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强化社会认识论研究的问题意识。社会认识论的发展一方面依赖于社会本身的进步，另一方面也依赖于社会认识的进步，而在实践中这两个方面的进步往往是互为条件和内在交织的。社会的进步和认识的进步都会提出很多新问题，探索和解决这些问题，既可能带来实践变革的机遇，也会提供理论发展的机遇。因此，我一直强调社会认识论研究的问题意识。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只有自觉地面对当代人类和社会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理论工作者才能找到施展才华的场所，我们的理论研究才有生机与活力，才有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如果说所有的理论研究都需要问题意识，那么社会认识论在这方面的要求更高。这么多年来，数十位硕士生和博士生所选择的学位论文选题，大多是人类社会在发展中所面临的诸多尖锐和严峻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深度探索与解读既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有紧迫的现实意义。

其次，要自觉走入当代人类实践，把握时代脉搏。当代人类社会实践的最突出特点就是处于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的高速进程之中，加速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正在造就一个全新的世界格局，并对每一个国家、民族乃至个人带来极为现实、深刻而且久远的影响。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东方与西方、南方与北方、发达与落后、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差异和矛盾仍然非常尖锐地存在着，不同国度、不同地区、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群落、不同个体之间在思维模式、价值取向、生活方式、情感方式以至意识形态方面的差距仍然很大，甚至彼此对立，不同意识形态、民族文化和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与碰撞必然会随着交往的拓宽和加速而变得更加激烈和突出。这种情况为社会认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更加复杂的研究对象，也提出了更高的学理与实践要求。

再次，要关注新科技革命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效应。20 世纪后半叶以来，新科学革命在理论上不断突破，从根本上改变着人们头脑中的世界图景；一大批尖端应用技术， 不仅使人类的视野极大地向自然界拓展，指向更加广阔的宏观宇宙天体和更加精细的微观量子世界，也直接指向人的自身深处，包括人的遗传基因、人的生命奥秘、人的心灵世界等，要求我们重新理解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以至人类的本质与未来，关注当代科学技术的人性面。现代信息技术造就了一个知识经济和网络化的时代，一种全新的人类生存和实践模式正在形成。如何实现生存和发展模式的转换与变革，这本身就是一场极为艰巨的革命。然而更为复杂的是，与新文明的迅速发展与拓展相伴随，旧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想价值观念仍然广泛存在并且根深蒂固。应该说，转型期的社会文化和社会认识都有许多全新的特点，要求我们自觉加以探索和研究，这就在客观上要求社会认识论的发展，要求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化。

又次，要特别关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发展道路，既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继续，又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既是现代化的道路，又不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的简单照搬，而是“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在“中国特色”这个国情基础与价值取向上的全新建构，它必然要求人们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各方面的全方位变革与转换。社会认识论既应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中找到自己最为广阔的对象域和最为重要的问题域，也应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中发挥自己的理论先导和方法论功能。

最后，要勇于和善于创新。从根本上说，人类社会的生命力在于创新，社会认识论的生命力也在于创新。20多年来我们的社会认识论研究开拓了一些重要的领域，形成了一些基本的思路与方法，构成了一个研究体系，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它们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更加宽广和坚实的基础，我们要注意学习、总结和传承，但我们绝不能故步自封，把它们模式化、固化甚至僵化。20多年来的社会认识论研究就是在开放心态的指引下在不断调试与深化中走过来的。相应地，也只有不断地开拓新视野，发现新问题，提出新思路，创制新方法，社会认识论研究才能伴随着社会进步和社会认识的发展而不断提升到新水平，追寻新境界。

[1] 参见欧阳康：《社会认识论导论》，第六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2] 参见［苏］波波夫等：《社会认识和社会管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3] Antony Flew，Thinking about Social Thinking，Oxford：Blackwell Press，1985.

[4] Steve Fuller，Social Epistemology，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8.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 同上书，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