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于各种原因，不少学人对当代文学理论学科进行了反思，表现出了对当今文学理论的焦虑、不满和期望。他们大多认为，文学理论学科发生了危机[1]，需要重建合法性，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解决方案，如文学理论的批评化、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化以及文化诗学、文化研究等，这些都可谓共享了同一“知识型”。[2]

非常有意思的是，晚近又有两位知名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上撰文论及文学理论的危机问题，并英雄所见略同般地表达了一些相近的看法。其一，他们都认为，当今文学理论远离了文学经验，脱离了文学文本，以至于文学理论无关乎文学。即使有点关联，这关联也非常微弱。文学理论对文学文本的解读变得低效或无效。在他们看来，这一点正威胁着文学理论的合法性，让文学理论陷入了危机状态。[3]其二，他们不约而同地认为，造成文学理论此种危机的重要原因是西方文论的引进。西方文论对中国当代文论的影响非常大，以至于其文学阐释力匮乏等缺陷也影响到了中国当代文论；同时，移植的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文化相异太大，很难形成良性的互证互释关系，这就必然导致中国当代文论的文本阐释力弱化乃至缺失。[4]其三，他们都提出了与文本解读相关的解决方案，如呼吁文学理论走向“本体阐释”，即以文学文本为核心来展开理论阐释，生产有关文学的原生话语、次生话语和衍生话语。[5]显然，“本体阐释”说与另一学者所提出的“建构文学文本解读学”[6]的方案几近形成了“互文”关系。

应当说，这两位学者的看法非常具有普遍性。这里我们不拟对这种看法做具体的回应，而仅就其所论文学理论无关乎文学这一点做一初步的探讨。[7]诚然，我们常常能听到“文学理论无关文学”“失落了文学感受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等说法，其意大体是说，从事文学理论研习的人不读文学作品，不关注文学实践活动，没有文学感受，只会津津乐道于西方文学理论，并且往往用西方的文学理论硬套中国文学，以至于没有切实解读文学作品的能力，也无法“反作用”于文学实践活动。[8]为此，他们认为，既然当今的“文学理论无关文学”，那称之为“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是恰当的。[9]既然文学理论无关文学，没有文学，那这样的文学理论对文学有何用处？文学理论因此被认为陷入了合法性危机，需要予以重建。

我们认为，“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并不必然陷入合法性危机，相反它有其自身存在的合法性。通过检阅文献，我们发现，多年前金惠敏、刘方喜曾对这一问题做过很好的思考，已然为“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进行了合理的辩护。

依金惠敏之见，文学理论“帝国化”了，在走向“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它冲出文学的限制，越来越作为一种独立的、自组织的和有生命的知识系统直接向社会发言，承担一定的文化功能，并迂回地作用于文学。同时，“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获取了哲学品性，能行宗教、哲学之用。这些都使得其存在有充足的理由。退一步说，“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是否合法，关键不是有没有文学，而是是否具有现代性反思的能力。[10]这样的辩护是有一定道理的。

刘方喜也非常有力地为“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进行了辩护。其一，文学理论可以作为一种独立的知识系统存在。它可以离开文学经验生产自己的知识。比如，做某一文学理论知识的学理阐发、文学理论学术史的研究等。就实际情况看，这方面的工作还非常不够，极需学界用力为之。其二，文学理论除了解释文学活动的功能之外，还有其他功能，如“智”的功能。例如，它有娱人心神、激发智慧的精神作用。这一功能也足以保证文学理论的合法存在。简言之，文学理论完全可以是“学院精神”烛照下的知识生产活动，不是非得对具体的文学活动亦步亦趋。[11]

然而，非常遗憾的是，金惠敏与刘方喜的辩护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也没有得到足够的“承认”，以至于“没有文学”被视为导致文学理论危机的重要乃至唯一的原因。这显然是带有局限性的看法。为此，我们有必要继续就“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问题展开必要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