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和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具有某些共同的社会历史和思想理论背景，但这种共同的背景对二者又有着不同的意义。对于同一背景，不同的哲学倾向可以有不同的取向，由此呈现出各自的独特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是两种在性质上有着原则区别的哲学。它们虽然具有共同的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背景，但它们与这种背景的具体联系必然具有重要区别。在上一章中，我们已阐释了这种共同背景对于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意义，本章阐释它们对于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型的意义。现代西方哲学本身具有各种不同的派别和思潮，它们的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背景各有其独特性。这些只有在具体谈论这些派别和思潮时才能阐释。本节限于谈论现代西方哲学共同的背景。由于这种背景在本书其他一些地方已经或将会做相应的阐释。为了避免过多重复，本节不准备全面论述西方哲学现代转型的历史和理论背景，仅就如何重新认识转型期的资本主义的特征及与之相适应的西方哲学的理论取向问题做些分析。

1.重新认识现代转型期的西方资本主义

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型的社会历史根源简单说来主要就在于：从19世纪中期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越来越激化，特别是无产阶级逐渐形成为一个与资产阶级处于直接对立地位的独立阶级以及他们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运动的兴起，使整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陷入了深刻的困境和危机，为了使之能继续存在下去，需要对之加以变更，在哲学等意识形态方面也需要发生相应的变更。这与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的社会历史根源有着重要的共同之处。但是，与马克思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无论在对待处于困境和危机中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态度上，还是在进行哲学变更的方向和目标上，都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有着根本的区别。这一点，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西方哲学家都是明确肯定的。

马克思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他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剥削和压迫工人阶级、从而是与工人阶级的阶级利益根本对立的制度；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揭露的根本目标是推翻和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的社会制度。

至于与马克思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大多数人也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矛盾和危机，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种种弊端、甚至罪恶也有所揭露和批判，有的人在特定情况下还表现得相当激进，甚至还能提出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例如某种完善的共同体）。但是他们并不把无产阶级看作是体现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的阶级，不支持无产阶级的革命要求，因而他们归根到底不能超越资产阶级的狭隘的眼界，不可能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揭露和批判提出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变更的目标，他们在社会变更方面的主张只能停留于在不触动资本主义根本制度范围内的社会的改革或改良，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某些方面加以变更，使资本主义在新的条件下在一定时期内能继续存在，甚至还争取能有所发展。因此从根本上说，他们仍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者。这一点决定了他们在哲学上所要求进行的变更，即现代转型与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必然存在着原则性的区别。

上述观点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学界早就提出并反复论证过，在这方面大家似乎没有多大分歧。但如下两个问题也许还值得讨论：第一，资本主义制度陷入困境和危机是否意味着它在近期内就会灭亡，是否意味着它不再有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性？第二，与马克思同时代的那些归根到底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者的哲学家所提出的学说是否必然是逆历史的潮流而动的，是否只能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对立的纯粹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这两个问题也就是如何重新认识转型期的资本主义以及如何重新评价转型期的西方哲学的问题。前者涉及西方现代哲学的社会历史根据，后者涉及其思想理论根据。二者又是密切相关的。这两个问题在本书绪论等处已有所涉及，这里试图进一步加以论证。

只维护少数人的利益而使多数人处于悲惨地位的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能保障大多数人的权益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这是马克思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社会历史发展得出的一个根本性的结论。谁不承认它，谁就必然从根本上背离马克思主义。但是，在对这一结论的具体解释上，例如，在对“灭亡”和“胜利”的具体过程和道路的解释上，马克思和其他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将其简单化和绝对化，而是根据对现实历史发展的新认识而不断有所调整和更新。

在19世纪中期、特别是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他们自己的革命性的新理论的时期，欧洲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已开始处于其危机和困境的过程中。经济危机在西方各国的先后爆发，以合乎理性为标榜的各种社会秩序越来越陷入动**局面，以推翻资本主义、争取阶级解放为目标的工人革命运动四处兴起，这一切都使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腐朽没落，察觉到资本主义的末日已经临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在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的时期即将到来。他们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正是宣布资产阶级的统治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灭亡，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必将实现。“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它的生存不再同社会相容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1]

但是，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一结论合乎历史发展规律，因而完全正确，但19世纪中期与导致“灭亡”和“胜利”相关的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些方面还不是很明朗，马克思和恩格斯掌握的有关材料还不很充分，“灭亡”和“胜利”的进程没有像他们当时估计的那样快速。与无产阶级在酝酿、甚至准备进行消灭资本主义的革命同时，西方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家也察觉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危机和困境的趋势，也在寻找摆脱危机和困境的道路。各种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基本制度而又对之作出某些改造的理论和方案（包括倡导以发展科学技术和实行产业革命为特征的“新启蒙主义”和各种类型的社会改良主义）先后出现。由于它们都不过是在资本主义范围内进行的自我调节，与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相对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之采取了批判态度。然而从现实的历史发展过程看，应当承认它们在一定范围和时期内起了缓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至少是延缓资本主义灭亡的作用，某些方面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尚能促使资本主义继续有所发展，并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对资本主义后来尚具有一定活力的事实，恩格斯晚年就有所察觉。他肯定他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揭示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必然灭亡的规律的正确性，同时也明确承认他们当时对资本主义继续发展的潜力估计不足。一直到19世纪末无产阶级更加成熟、其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更加明朗的条件下，他们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还不可能立即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在19世纪中期就更不可能了。在此，我们再次引用前面曾片断地引用过的恩格斯在《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1895年3月6日）中有关的论述。其中谈道：在1848年爆发欧洲资产阶级革命那种情势下，“我们不可能有丝毫怀疑：伟大的决战已经开始，这个决战将在一个很长的和充满变化的革命时期中进行到底，而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借以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从1848年起经济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刚刚真正确立了大工业，而德国简直就成了一个头等工业国——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可见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然而，正是这个工业革命才到处都使各阶级之间的关系明朗化起来；它排除了从工场手工业时期遗留下来而在东欧甚至是从行会手工业中遗留下来的许多过渡形式，造成了真正的资产阶级和真正的大工业无产阶级，并把它们推到了社会发展的前台。因此，在1848年除英国而外只在巴黎以及充其量是几个大工业中心发生的这两大阶级之间的斗争，现在已经遍及全欧洲，并且达到了1848年难以想象的猛烈程度。那时有的是许多模模糊糊的宗派福音及其各自的万应灵丹；现在则是马克思的理论，是一个得到大家公认的、透彻明了的、明确表述了最终斗争目标的理论。那时按照地区和民族来划分和区别的群众，只是由共同蒙受痛苦的感情联结起来，还不成熟，往往一筹莫展地摇摆于热情与绝望之间；现在则是一支社会主义者的国际大军，它不可阻挡地前进，它的人数、组织、纪律、觉悟程度和胜利信心都与日俱增。既然连这支强大的无产阶级大军也还没有达到目的，既然它还远不能以一次重大的打击取得胜利，而不得不慢慢向前推进，在严酷顽强的斗争中夺取一个一个的阵地，那么这就彻底证明了，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实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对资本主义社会不断进行观察，注意研究它的新变化，发现其中可能产生和存在的对工人阶级的斗争和向未来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的因素。他们对这些因素的肯定实际上正是对资本主义还具有合理性，还存在发展余地的肯定。

例如，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股份公司和工人合作工厂，他们随即对之做了研究，并指出了其超越传统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过渡到联合的生产方式的意义，而后者是转向社会主义的前提。关于股份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指出：“股份制度——它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它越是扩大，越是侵入新的生产部门，它就越会消灭私人产业。”[3]恩格斯也指出：“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经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由许多人联合负责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没有了私人生产，而且也没有了无计划性。”[4]关于工人合作工厂，马克思认为，“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这种工厂表明，在物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形式的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怎样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来。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工厂制度，合作工厂就不可能发展起来；同样，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信用制度，合作工厂也不可能发展起来”。[5]

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期在无产阶级斗争的策略中关注的，主要只是武装起义这种非合法的斗争形式，随着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出现的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新形势，他们也越来越同时关注合法的斗争形式。恩格斯对德国工人之利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普选权来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就给予了高度肯定，认为这是他们对工人阶级的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他们给了世界各国同志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向他们表明了应该怎样使用普选权……由于这样有成效地利用普选权，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发挥作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人们发现，在资产阶级用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东西是工人阶级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只要在安排一个职位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工人就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这样的职位。结果弄得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因为这里斗争的条件也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巷战，现在大大过时了。”[6]

总的说来，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已得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结论，但他们从未将这一结论简单化和绝对化，而是抱着与时俱进的观点来不断重新解释这一结论，把“灭亡”和“胜利”看作是一个随着新的形式的出现而不断改变其形式的历史过程。虽然他们的逝世使他们没有看到19世纪末期以来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对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更不可能做出准确预见，但他们对待资本主义的分析的一贯的求实态度实际上已蕴含着对资本主义在一定历史时期和一定范围仍然具有发展余地的肯定。

2.重新认识西方近现代哲学转型的理论取向

19世纪中期以后西方资本主义是否仍有发展的余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与之相适应的西方哲学的理论取向：它们只能是背离社会发展的潮流、从而只能是对近代哲学所作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动呢，还是可能在一定范围内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近代哲学的某些局限性而把西方哲学推向前进的方向？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学界大都做了前一种回答，这种回答可以援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论断来作为理论根据。我们在谈论“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的共同背景时对此已经涉及，下面还将提及。然而，如果我们从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与时俱进的态度对待西方资本主义后来的发展的角度来分析与之相适应的19世纪中期以来的西方哲学的发展，就会发觉只有做出后一种回答才真正符合他们的学说。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期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是以资本主义制度行将灭亡、社会主义制度行将胜利作为主要社会历史根据，而这在当时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的确已陷入严重的危机和困境之中。为了使西方社会继续发展，必须进行社会变更。对这一点，不仅马克思和恩格斯做过深刻的揭示，许多西方思想家也是承认的。只是彼此的立场不同，对进行社会变更所制定的方向也必然大不相同。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解放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神圣使命出发，把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的统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当作他们关注的核心。在哲学和思想理论上，他们所关注的是在批判继承以往优秀哲学遗产的基础上建立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并与同时代的一切资产阶级哲学理论（包括各种改良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等其他形式的社会主义理论）严格划清界限，甚至与之针锋相对。《共产党宣言》和他们当时的其他论著都体现了这种倾向。这具体表现在：他们无论是对孔德等人的实证主义思潮，还是叔本华等人的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以及一切以继承休谟和康德、黑格尔等近代哲学的某些成分结构起来为特征的同时代的哲学，一律采取坚决否定的态度。正像他们当时并未考虑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是否还能对现存社会做出某些有效的改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尚能推动社会进步一样，他们同样没有去深入研究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哲学家是否还能够对陷入困境的西方近代哲学作出某种具有积极意义的改造，是否还能够提出某些合理的思想，对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的进步还能够做出某种贡献。出于资本主义行将灭亡的预计，这些问题必然不为他们所特别关注，甚至可能处于他们的视野之外。总的说来，他们对同时代西方哲学家的态度，主要是着眼于这些哲学家及其理论与当时工人运动的关系，哲学斗争直接服从于当时的政治斗争。

例如，马克思曾多次提到并批判过孔德。他在1866年7月7日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谈道：“我现在在顺便研究孔德，因为对于这个家伙英国人和法国人都叫喊得很厉害。使他们受迷惑的是他的著作简直像百科全书，包罗万象。但是这和黑格尔比起来却非常可怜（虽然孔德作为专业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要比黑格尔强，就是说在细节上比他强，但是整个说来，黑格尔甚至在这方面也比他不知道伟大多少倍）。而且这种腐朽的实证主义是出现在1832年！”[7]在为总结巴黎公社起义的经验教训而写的《法兰西内战》初稿中，有一节《工人和孔德》，其中谈道：“巴黎工人知道：孔德在政治方面是帝国制度（个人独裁）的代言人；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是资本家统治的代言人；在人类活动的所有范围内，甚至在科学范围内是等级制度的代言人；巴黎工人还知道，他是一部新的教义问答的作者，这部新的教义问答用新的教皇和新的圣徒代替了旧教皇和旧圣徒。”[8]前一段话批判的主要是孔德企图建立的无所不包的实证主义体系，而这正是孔德哲学中最消极的部分。在以黑格尔的无所不包的绝对理性主义为顶点的近代体系哲学因与现实严重脱节而陷入不可解救的困境以后，孔德却企图用新的形式建立体系哲学，可以说是哲学上的一种倒退。马克思的这段话鲜明地体现了他对体系哲学的否定态度。然而，孔德哲学中所包含的对黑格尔的绝对理性主义批判和反形而上学立场，孔德之要求对社会现象进行实证研究及由此成为社会学创始人的作用，却完全没有为马克思所提及，说明他根本没有考虑这一方面。至于后一段话，则更明显地表现出马克思完全是从总结巴黎公社起义中孔德理论对工人运动的消极作用的角度来评价孔德的。这种批判必然是一种否定性的政治批判。

恩格斯把叔本华的哲学归结为1848年革命失败后德国资产阶级消沉颓废情绪在哲学上的反映，是“迎合于庸人的浅薄思想”[9]。后来忠实于恩格斯观点的梅林对这种评价做了较为具体的解释和发挥：“叔本华的悲观主义证据如此可怜，资产阶级在尚有一丝勇气的时候，从来对它讥笑不已。但当资产阶级在50年代中挨了官僚封建反革命势力一顿痛揍而感到头痛的时候，这种悲观主义对它就非常适合了。”[10]这里的批判同样只是一种从当时工人运动出发做出的政治批判。至于叔本华对黑格尔等传统绝对理性主义的批判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对人的精神活动中现实具有的非理性方面的揭示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的作用，则被完全忽视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与他们同时代的各种哲学流派和思潮都是密切关注的。但从他们参与并领导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起，他们观察这些哲学的着眼点就是它们在这一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对杜林的理论做了深入系统的批判，就是因为杜林当时在“作为社会主义的行家，同时兼社会主义的改革家”的装扮下，抛出了一个对工人运动在各方面都可能造成极大损害的体系，才促使恩格斯不得不放下其他工作而给予回驳。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批判新康德主义者朗格，主要原因是朗格直接卷入了工人运动，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主要是朗格的《工人运动》一书中所表述的观点，而较少涉及其哲学理论的某些具体方面。至于一些不直接被用来攻击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或不对后者直接产生损害的哲学流派，他们大都未去做深入系统的研究，也未去做系统的批判；即使批判，也大都较为笼统，或者只涉及其中的个别观点。总的说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同时代西方哲学流派的批判大都是，至少主要是政治批判。

从维护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统一、不受敌对阶级在哲学和社会思想上的消极影响来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他们同时代的西方哲学流派采取否定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的这种态度与他们对意识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特别是与对当时资本主义现实社会的分析是一致的。如果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的统治像他们当时分析的那样不可能再存在下去了，那他们对西方哲学等当时的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怎么可能采取肯定的态度呢！

然而，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等论著中对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揭示，以及由此得出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等论断完全正确，但是具体的历史发展时代等的局限性使他们当时不可能掌握充分的材料对这个“灭亡”和“胜利”的复杂进程和途径做出具体和准确的判断。19世纪中期以后各国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所进行的各种改革部分具有成效，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危机，法德等国继英国之后所进行的产业革命更是大大地提高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力，使资本主义制度在其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获得了重要的发展余地。这些都超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期的预见。对于这种情况，恩格斯晚年已有所察觉并做出了相当明确的揭示。这些上面已经谈到。

西方资本主义在19世纪中期以后之继续具有发展的余地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与之相适应的西方哲学的理论取向并不必然都是逆历史的潮流，而是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因而它们并不必然都是脱离现实发展的哲学，并不必然都是纯粹否定意义上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正像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要求而需要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一样，同一时期的西方哲学家为了挽救处于危机和困境中的资本主义，也需要在哲学上进行某种程度的变更，也就是对处于危机和困境中的西方近代哲学加以改造，使之合乎新的现实环境发展的要求。这种改造从理论内容来说，当然与马克思的哲学变革有着原则性的区别，但在要求超越西方近代哲学上则有着重要的共同之处。因为这种改造的目标并不是发展已经陷入危机和困境的西方近代哲学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等局限性，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这种局限性，使西方哲学在一定范围内和程度上摆脱危机和困境。这种哲学改造的目标决定了西方哲学家不可能只是简单地恢复或者改进传统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而是在某种程度上超越这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也就是要建立某种在哲学思维方式上与近代哲学有着根本性的区别的新哲学，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现代哲学思维方式要求的哲学。我们上面谈到，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目标是建立以直接面向现实生活和实践为根本观点、以历史唯物主义核心内容的新哲学，并把这种哲学当作无产阶级进行现实斗争的精神武器。同时代西方哲学家的哲学变更归根到底也是建立摆脱纯粹抽象的思辨、返回到现实生活世界的哲学，适应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实现社会改造和发展的现实需要。尽管他们由于受到阶级局限性以及由此产生的理论的局限性的制约，在通向新哲学的这个方向上必然要经历迂回曲折的道路，但他们在哲学上终究要通向一个与近代哲学思维方式不同的新的哲学发展方向。

19世纪中期以后的西方哲学的发展并不是简单地决定于当时的政治斗争，它们还受到同时期自然科学以及其他思想文化发展的强烈影响。我们在第一章“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的共同背景”中已对19世纪的自然科学的发展对哲学发展产生的影响，特别是它们怎样导致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做过较为具体的阐释。在往后具体阐释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各国哲学的产生和演化时还将会在这方面有所阐释，这里就不具体展开了。总的说来，促使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产生，或者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那些科学和文化条件在一定意义上也是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哲学实现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型的重要条件。

还应当注意的是：哲学发展虽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经济、政治和其他思想文化条件的制约，但毕竟具有其自身特有的规律性。在西方近代哲学中，英法德美等国由于所处的具体的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条件不同，其哲学在表现形式上也各不相同。对这些国家的哲学研究不仅要关注，而且要具体分析这些不同的表现形式，否则必然导致对活生生的哲学的粗糙化、简单化和绝对化。但是，为了把握近代哲学发展的规律性，就必须同时关注在不同条件下发展的各国哲学的共性、普遍性。因为事实上它们之间的确存在着广泛的共性、普遍性。例如，它们都以不同形式倡导理性，并在不同程度上强调理性的权威，它们都把主客二元分立作为出发点，把探究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作为哲学研究的主题，把建立与完满的理性秩序相统一的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当作哲学的根本目标。正是这些具有理性主义特征的共性把西方近代各国哲学联系起来，构成了西方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即近代阶段的普遍特征。这种理性主义特征与西方资本主义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是相适应的，对推动后者的发展起过毋庸置疑的积极作用。

然而，由于在近代哲学后期的发展中理性越来越被绝对化和独断化，以致使它不仅与历史发展的现实脱节，也与哲学思想本身发展的内在逻辑相冲突，陷入了我们上面一再谈到的危机和困境之中。西方哲学要求得进一步发展，必须突破和超越被绝对化的传统的理性主义的理论框架，或者说近代哲学思维方式，而转向一种以强调现实生活和实践的核心作用的新的哲学思维方式。西方近代哲学之陷入危机和困境以及为摆脱这种危机和困境而进行的改造，不是某一个国家，更不是某一种哲学流派特有的现象，而是在西方各国普遍存在的现象；而这种哲学上的改造意味着其理论取向的变更，这种变更不只是个别理论和观点的改变，而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型。由此可见，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哲学发展的理论取向的变更，不仅可以从社会历史条件和自然科学等思想文化的变更找到根据，也可以从哲学思想本身发展的内在规律找到根据。

关于与马克思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具体如何改变其理论取向，建立超越西方近代哲学、实现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型，我们下面各章中介绍西方各国哲学流派的理论时将有所涉及。我们在此要指出的是：在19世纪中期，马克思和恩格斯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对西方哲学理论取向的这种改变未能明显察觉，当然也不可能对之做出具体的论述，但他们一贯的求实的科学态度，使他们对西方资本主义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西方思想文化后来的发展适时地做出了新的评价，表明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19世纪中期以后西方哲学发展中出现的新的变更。

上面谈到，恩格斯晚年看到工人阶级斗争条件的根本变化而肯定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争取普选权的意义，并认为旧式的武装起义已经过时。同样，他也一直关注资本主义发展条件的变化在哲学等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例如，恩格斯就指出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在道德方面的进步。“资本主义生产越发展，它就越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小的哄骗和欺诈手段……这些狡猾手腕在大市场上已经不合算了，那里时间就是金钱，那里商业道德必然发展到一定的水平。”[11]恩格斯在商业道德这个具有很大政治和意识形态倾向性的领域，对资本主义后来的发展能做出如此明确的肯定，表明他实际上已改变了以往对同时代西方哲学家简单否定的态度。

但我们应当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马克思主义者对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型的理论取向的态度的改变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这是因为，这种转型尽管具有哲学思维方式的根本性变更的意义，毕竟是由资产阶级思想家在处于重重矛盾和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内部进行的，它们在政治倾向上必然（至少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在不同程度上体现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要求。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对其采取否定态度是很自然的事。而且，这种变更过程是一个充满着种种曲折（其中有时还包含着各种类型的倒退）的过程，往往难以清楚明白地表现出来，人们对之可以做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解释。实证主义、唯意志论、新康德主义等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批判过的流派虽然已具有现代哲学的某些特征，但又仍然带有近代哲学的明显印记，人们完全可以据以将其列入唯心主义或形而上学范围。事实上，不仅马克思主义者从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角度出发对它们加以批判，在它们内部也存在着各种斗争，彼此指责为唯心主义或形而上学。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化只有到20世纪，随着分析哲学和现象学思潮的兴起，才有其相对明确的形式。即使这些思潮，也仍然具有各种不彻底性。马克思主义者既要抱着求实的态度，肯定它们对于近代哲学的进步，特别是在促进现代资本主义各个方面发展中的意义，又要揭示和批判它们存在的种种片面性和局限性，并由此更加确信只有具有与时俱进品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代表当代哲学发展的正确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