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问题历来是哲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中国哲学更是如此。道家要人成为真人，儒家要人成为圣人。儒家经典千言万语归总是一句话，为人指出一条通过道德修养达到圣人的路。人人皆可为尧舜，这就是儒家的信条。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说哲学的功能“不是增加实际的知识，而是提高精神的境界”，还说“成为圣人就是达到人作为人的最高成就。这是哲学的崇高任务”。强调哲学的人生观职能是对的，很长一段时期我们忽视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当然人生观只是哲学的重要方面而不是唯一的内容，实际上没有脱离世界观、历史观的人生观。只要稍加留意就可以看到，任何对人生问题的根本观点都是以一定的世界观、历史观为出发点的。对人生问题的哲学解决非常明显地表现了一个哲学家的世界观、历史观。因此人生观的教育不能就人生谈人生，这是浅层次的，应该深入到世界观、历史观的领域。

人生观其实也可说是人死观。讲到人如何生、生的意义，当然离不开死、死的意义。所谓有的死重于泰山，有的死轻于鸿毛，讲的就是死的意义问题。这个死的意义就是人生观的重要内容。可以说，英雄与懦夫、流芳千古与遗臭万年的分界线往往决定于面对死亡时的态度。方志敏、董存瑞、黄继光，英名长存，都是表现在面对死亡的态度上。中国古训临难毋苟免，讲的是气节，也是对待死亡的哲学。

死有两种：自然死亡与非自然死亡。而非自然死亡中最壮烈、最感人的是为事业而献身，如死在敌人的刑场或战场。

能正确对待自然死亡的，是哲学家；能正确对待以身就死的，是革命家。哲学家中议论死亡的著作不少，多指第一种死亡。中国《庄子》中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如何对待死。外国不少著作中也谈及死亡。西塞罗说：“一个哲学家的全部生活乃是冥思他的死亡。”蒙田在《人生随笔》中说：“死亡是我们存在的一部分，其必要性并不亚于生活。”他还认为猝死是最幸福的，因为他没有死亡的恐惧：“最少经予思的死亡是最安逸和最幸福的死亡。”

我们不仅要以哲学家的通达顺从对待第一种死亡，还应该以革命家的气概顺从民心对待第二种死亡。持前一种态度是智者，持后一种态度是勇者。

人生观问题，对待死亡的态度问题，离不开正确的世界观、历史观。把人看成一个个独立的个体，人生如梦，过眼烟云，随生随死，那有什么意思呢？只能或遁入空门，或及时行乐。但按照唯物史观的观点，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由个人组成的社会的发展是无限的，世界并不会随着个人的死亡而消失。个体的生命价值，在于他能以短促的生命，为人类为后代留下一个美好的世界。这就是个人对人类的贡献。恩格斯说：“人是唯一能够由于劳动而摆脱纯粹的动物状态的动物——他的正常状态是和他的意识相适应的而且是要由他自己创造出来的。”[1]人生的意义存在于人作为社会存在物之中。人只有正确理解世界理解社会，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才能对究竟应如何度过有限的一生做出积极的结论。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0卷，535～5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