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历史抉择

■ 和战之间

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中国以巨大的民族牺牲，终于迎来了最后的胜利。那些天，中国人民沉浸在无比的欢乐和兴奋之中。

然而，战后的种种迹象表明，国民党要维持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旧中国，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而共产党则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即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国共两党对和平、民主、建国问题有着不同的回答，斗争不可避免。这些情况表明，在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两种命运，两个前途，摆在了中国人民的面前。

中国共产党对争取和平是有诚意的，力图避免内战，争取经过和平的道路来建设一个新中国，逐步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发展中国的民族经济。中共中央认为，和平、民主、团结是战后人民的强烈愿望，党应当争取通过和平途径来实现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即使是暂时的和平，也应该积极争取。

国民党统治集团却坚持独裁和内战的方针。在抗战胜利前的1945年8月11日，一面命令国民党军队“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一面命令共产党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同时，命令沦陷区的伪军“维持治安”，只准接受国民党军队的收编。蒋介石的用意所在，便是要发动内战，消灭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解放区和人民军队。

蒋介石的内战决心已定，但他也有许多困难和顾忌。国际上，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的力量遭到削弱，社会主义力量、人民民主力量得到很大发展。这时，社会主义的苏联不希望中国爆发内战；美国、英国这时也都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希望国共两党停止内争，举行和平谈判。在国内，经过长期战争的人们热烈地期待着实现和平，建设家园，一步步走向繁荣富强。此外，仍在西南、西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主力要开赴内战前线也需要一段时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接连三次向延安发出电报，邀请毛泽东去重庆“共同商讨”“目前各种重要问题”。

中国共产党对局势的发展有着清醒的估计。中共中央认为，无论如何，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是必要的：第一，由于和平、民主、团结是战后人民的强烈愿望，只要有可能，党就应当争取通过和平的途径来实现中国的进步和发展。第二，由于蒋介石的内战部署一时难以完成，党和全国人民是有可能争取实现国内和平局面的，即使是暂时的和平，也应该积极争取，这对于需要做应变准备的革命力量来说，也是有利的。第三，通过和平谈判，可以使全国人民看清楚国民党统治集团究竟是真要和平民主，还是在这个幌子下实行独裁内战，这对于提高人民的革命觉悟有很大作用。在努力争取实现和平民主局面的同时，党没有丧失警惕，没有放弃自卫战争的准备工作。

8月25日晚，中国共产党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去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8月28日，毛泽东偕同周恩来、王若飞，在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从延安乘专机赴重庆。毛泽东赴重庆这一举动所表现出来的谋求和平的诚意，受到普遍的热烈赞誉。民主人士柳亚子赋诗称颂毛泽东亲临重庆的行动是“弥天大勇”。重庆《大公报》发表社评说：“毛先生能够惠然肯来，其本身就是一件大喜事”，抗战胜利后，“我们再能做到和平、民主与团结，这岂不是国家喜上加喜的大喜事！”

重庆谈判从8月29日开始，到10月10日结束。

在重庆期间，毛泽东就和平建国等问题直接同蒋介石进行过多次商谈。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党政府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进行了43天的具体问题的谈判。在谈判中，国民党方面企图以“统一政令军令”的名义来取消解放区和人民军队。为了争取全国人民所需要的和平民主，共产党方面在谈判中对解放区土地和人民军队数量等问题，作出了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必要的让步。10月10日，双方正式签署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经过谈判，国民党当局表示承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意“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同意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承认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同意“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等等。尽管国民党承认和平团结的方针是不情愿的，但这样一来，如果它再要发动内战，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在政治上陷入被动地位。这次会谈和所达成的协议，还有力地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重庆谈判的这些结果，是人民力量的一个胜利。纪要签字的第二天，毛泽东回到延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这个东西，第一个好处是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协定，这是

历史上未有过的。第二，有成议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人民的。”

由于国民党当局执意要取消解放区的人民政权和人民军队，在这两个焦点问题上，国共双方未能达成协议，只得作为悬而未决的问题留待继续商谈。

国民党当局虽然同共产党谈判和平，但它并没有放弃通过战争来消灭人民革命力量的企图。还在重庆谈判期间，国民党当局就重新秘密印发1933年蒋介石在“围剿”红军时编的《剿匪手本》。“双十协定”刚刚签订，蒋介石就发布进攻解放区的密令，要求国民党军队将领“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自日本投降至10月17日两个月的时间里，有30座解放区的城市被国民党军队侵占。

为了保卫人民抗战的胜利成果，壮大人民革命力量，9月19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发出指示，明确规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是党的一项“全国战略方针”。主要内容是在南方作出让步，收缩南部防线；巩固华北以及华东、华中的解放区；控制热河、察哈尔两省，集中力量争取控制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东北地区。为贯彻这个方针，中共中央先后从各解放区抽调11万人的军队和2万名干部进入东北，并成立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统一领导东北地区的工作。

国民党军队为了深入华北，打开进军东北的通道，分三路向华北解放区进攻：一路沿平绥路东犯，一路沿津浦路北犯，一路沿同蒲、正大和平汉路向北平推进。人民军队站在自卫的立场上坚决进行反击。先后进行了上党、平绥、津浦、平汉（邯郸）四个战役，歼灭来犯的国民党军队14.5万人，迟滞了他们的行动。

在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必要的自卫作战的同时，人民军队遵照中共中央的命令，坚决从日、伪军手中收复失地。到1946年1月，解放区已拥有239.1万平方公里面积的土地，1.49亿人口，506座城市。

国民党为准备内战，继续将军队调往内战前线。到1945年12月初，用来进攻解放区的总兵力已达190万人。

内战阴云笼罩着中国大地，使渴望和平民主的人民群众深感痛苦、忧虑和不满。1945年11月25日，昆明6000余名大中学生在西南联合大学 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却遭到国民党军警的压迫和特务的捣乱。第二天，昆明3万余名学生举行总罢课。中共云南省工作委员会领导了这场斗争。12月1日，大批国民党武装分子冲进西南联大等学校，投掷手榴弹，致使4人死亡，数十人受伤，酿成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随后，重庆、上海等地爆发声援昆明学生的罢课或游行示威。以“反对内战，争取民主”为基本口号的“一二·一”运动，使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进一步处于被动地位。

随着战后民主运动的高涨，1945年9月，重庆科技文教界一批知识分子将原有的民主科学座谈会，改为固定性的政治组织九三座谈会，这就是九三学社的前身。同年12月，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和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分别在重庆和上海成立。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国民党内的民主派等活动更加活跃。他们都要求实现民主、停止内战，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的力量日益扩大。

国民党政府派遣大批官员到原沦陷区，恢复在那里的统治。开始，人民是欢迎国民党回来的。但是，许多国民党官员贪婪地掠取财物，接收成为“劫收”。一时间，物价高涨，社会混乱，民不聊生。官僚资本在接收的名义下急剧膨胀，民族工业的前途陷入绝望。这样，国民党在人民中的信誉一落千丈。国民党军队通过接收100多万日军和几十万伪军的武器装备，收编大量伪军，实力也进一步膨胀起来。

这时，美国政府宣布调回因公开声明只同蒋介石合作而声名狼藉的驻华大使赫尔利，任命五星上将马歇尔作为杜鲁门总统特使赴华“调停”内战。马歇尔来华的使命是“努力说服中国政府，召开一个包括主要党派的代表所组成的全国会议，以获致中国的统一”。其真正目的是借以否定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存在，同时贯彻“援助国民党尽可能广大地在中国确立其权力”这个既定方针，帮助国民党运送军队。苏联政府也赞成美国的这种对华政策。12月27日，苏、美、英三国莫斯科会议就中国局势问题提出：“必须在国民政府领导下实现中国的团结与民主化，广泛地吸收民主分子到国民政府的一切（各级）机构中”。在马歇尔到达中国的同一天，中共全权代表周恩来也到达重庆，随即提出国共双方实行无条件停战的建议。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同意按照“双十协定”的规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下达停战令。同一天，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出席会议的有国民党、共产党、民盟、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共38人。在主张

和平、反对内战，主张民主、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这些基本问题上，中共同以民盟为代表的中间派有许多共同点，经常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事先协商，取得一致，采取共同行动。会议历时22天，在通过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案五项协议之后，于1月31日闭幕。

政协会议通过的宪法草案规定立法院为最高国家立法机关，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行政院为最高行政机关，并对立法院负责；立法院对行政院全体不信任时，行政院或辞职或提请总统解散立法院。中央政权的这种体制，对于独裁政体是一种否定。宪法草案又规定中央同地方分权，省为地方自治的最高单位，省长民选，省可以制定省宪等。这对于解放区人民政权的存在也提供了一种可能的保障。政协协议的种种规定，虽然还不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但它有利于冲破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实行民主政治，有利于和平建国，因而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

中国共产党是准备严格履行这些协议的。毛泽东在颁布停战令时指出：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从此即将开始，全党应为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革，建立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政协会议闭幕后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要求全党“准备为坚决实现这些决议而奋斗”。同时，中共中央也指出：“中国民主化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长期的”，要“准备好，不怕和平的万一被破坏”。因此，必须注意“阵地的保持与继续取得”, “练兵、减租与生产是目前解放区三件中心工作”。

国民党从一开始就没有准备履行政协协议。政协会议刚刚闭幕，在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议上，不少国民党要员大哭大闹，说协议不利于国民党，是国民党的失败。蒋介石也表示：“我对宪草也不满意，但事已至此，无法推翻原案，只有姑且通过，将来再说。”在3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令其党徒对政协协议“就其荦荦大端，妥筹补救”。不久，他以扩大内战的行动，使协议成为一纸空文。

蒋介石敢于撕毁政协协议，发动内战，同美国政府的支持有着直接关系。美国在战后企图建立世界范围的统治地位，控制中国是其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945年9月到1946年6月，美国以军用飞机和军舰，将国民党军队14个军共41个师、8个交通警察总队约54万多人，运送到华北、华东、东北、华南各地。美国还出动海军陆战队9万多人，进驻上海、青岛、天津、北平、秦皇岛等地，直到国民党军队前来接收。1946年3月，先后组成美国陆军顾问团和海军顾问团。6月17日，签订《中美处置租借物资协定》，将价值5170万美元的军用品交给国民党政府。

在初步控制关内各大城市后，国民党军队将进攻重点指向东北。1945年11月间，先后攻占人民军队驻守的山海关和锦州等地。1946年3月初，苏联红军按照协议开始从东北的城市和铁路线撤退。国民党军队立刻进驻沈阳，向解放区分路进攻，5月下旬侵占长春，并控制了松花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

国民党政府宣布还都南京后，1946年5月初，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到南京、上海继续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力争避免全面内战的发生。但由于蒋介石的内战决心已定，谈判无法取得成果。

美蒋的倒行逆施，引起广大人民，包括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严重不安。6月中旬，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组成请愿团赴南京呼吁和平。23日，中共中央上海局组织各界群众10万多人到火车站欢送。当晚，请愿团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到国民党当局指使的大批暴徒围攻殴打达5个小时。团长马叙伦等多人受重伤。

事态的发展表明，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已迫在眉睫。5月21日，中共中央指出：国民党现正积极布置全国内战，我应积极加以准备，加以制止。在这之前，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强调指出：各地党委必须明确认识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环节。必须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放手发动与领导目前的群众运动，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这个指示的基本精神，就是要坚决地支持和引导广大农民群众，采取各种适当的方法，使地主阶级剥削农民而占有的土地转移到农民的手中。它标志着解放区在农民土地问题上，由抗日战争时期的削弱封建剥削向变革封建土地关系、废除封建剥削制度过渡。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的重要改变。以便进一步调动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为进行自卫战争奠定更牢固的群众基础。6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估计了胜负的各种可能后指出：“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

尽管中国共产党作了种种争取和平的努力，然而，内战终于还是降临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