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化的理解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直接的著作文本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像近现代一些人类学家、文化学家、哲学家或历史学家那样，从知识论的视角对文化问题进行专门的研究，也没有建立独立的文化理论体系。但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和社会历史理论中的确包含着深刻的文化思想，并且文化一直是每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高度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与近现代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那种把文化作为相对独立的现象加以实证的、专门的和系统的研究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在人的存在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更大视域中把握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因而他们的文化理论具有其他文化理论所不可比拟的理论广度和深度。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在文化理解上的理论创新和突破与其在人类思想史上所实现的哲学革命和社会历史理论变革本质上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变革和理论创新突出地体现在关于人和社会历史的理解上，其核心是关于实践的理解。具体说来，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以人的劳动、现实的生产活动，即人的实践为现实基础而说明人类社会的生成与分裂，以及扬弃这些分裂和对立，使人类获得解放的革命的和批判的学说，这一社会历史理论的宗旨是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是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化的理解集中地体现了他们的社会历史理论的基本精神和价值诉求。

从理论层面来看，文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实践和人类历史发展的深刻理解为人类对于文化的自觉认识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关于文化的自觉的和深刻的认识又反过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在哲学和社会历史理论领域实现的变革为他们的文化理论创新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以实践为根基，真正深刻地揭示了文化与人的存在的内在关联，把文化理解为人的本质规定性，凸显了文化理解的人本学基础或生存论内涵；以实践为根基，准确地揭示了文化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在人类实践活动的历史展开过程中，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交互作用中来理解文化的进步和创新对于推动人的自由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化问题的深刻理解极大地丰富了他们关于人的存在、人的实践本质、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人的解放，以及社会历史运动的理解。其理论意义在于：凸显社会历史的文化丰富性，超越社会历史发展的线性决定论，维护人类历史发展道路的多样性。

从实践维度来看，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社会历史理论不是一种抽象的理论体系，而是以人的实践活动为根基的，以“改变世界”、“使现存世界革命化”为己任的社会批判理论。他们关于文化的理解最集中地凸显了马克思主义所代表的深刻的文化批判精神。正因为如此，实践维度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实践维度是在两个侧度上展开的：一方面，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新文化建设，从列宁所开创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到众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和改革，都始终把批判和抵御资本主义文化，建立代表人类社会发展先进方向的新文化作为重要的事业；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精神并没有局限于社会主义实践和社会主义国家，它通过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其他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对发达工业社会和理性文化的全方位的文化批判，指向一切束缚人、统治人、阻碍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物化结构和异化力量，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抵御“资本的统治”、防止人类走向灾难、维护世界和平和人类平等的最坚定的进步力量。

今天，置身于全球化历史潮流中的人类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危机和风险。特别严峻的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凸显，但文化也越来越成为当代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因为，不但20世纪人类所遭遇的各种文化危机和文化焦虑还依旧存在，而且随着现代性的全球扩张，经济全球化展示出强有力的文化逻辑，引发了文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文化的多样性和文化霸权的共存与张力。应当说，全球化本应促进不同文化价值和制度规范的广泛交流，形成多样的文化价值和制度规范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的氛围，但欧美发达国家利用其在经济和技术上的地位和优势，强力输出其制度文化和价值，又形成了新形式的文化霸权主义，破坏着世界的平等交往和文化多样性。这种以全球化为背景的新的文化霸权主义最致命的危害在于否定世界各国发展模式、体制、道路和价值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只承认西方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显而易见，这种文化霸权主义会给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带来巨大的伤害。

毫无疑问，在新世纪，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承载着更加重要的文化使命。必须以更加清醒的批判意识引领文化全球化朝着维护人类文化多样性和发展道路多样性的方向演进，更加积极地培育和增强社会主义制度和文化价值的凝聚力，提升社会主义制度和文化价值，在全球化背景下抵御资本主义文化霸权、维护人类个体自由和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文化竞争力。而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承担着更加重要的使命。应当深刻地阐释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意义和价值；更加自觉地增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民族的文化凝聚力和文化创造力，维护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对人类文化更加平等的交流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发展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显而易见，在这样重大的历史节点上，深入研究和阐发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内涵、重要思想和价值追求，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拓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实践地平线，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文化哲学在过去20年取得比较显著的成果，成为我国哲学研究的重点领域和热点领域之一。与此相适应，文化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由袁贵仁等任首席专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专门设立了一章，讨论“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能够参加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课题首席专家袁贵仁主持的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单独写一本题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的专著，对我而言是一次难得的学习和研究机会。

然而，尽管包括我在内的一些研究者近些年已经对文化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开展了各种形式的研究，但是，要比较系统地、全面地阐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一方面，虽然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实践的深刻认识，在人类思想史上实现了哲学革命，这其中也包括在文化理解上的创新，但他们关于文化的理解不同于那种以文化为专门研究对象的知识论的理论，即文化人类学或者文化哲学，而是一种在人类实践活动中把握文化的规定性，在人类社会历史运行中把握文化作用的广义的文化理论；另一方面，进入20世纪后，列宁、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理论家，主要关注点更多地集中于文化批判和文化建设，而不是系统的文化理论体系建构。鉴于此，我们采取史论结合的研究范式，主要致力于把不同时期和不同类型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梳理清楚，然后依据历史脉络的揭示和阐述，提炼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点和价值诉求。该研究并不追求建构一个严密的概念范畴体系，而是力图阐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思想内涵和发展线索，并在比较学视野中凸显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特殊价值。

本书的写作由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的团队承担：衣俊卿负责总体框架设计和全书统稿，并写作第一章、第六章、结语和后记；刘振怡写作第二章；陈树林写作第三章；孙建茵写作第四章；胡长栓写作第五章。本书在思想史料的掌握和理论观点的阐述方面肯定存在很多不足之处，敬请各位学界同仁和读者批评指正。

衣俊卿

2012年1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