教授》，载《甘肃社会科学》，2008（1）；童庆炳：《当下文学理论的危机及其应对》，见童庆炳、王一川、李春青：《文化与诗学》第1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孙绍振：《文论危机与文学文本的有效解读》，载《中国社会科学》，2012（5）；肖明华：《分化、危机与重建——199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状况的一个考察》，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陈伟：《文学理论：危机或新生》，载《文艺争鸣》，2012（9）。

[2] 参见肖明华：《分化、危机与重建——199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状况的一个考察》，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

[3] 参见孙绍振：《文论危机与文学文本的有效解读》，载《中国社会科学》，2012（5）。

[4] 参见张江：《当代西方文论若干问题辨识——兼及中国文论重建》，载《中国社会科学》，2014（5）。另可参见张江：《关于“强制阐释”的概念解说——致朱立元、王宁、周宪先生》，载《文艺研究》，2015（1）；张江：《关于场外征用的概念解释——致王宁、周宪、朱立元先生》，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2）；张江：《场外理论的文学化问题》，载《探索与争鸣》，2015（1）；张江：《强制阐释的主观预设问题》，载《学术研究》，2015（4）；张江：《前见与立场》，载《学术月刊》，2015（5）；张江：《阐释模式的统一性问题》，载《社会科学战线》，2015（6）；张江：《前置结论与前置立场》，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

[5] 参见张江：《当代文论重建路径：由“强制阐释”到“本体阐释”》，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06-16。

[6] 孙绍振：《建构文学文本解读学》，载《文艺报》，2013-09-06。

[7] 晚近，对张江先生进行回应的文章比较多，并大多以专题、书信的形式发表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文艺争鸣》《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重要刊物上。

[8] 参见李怡：《失落了文学感受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4）。

[9] “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这一说法借用了金惠敏先生的概括。参见金惠敏：《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一种元文学或者文论“帝国化”的前景》，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4（3）。

[10] 参见金惠敏：《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一种元文学或者文论“帝国化”的前景》，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4（3）。

[11] 参见刘方喜：《重建“学院精神”：文论危机的另一种回应》，载《中华读书报》，2004-02-11。

[12] 刘方喜：《重建“学院精神”：文论危机的另一种回应》，载《中华读书报》，2004-02-11。

[13] 南帆、刘小新、练暑生：《文学理论》，21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4] 参见王元骧：《对于文学理论的性质和功能的思考》，载《文学评论》，2012（3）。

[15] 王元骧：《析“文艺理论的危机”》，载《社会科学战线》，2010（8）。

[16] [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14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17] 参见[法]安托万·孔帕尼翁：《理论的幽灵——文学与常识》，24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8] 关于文学理论的反思性，李春青、陶东风、吴炫、邢建昌、王元骧等知名学者有诸多论述。参见李春青等：《反思文艺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陶东风：《走向自觉反思的文学理论》，载《文艺争鸣》，2010（1）；吴炫：《文学穿越现实导论》，载《当代文坛》，2010（9）；邢建昌：《理论是什么——文学理论反思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王元骧：《对于文学理论的性质和功能的思考》，载《文学评论》，2012（3）。笔者也曾关注这一问题。参见肖明华：《文学理论的未来：走向反思性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载《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0（6）。

[19] [法]安托万·孔帕尼翁：《理论的幽灵——文学与常识》，11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0] 王元骧：《对于文学理论的性质和功能的思考》，载《文学评论》，2012（3）。

[21] 王元骧：《对于文学理论的性质和功能的思考》，载《文学评论》，2012（3）。

[22] 吴子林：《当代文学批评的歧途与未来》，载《小说评论》，2014（4）。

[23] 王元骧：《析“文艺理论的危机”》，载《社会科学战线》，2010（8）。

[24] 一定意义上，抱怨当今文学理论没有文学，其实是对“文学理论”走向“文化研究”“理论”“后理论”的不满。但文学理论几乎不可能不承认这种转向、不接受这种挑战。参见陶东风：《文化研究对于文学理论的挑战》，载《文学前沿》，2000（1）；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兼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载《浙江社会科学》，2002（1）；周宪：《文学理论、理论、后理论》，载《文学评论》，2008（5）；姚文放：《从文学理论到理论——晚近文学理论变局深层机理探究》，载《文学评论》，2009（2）。

[25] 在《文学知识学中》，余虹认为：“文学理论就是关于文学现象之根由与道理的论述与知识。”也有其他学人明确指出：“文学理论可以初步理解为关于文学的种种知识。”参见南帆、刘小新、练署生：《文学理论》，33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6] 参见[英]雷蒙德·威廉斯：《漫长的革命》，5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27] 参见余虹：《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蔓延——兼谈后现代文学研究的任务》，载《文艺研究》，2002（6）。

[28] 参见肖明华：《“大文学理论”的转型——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理论发展走向的一个考察》，载《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4）。

[29] 钱振文：《??红岩??是怎样炼成的——国家文学的生产和消费》，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30] 王本朝：《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31] 参见王晓明：《六分天下：今天的中国文学》，载《文学评论》，2011（5）。

[32] 谷鹏飞：《文本的死亡与作品的复活——‘新文本主义’文学观念及其方法意义》，载《文学评论》，2014（4）。

[33] 参见南帆、刘小新、练暑生：《文学理论》，21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4] 参见童庆炳：《植根于现实土壤的“文化诗学”》，载《文学评论》，2001（6）。

[35] 刘洪一：《走向文化诗学：美国犹太小说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6]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学研究不可忽视，相关研究成果已有不少，如董学文出版过归属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的“文学理论学”专著（参见董学文：《文学理论学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张荣翼等学人进行了归属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的文学研究的知识学依据的“文学理论学”研究（07JA751009）等。

[37] 陶东风：《文学理论与公共言说》，17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38] 王晓明：《六分天下：今天的中国文学》，载《文学评论》，2011（5）。

[39] 参见李春青：《走向阐释的文学理论——文学理论学科性反思之一》，载《学术研究》，2001（7）。

[40] 参见陶东风：《文学理论与公共言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41] 参见陶东风：《论文化批评的公共性》，载《文艺理论研究》，2012（2）。

[42] 参见赵勇：《文学活动的转型与文学公共性的消失——中国当代文学公共领域的反思》，载《文艺研究》，2009（1）。

[43] 刘方喜：《重建“学院精神”：文论危机的另一种回应》，载《中华读书报》，2004-02-11。

[44] 我们认为，文学理论史的研究工作还需要特别加强。虽然当前已有一些文学理论学科史的书写，但尚留有较大的研究空间。目前的书写更多是对过往研究的简单描述和选择性介绍，尚缺乏有深度的研究，恐怕在历史意识、理论观念及方法论上也不很自觉。值得提及的是，学界已有人使用福柯的话语理论、伽达默尔的阐释学理论及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方法对某一时段的文学理论做专门研究。李春青的《在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反思》、葛卉的《话语权力与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文论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等就是这类著作。

[45] 谢泳：《从“文学史”到“文艺学”——1949年后文学教育重心的转移及影响》，载《文艺研究》，2007（9）。

[46] 贺照田：《时势抑或人事：简论当下文学困境的历史与观念成因》，载《开放时代》，20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