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发生在19世纪中期，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型发轫虽然较早，但也只有到19世纪中期才成为一种具有较大普遍性并产生较广泛影响的思潮。因此革命变革和现代转型具有大体一致的时代背景。广义的时代背景可以将自然科学和相关的应用技术以及包括哲学在内的思想文化等几个方面的发展状况都包括在内。本节先谈社会历史背景。

1.西方各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和社会关系的变更

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来说，19世纪的西方各国大都在不同程度上处于由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决定性的转折过程中。在此以前，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都已有几个世纪的孕育和成长的历史。在资本主义最早兴起的英国，早在1688年就进行过一场非暴力的“光荣革命”。它实际上是以与封建贵族妥协的方式进行的资产阶级政治革命。这一革命的直接积极后果是为资本主义产业革命（或称工业革命）的兴起开辟了道路，促使英国资本主义发展远远走在西方各国前面。1793—1815年，英国在英法战争中取得胜利，由此在工业和海上贸易方面进一步占据支配地位。但在1789—1794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以前，西方各国从总体上说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处于封建贵族的统治之下。资本主义的发展较晚的德国甚至尚没有改变长期存在的严重的封建割据状态，未能形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资本主义在西方各国虽然都已有一定发展，但还未形成一个具有统一市场的资本主义世界。

然而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不仅标志着法国资产阶级正式走上政治舞台，确立了资本主义在法国的主导地位，为法国继英国之后进行产业革命创造了必要的前提，而且对先行的英国和后起的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都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由此使西欧各国先后正式进入资本主义时代。正是在法国革命的鼓舞下，因实行产业革命而壮大起来的英国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有了进一步的增长，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推动了有利于资产阶级参政的选举制度和议会制度的改革；长期处于封建割据状态的德国也开始出现了通过资本主义革命实现统一的曙光。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法国革命“像霹雳一样击中了这个叫德国的混乱的世界”[1]。软弱的德国资产阶级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在行动上不敢发动革命，但他们在思想上已开始想望革命。18世纪末和19世纪上半期出现的德国古典哲学正是从哲学理论上体现了德国资产阶级的革命要求，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的理论形态。1848年在德国终于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尽管革命以向容克地主所代表的封建贵族投降而告终，但德国毕竟也由此在经济上走上了独特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在此还应当简单提一下美国的情况。美国是一个以英国等欧洲移民为主组成的年轻国家，在1776年独立以前是英国的殖民地。欧洲移民包括了封建贵族和贫民等不同阶级和阶层的人士。正像在欧洲一样，在此封建贵族也曾占支配地位。新兴的资产阶级同样具有反封建的任务。但是北美的封建根基毕竟没有欧洲深厚，在19世纪60年代以北方的资产阶级为一方，以南方的封建领主为一方所进行的国内战争即著名的“南北战争”（1861—1865）后，新兴资产阶级越来越牢固地取得了政权，并由此开创了所谓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特别是与之相伴随的产业革命的进行，使西方各国社会生产力在不长的历史时期内取得了比以往许多世纪都大得多的发展。与封建专制制度相比，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无疑意味着社会发展上的重大进步。致力于反封建的革命的新兴资产阶级自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先进生产力和社会其他各个方面的发展的前进方向。

但与此同时，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特别是生产社会性和生产资料及劳动产品私人占有这个基本矛盾同样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越来越激化。这突出地表现在作为占有者的资产阶级与作为劳动者的无产阶级的矛盾越来越激化。如果说在反封建的斗争中，无产阶级尚未形成独立的阶级力量，而只能充当资产阶级的同盟军，二者之间的矛盾并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那么，在资本主义业已确立以后，面对着比以往的剥削和压迫都更为残酷的资本主义的奴役制度，无产阶级越来越发觉为了求得自身的解放，既要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更要反对代之而起的新的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必须发展成为一支与资产阶级处于直接对立地位的独立的阶级力量。资产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最重要的已不是继续反封建，而是反对直接威胁其既得利益的无产阶级。这样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就必然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它与旧有的社会矛盾相互交织，使这一时期西方各国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状态。

上述情况在英法德美等国都先后出现，只是各国的具体表现有所不同。在资本主义政治革命最早发生、产业革命最早进行的英国，资产阶级尽管在19世纪上半期还曾就选举制度和议会制度等的改革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但面对着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宪章运动”中争取普选权和提高工资等要求的无产阶级的越来越迅猛的解放运动，他们更宁肯与封建贵族妥协，对无产阶级的斗争进行残酷镇压。日益尖锐的劳资矛盾和冲突的在整个19世纪一直都体现着英国社会的基本动向。法国资产阶级在大革命后期即已为革命浪潮的进一步发展而惊恐不安，导致了1799年路易·波拿巴发动的雾月反革命政变，出现了封建王朝的复辟。在整个19世纪，法国一直处于复辟与反复辟的过程之中。封建复辟者和资产阶级反复辟者在与工人阶级对抗上是一致的，这激起了工人阶级的反抗，从1831年、1834年里昂工人的两次武装起义发展到1871年发生的具有无产阶级第一次武装起义性质的巴黎公社的革命，使这个世纪也成了法国无产阶级走向革命的世纪。

至于德国，资产阶级在反封建上表现得更为软弱，尽管他们也企图实现国家的统一，并在此基础上求得资本主义的发展，但他们害怕工人阶级远甚于害怕封建贵族，宁愿对后者屈膝投降，而在反对和镇压工人阶级的要命要求上则更为残酷。这突出地表现在他们在著名的1844年西里西亚织工起义中以及后来在1848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都与封建贵族相勾结来镇压无产阶级。而这反过来使德国工人运动把反对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结合起来，革命立场表现得更为坚定。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当法国无产阶级的斗争因巴黎公社革命失败而受到严重挫折时，德国工人则“处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前列”[2]。美国在南北战争后扫除了封建农奴制，资本主义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得到飞速发展，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转化成了国内主要社会矛盾。一些客观上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的哲学家纷纷引进并改造黑格尔等人的绝对唯心主义，提出了一些既强调个体的能动性和自由，又强调整体、绝对至上的哲学主张，后者往往被用来抵制和扼杀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

2.西方各国社会关系的变更对思想文化发展的影响

19世纪英法德美等西方各国社会制度和阶级关系的这种变化，必然对包括哲学在内的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发生深刻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作为适应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要求的以理性批判为旗号的理论体系（包括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的理性主义的哲学体系），由于与变更了的现实社会的状况相冲突而越来越失去昔日的光辉，甚至遭到了破产。

在资产阶级准备和进行革命的时代，适应着他们反对封建专制及其意识形态的需要，他们的思想家往往竭力讴歌理性，并以理性为工具对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作了无情的批判，把它们“当作是不合理的东西而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在他们看来，“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3]。正是对理性和理性批判的这种肯定和颂扬，使他们在哲学和其他思想文化领域取得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成就。在理性主义旗帜下实现的所谓认识论的转向是西方哲学在近代发展中的一次重大变更，标志着西方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然而，西方近代思想家所讴歌的理性一开始就因为不能越出资产阶级的狭隘的眼界而不能不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正像恩格斯所指出的：“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18世纪伟大的思想家们，也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使他们受到的限制。”[4]

以倡导理性为特色的近代思想家的局限性在理论形态上突出地表现为把存在很大局限性的理性绝对化和理想化，以为只要依据理性，不仅可以建立起关于整个世界的完美无缺而绝对可靠的理论体系，掌握全部真理，还可以据以解决资本主义现实社会存在的一切问题，将这样的社会建成为一个完美无缺的理想社会。对理性的这种绝对化和理想化导致了理性的独断和对理性的迷信。而这反而使本来对人的认识和实践有着重要积极作用的理性既偏离了人的意识和精神的现实的认识功能，又与西方社会的现实发展相脱节。这样的理性当然既不能解决哲学和认识发展的问题，又不能解决西方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事实上，以尊重理性为标榜的西方思想家和哲学家的理论在理论和现实层面都存在着严重的矛盾，甚至由此陷入严重的困境和危机。恩格斯在谈到资本主义的“理性社会”的真实状况时指出：“同启蒙学者的华美的诺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5]

用被绝对化的理性来论证的资本主义制度及与之相应的思想文化必然导致的矛盾早在17—18世纪就已出现，意大利哲学家维柯、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等一些敏锐的思想家也早已有所揭示。不过当时西方各国尚处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成长期，人们往往还只是把这种矛盾现象当作成长中的个别特例，并未引起充分的重视，至于克服这种矛盾的现实手段，更未被当时的思想家所认真思索。在19世纪初期，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和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西方理性主义传统及其所论证的社会都做了激烈的批判。他们后来被许多西方哲学家公认为是现代哲学的先驱。但在他们自己的时代，他们的理论并未产生显著的影响，甚至很少为人所知。19世纪上半期先后在法国和英国出现的孔德和密尔等人的实证主义对启蒙思想家倡导的理性并未笼统反对，但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绝对理性主义同样采取批判态度。他们要求用实证事实取代抽象的理性原则作为人的认识和行动的标准。他们的主张在当时就已发生了一定影响，但真正作为一种广泛的思潮发生影响则是19世纪中下期的事。

在此我们还应当提一下19世纪上半期在英法等国出现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他们对资产阶级学者所倡导的理性主义的片面性和欺骗性也做了尖锐的批判，对摆脱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未来的美好社会做了不少有价值的描绘。但是他们不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他们把对未来美好社会的实现寄托于伟大人物的设计和主观想象。恩格斯由此指出，空想社会主义这种“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6]。

从19世纪上半期起，特别是随着1825年英国第一次爆发经济危机，由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所导致的这种危机后来在资本主义各国定期爆发。这种危机既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给广大无产阶级所造成的深重灾难，也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腐朽和走向没落的趋势。这种状况既激起无产阶级对用理性主义包装起来的资本主义理想社会完全失望，越来越认识到有必要进一步开展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思想家正是由此去探索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共产主义新社会的道路。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正是为他们的这种探索奠定理论基础。

上述状况也使资产阶级越来越察觉到了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已难以为继。为了挽救资本主义，必须在不动摇其根本制度的前提下对之进行某种程度的调整和改造。一些较敏锐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也正由此去探索改造和维护资本主义的途径，建立相关的理论。在哲学上突出地表现为要求批判和超越作为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基础的绝对化了的理性主义。事实上，正是从这个时候起，无论在先行的英法两国还是后起的德国，对近代西方理性主义哲学体系的反思和改造，甚至否定性的批判，越来越成了广泛的思潮。由于各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不同，特别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条件不同，原有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的思想文化发展的趋势不同，各国社会的变更应当朝什么方向走，各国的思想文化应当采取怎样的新的形式，也都表现得各不相同。但是，在要求超越用理性主义包装起来的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上，在要求超越按不同方式构建起来的理性主义哲学体系上，则有着重要的共同之处。这种共同之处正是西方哲学家实现哲学上的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型的突出表现。

3.19世纪中期以后资本主义发展形态的变化及其对哲学等思想文化的影响

在认识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和西方学者实现的西方哲学由近代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背景时，我们特别需要关注由欧洲1848年革命到1871年德国的统一、特别是巴黎公社革命的失败对西方资本主义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所产生的深刻和广泛的影响，而后者同时又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整个西方哲学的变更和发展产生了深刻和广泛的影响。

总的说来，1848年前后西方资产阶级，特别是尚未实现资本主义政治革命的德国资产阶级既想往进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政治革命，又因害怕当时已兴起的工人阶级彻底消灭剥削和压迫的革命要求而向封建贵族妥协，甚至屈膝投降。与此大体上相适应，在哲学上出现了既要求变更又表现出动摇和折中甚至倒退的思潮。这种思潮在英法德美等国可谓普遍存在。它们正是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型的曲折过程的体现。例如，在英法两国流行的实证主义本来是以强调科学为标榜的，但他们在理论上仍然是接受近代哲学中休谟主义的传统，甚至不得不向传统宗教妥协，公开主张科学与宗教、理性与信仰妥协。德国的非理性主义思潮批判了绝对理性主义许多的确存在的弊端，但同时又往往走向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甚至宗教神秘主义。至于这些国家中普遍存在的折中主义、甚至复辟传统唯心主义的思潮，则更为突出地体现了这一时期西方哲学发展新旧交替和前进中又存在倒退的特色。

这一时期的欧洲工人阶级已由资产阶级反封建的同盟军逐渐发展成一支既反对封建势力又反对资产阶级，并由此争取自身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的独立的阶级力量，或者说已由自在阶级发展成了自为阶级，列宁把1848年6月法国工人的起义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第一次伟大的国内战争”[7]，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适应着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与资产阶级进行革命对抗的理论。他们在《共产党宣言》等许多论著中都明确指出资本主义连同一切剥削和压迫制度都应当彻底推翻和消灭，一种没有剥削和压迫、能保证人的彻底解放和全面发展的新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必将出现。他们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特别是他们的全部理论创造奉献给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共产主义新制度的崇高和伟大的事业。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一时期在建立和论证自己的理论时，总是把各种资产阶级的思潮，特别是同时代那些涉及现实的政治运动的思潮当作敌对阶级的意识形态而给予坚定的揭露和批判。至于当时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否经过自我调节还有一定的发展余地，当时的资产阶级学说在某些方面还可能存在现实和合理的因素，则难以处于、事实上也很少处于他们的视野之内。

1871年以后，西方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动**时期已经过去，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也在巴黎公社起义失败后落入低潮。西方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相对“和平发展”的时期。如果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其终点，它持续了近五十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思想文化（包括哲学）的发展和变更中很多重要事件都是在这一时期发生的。无论是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是归根到底体现了西方资产阶级要求的西方学者，都在从不同立场出发重新研究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总结其成败的经验教训，并由此出发探索未来社会发展的方向及可能和应当采取的对策。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一时期西方哲学及作为西方哲学的独特部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发展形态上必然具有一些与以往和以后哲学不同的特性。这种特性集中地表现了西方哲学近现代过渡时期、或者说转型期的特性。

就西方学者来说，适应着这一时期西方资产阶级在相对“和平”的条件下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他们在哲学上强化了对与早期资本主义相应的传统理性主义的批判，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孔德等人在19世纪上半期早已提出的一些反传统形而上学的见解到这时得到广泛流行，并为他们的一些后继者所发挥。例如，尼采、柏格森和德奥法各种类型的生命哲学家对非理性主义的发挥，马赫主义者对实证主义的发挥。当时许多西方哲学家更加鄙弃无所不包的关于整个世界的理论体系的结构，而更加关注资本主义发展中存在的各种现实问题的解决。恩格斯在谈到1848年以后德国哲学中的状况时指出：“随着1848年革命而来的是，‘有教养的’德国抛弃了理论，转入了实践的领域……但是，思辨在多大程度上离开哲学家的书房而在证券交易所筑起自己的殿堂，有教养的德国也就在多大程度上失去了在德国最深沉的政治屈辱时代曾经是德国的光荣的伟大理论兴趣——那种不管所得成果在实践上是否能实现，不管它是否违反警章都照样致力于纯粹科学研究的兴趣。”[8]尽管恩格斯是从贬义的角度来谈论当时德国哲学领域内所发生的这种变更的，但这毕竟从一个角度揭示了当时的德国哲学与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决裂的相当普遍的倾向。这种决裂当然有背离唯物主义等消极的方面，这也正是恩格斯所关注的方面。

但还有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当时没有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关注的方面。例如，与这种反传统形而上学的倾向相适应，当时许多西方哲学家纷纷由对超越的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的追问而转向对现实的物质和精神对象及其不断流变的过程的描述，各种类型的进化论由以盛行；由对抽象的理性概念的思辨转向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各种关于哲学应以实践和行动为中心的理论层出不穷；由个体化的主体性转向超越个人界限的社会化的主体间性，以个性代替普遍人性，以具有独特个性的个人之间的社会交往代替封闭的个体的主张得到相当普遍的认同。这些转向都具有由近代哲学转向现代哲学的意义。当时在英法德美等国的哲学中都有一些流派和哲学家具有诸如此类的转化的倾向。尽管就个别哲学流派和个别哲学家来说，这类转向往往并不明确，其中往往混杂着种种与之相反的倾向。这正表现出这一时期的哲学作为近现代过渡时期的哲学所必然具有的新旧混杂、调和折中等不彻底的特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也对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新现象做了认真的研究和反思，对他们关于资本主义的命运和无产阶级革命前途的学说做了新的阐释，对个别不完全符合后来的现实发展情况的原有观点做了修正，并由此对他们在哲学上实现的革命变更的内容做了更为符合现实发展的阐释。关于这方面的问题，需要专门研究，这里只简单地提出如下几点：第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敏锐地察觉了19世纪中下期西方资本主义所发生的重大变化，特别是西方各国从整体上已经确立了资本主义秩序，由此引起社会矛盾和社会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第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巴黎公社以后资本主义的较长期和平发展的现象做了深刻的研究，分析了机器大工业的出现所导致的积极的和消极的后果，特别是指出了随着资本的聚集和集中建立起来的联合的生产方式打破了原有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界限，为过渡到未来的公有制社会创造了更为有利的前提。第三，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与时俱进的态度重新审视了他们在19世纪40年代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前途和消灭资本主义的手段的一些观点，并做了重要的修正。第四，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一时期在哲学上更加关注现实生活和实践，并从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出发对传统哲学做了新的批判，并开始改变对同一时期的西方哲学全盘否定的态度。

总的说来，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和西方学者在哲学上实现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都是一个过程，这一过程都必然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现实社会发展过程的制约。后者的复杂性和曲折性使前者必然同样存在相应的复杂性和曲折性。对于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中的曲折，人们可能较少有异议；对于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中的曲折，人们往往忌讳谈论。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却是一再强调他们的理论必须随着具体条件的变化而做出必要的修改，强调必须学会与时俱进，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