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六

大变局深化背景下的中国与中东关系发展

高祖贵

2013年，中东大变局继续深入演化。埃及民选总统穆尔西被军方废黜引发激烈冲突。叙利亚危机从外部军事干预边缘转向寻求政治解决，但内战继续。伊朗核问题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实现历史性突破。巴以和谈进程重启，突破仍有困难。这些变化推动地区格局酝酿更大变化，推动中国与中东的相互认知进一步改变，加强互动的需求增大。中国对解决该地区重大问题的主张变得越来越鲜明，角色越来越受关注。

一、中东地区局势发生新变化

就地区局势而言，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等发生政权更替的国家转型艰难，沙特、阿联酋、约旦、科威特等国改革面临潜在风险，叙利亚危机、巴以冲突和伊朗核问题等焦点呈现新态势，伊拉克安全局势继续恶化，土耳其埃尔多安政府执政遭遇挑战。综合起来看，四个焦点问题的新发展比较突出。

第一，埃及“穆兄会”支持的穆尔西政府被推翻，国家转型陷入曲折。埃及这一轮政治转型进程始于2011年2月，当时30多个党派组成的改革派力量（后来组成“全国拯救阵线”）、“穆斯林兄弟会”（后来组建“自由与正义党”）和“萨拉菲派”（代表为“光明党”）等主要政治力量，加上以改善民生为诉求的劳工和农民等广大中下层民众，在追求“自由、正义、民生、就业”的旗号下，共同要求穆巴拉克下台，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所代表的军方选择放弃穆巴拉克而站到“穆斯林兄弟会”和民众一边，迫使穆巴拉克下台。之后，“自由和正义党”和“光明党”等共47个党派构成的“民主联盟”，经选举成为议会上下两院第一大政治力量，它们推举的候选人穆尔西当选为总统。埃及由此开启从威权政治向选举政治转变的历史进程。其间，伊斯兰主义力量、埃及军方和“全国拯救阵线”代表的改革派力量之间围绕政治权力展开激烈角逐。2012年6月，穆尔西总统所代表的伊斯兰主义力量凭借多数民众的支持，不顾军方的反对，坚决推出新宪法草案，并在全民公投中赢得多数人的支持。新宪法草案颠覆了此前军方所提出的强化“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地位的宪法修正案，不允许军方对议会决议拥有否决权，不允许军方享有凌驾于民选政府之上的权力，使得军方的权力和利益受到明显挤压。新宪法草案通过之后，穆尔西总统更换了“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要领导人，由塞西接替坦塔维出任国防部长，迫使军方妥协让步，初步实现了伊斯兰主义掌控政权的目标。

然而，经过穆尔西总统一年的执政，埃及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形势的发展使得其他政治派别的不满增加。在政治上，穆尔西总统改组内阁，强化“穆斯林兄弟会”及其本人的主导地位。这使得改革派担心宗教势力对埃及政治和社会文化的影响力进一步上升，甚至向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方向发展。与改革派的担心相反，比“穆斯林兄弟会”更为保守的“萨拉菲派”则认为，穆尔西总统至今没有使“沙里亚法”（伊斯兰教法）在埃及得以施行，同样感到越来越不满。军方领导人把穆尔西总统强化对军队的掌控视为威胁，感到过去“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掌控国防部的局面正在发生改变，担心军方在埃及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利益进一步受损。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穆尔西总统领导下的政府未能改变穆巴拉克下台前后面临的经济社会发展困难局面，使得埃及经济社会发展多项经济指标继续持续恶化趋势。工业年均增长速度从2010年的4.6%持续下滑到2012年的1.1%；官方公布的失业率从2010年的9%持续上升到2012年的12.5%；政府财政赤字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占比从2010年的8%上升到2011年的11%,2013年还可能超过12%；国内公共债务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占比从2010年的60%上升到2012年的7

0%；国家外汇储备从2010年的350亿美元，减少到2012年的150亿美元；腐败问题日趋严重，在“透明国际”发布的国际腐败指数排名从2010年的第98位下滑到2011年的第112位和2012年的第118位。面对不断加重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在首次“革命”中同“穆斯林兄弟会”一起推翻穆巴拉克政府的中下层民众以及占失业人群95%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的人对穆尔西政府的执政不满。根据美国皮尤中心发表的调查数据，70%的埃及人对经济发展状况不满，33%的人认为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来解决国家面临的问题，49%的人认为经济发展好比民主发展好更加重要。在对外关系上，尽管穆尔西政府继续与以色列保持和平，对美国保持友好，但其积极改善与伊朗的关系，强化对非政府组织尤其是与西方国家有密切联系的非政府组织的关系，使得国内改革派和西方国家对埃及的政治和外交走向担忧上升。

在此情况下，穆尔西政府逐步陷入孤立。2013年7月3日，军方利用各派权力分化斗争带来的机会，以及部分政治势力和民众希望军方出面稳定政局的期待，罢黜穆尔西总统。之后，“穆兄会”注册的非政府组织被取缔，其领导人被捕，引发了“挺穆”民众与军方之间、“挺穆”民众与“倒穆”民众之间的长时间大规模对抗和冲突。军方力图按照其提出的政治路线图，先组建过渡政府，然后将于2014年1月将进行全民公投，年中将举行议会和总统选举。埃及转型进程由此陷入新的博弈重组。

第二，叙利亚局势更趋复杂，酝酿出现拐点。叙利亚危机从2011年初的街头抗议演化为全面内战。2012年，政府和反对派的武装对抗陷入僵持。2013年，危机开始历经重大变化。在上半年，反对派经过多次整合，力量不断壮大，在战场上与政府形成分庭抗礼之势。下半年，政府军调整战术，借助来自黎巴嫩和伊朗的支持，在战场上逐步占据优势。8月化武事件发生后，美国奥巴马政府认定这是叙利亚巴沙尔政府所为，宣布要进行惩戒性的有限打击。但随后俄罗斯提出叙利亚交出化学武器换取美国停止军事打击的方案，得到叙利亚和美国赞同。叙利亚巴沙尔政府于10月14日正式签署联合国《禁止化学武器条约》，并开始依照安理会通过的关于叙利亚化武问题的第2118号决议，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合作，消除化武。叙利亚危机从一度即将爆发的外部军事干预，转入以各方寻求政治解决为主，同时政府与反对派军队对抗继续发展，来自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伊斯兰激进分子纷纷涌入并不断壮大的复杂状态。根据安理会决议要求，叙利亚任何一方都不得使用、开发、生产、获取、储存、保留或转让化学武器，要在2014年上半年完成对所有化学武器物料和设备的销毁。同时，美国、俄罗斯以及联合国—阿盟特使卜拉西米等加紧斡旋，推动于2014年1月在日内瓦召开国际会议，为政治解决这场危机寻找方案。

第三，伊朗核问题实现历史性突破，但前景依然不明。2009年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在基本延续小布什政府在伊核问题上的“大棒加胡萝卜”双轨政策框架的同时，从小布什政府偏重使用“大棒”调整为“大棒”和“胡萝卜”并重，在明确划出对实施军事打击的“红线”（即伊朗决定制造核武器）之后，更多强调使用政治、经济、外交手段，对伊朗全方位施压，包括在秘密战线加紧进行“暗战”，加大情报搜集和渗透力度，实施网络攻击以迟滞伊朗核技术开发进程；持续加强对伊朗与核技术开发项目相关的个人、机构、公司和金融机构，以及其他国家有关联的公司和金融机构的经济制裁力度，通过经济和外交施压等多种手段促使其他国家一起减少从伊朗的石油进口；加大对以色列的军事支持力度，不断推进与海合会国家的军事安全合作；不断推动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美、英、法、俄、中）加上德国与伊朗围绕其开发核技术的问题展开谈判（即

5+1+1机制）；对伊朗国内社会发展施加影响，为其民主变革力量提供帮助。受此影响，伊朗的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困难不断加重，石油收入每天减少1.33亿美元左右，照此计算年度将损失450～500亿美元，官方公布的2012年的通货膨胀率高达40%，汽油产品等价格上涨，首都德黑兰的房价上涨了3倍；里亚尔对美元的贬值甚至超过70%，富人纷纷购买黄金；进口大幅减少，政府转而扩大国内生产以满足民众需求。但是，伊朗并未因此寻求妥协，而是通过加快研制导弹和无人机、频繁军演等加强军事防卫能力，增加核技术开发设施，威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和对以色列及美国在中东的利益目标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同时又保持战略克制，继续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保持接触并表示愿意与美、英、法、俄、中、德等六国就核问题继续进行谈判等。伊朗的这些应对措施使得奥巴马政府以压促变目标实现的可能性下降，加上伊朗在叙利亚危机和伊拉克安全局势等问题上的影响上升，这使美国国内主张采取强硬政策的呼声上升，奥巴马政府在伊朗问题上实现某种突破的紧迫感增加。

在此背景下，2013年8月正式上台执政的伊朗总统鲁哈尼为了发展经济，不断通过给奥巴马总统写信、公开讲话以及在美国《华盛顿邮报》等主流媒体发表文章，释放愿意在核开发等一系列问题上调整政策，与美国等寻求改善关系的信号。美国随即顺势作出积极反应，表示如果伊朗新政府选择实质性地和认真地履行自己国际义务，寻找和平解决问题的办法，那么美国将是其真诚的合作伙伴。这为有关伊朗核问题的谈判实现突破提供了条件。2013年11月24日达成第一阶段协议，在6个月内，伊朗停止纯度5%以上的铀浓缩，已有的5%以上的浓缩铀以稀释等方式“处理”，以防用于制造核武器；伊朗不得扩建或新建铀浓缩设施，可用于提取核武器材料钚的阿拉克重水反应堆停止建设；伊朗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进入更多设施。相应地，伊核问题六国不再对伊追加制裁，暂停对伊贵金属、汽车零部件和石化制品的禁运，允许少量伊朗石油出口，解冻伊朗留学生资金，放宽对伊食品和药品进口限制。这使该问题朝着政治外交解决方向迈出了重要步伐，之后能否继续推进取决于美伊各自内部不同政治力量的博弈以及其他利益攸关方的互动。

第四，巴以和谈进程重启，明暗两种前途艰难博弈。巴以冲突是二战以来中东持续时间最久和矛盾最复杂的问题。2009年，奥巴马政府上台不久，就在埃及开罗大学发表讲话，表示要帮助解决巴以问题。然而，2010年底从突尼斯开始并迅速蔓延至埃及、利比亚并席卷整个地区的地区大变局，不仅迫使奥巴马政府转而应对变局而无法继续推动巴以和平进程，而且使得以色列安全环境恶化和巴勒斯坦“哈马斯”地位提高，特别是使得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与美国奥巴马政府之间的分歧大幅上升，加上奥巴马政府对外战略的注意力在亚太增多，这些因素导致美国推动巴以和谈的动力减弱和难度上升，巴以关系紧张，和平进程陷入停滞。2013年以来，在美国总统奥巴马第二任期首访就到达以色列的推动下，内塔尼亚总理明确表示愿意作出历史性妥协，同意巴勒斯坦人民建立一个与以色列为邻的非军事化国家。民调显示半数以上以色列人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巴勒斯坦方面表示，赞同阿拉伯国家联盟提出的新倡议。美国国务卿克里连续9次出访斡旋，力促巴以双方在9个月期限内达成和平协议。在美国的积极推动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于7月在华盛顿重启直接谈判。经过10余轮的秘密谈判，克里于12月宣布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2014年元旦，克里第10次访问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提议双方就最终和平协议的框架大纲进行讨论，涉及以巴未来国界、安全力量部署、巴勒斯坦难民安置等重大问题，以便在2014年4月底完成和谈。但和谈要取得重大突破，仍有诸多困难需要克服。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