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形成过程，不难看出，有几个方面的因素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的思想进程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其一，对于人类的前途命运及其自由解放道路的深切关注和自觉探索；其二，对于人类思想文化成果尤其是哲学思维成就的自觉学习和吸取；其三，对当时尚存的思想理论问题尤其是各种错误思潮的自觉反省、批判与清算；其四，对自身的思想意识的不断反思、批判与超越；其五，立足于当时人类文明全部成果的自觉建构与创造。
我们知道，马克思本人对哲学的兴趣是建立在他对人类命运的自觉关注的基础之上的。从青年时代起，他便认为，“人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达到完美”， 因此，“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9]。 把自身的完美建立在为他人以至人类幸福而工作的基点之上，这就使得马克思不仅在其精神境界上具有崇高性和超越性，而且在其实践理念上具有现实性和人类性。应该说，正是为人类幸福而工作这样的崇高理想与现实社会关系的制约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激发着马克思不断地从事着思想的探索与实践的创造。
青年马克思是通过黑格尔主义和费尔巴哈主义而“走向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 的。正是在对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理论的阐发和发挥中，马克思以一种唯心主义的方式提出了认识与实践的问题、哲学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自我意识是与实体相对立的概念，对自我意识与实体关系的探讨是古希腊哲学的主题。黑格尔力图用自我意识来统摄人类精神的发生和发展史。马克思虽然也强调和重视自我意识， 赞成用自我意识来说明自然的实在性，但他既不把自己限制在自我意识之中，也不把自我意识看作一种无对象、无基础的纯粹主观精神，而是主张从自我意识与现实的联系中来把握自我意识。在他看来，自我意识作为一种意志力量必然要在与外部世界发生关系的过程中变为实践的力量：“一个本身自由的理论精神变成实践的力量，并且作为一种意志走出阿门塞斯的阴影王国，转而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世俗的现实。”[10]这样，马克思就从理论实现的角度提出了实践的问题，并将其引入到自己关于自我意识的理论中。不仅自我意识应当面向世俗现实，哲学也不能离开和脱离现实。马克思说：“哲学已经不再是为了认识而注视着外部世界；它作为一个登上了舞台的人物，可以说与世界的阴谋发生了瓜葛，从透明的阿门塞斯王国走出来，投入那尘世的茜林丝的怀抱。”[11]在当时的马克思看来，“哲学的实践本身是理论的”，但正是在与现实生活的相互作用之中，哲学不断地世界化，世界也不断地哲学化，而“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在这里，尽管青年马克思对实践与自我意识、哲学与世界之间关系的理解还没有超出唯心主义的限阈，但他将实践概念引入自己的哲学，并将其作为考察自我意识与现实世界、哲学与对象世界之间关系的钥匙，对他后来建立以科学实践观为基础的哲学观却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不可避免地遇到并处理了大量十分复杂而又敏感的现实社会、经济、政治问题。正是在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体验和研究中，马克思极大地深化和发展了自己的哲学思想，提升了自己的哲学观。他更加自觉地把哲学与其世界联系起来，并开始从这种角度来反思德国哲学。他说，“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爱好宁静孤寂，追求体系的完满，喜欢冷静的自我审视；所有这些，一开始就使哲学同报纸那种反应敏捷、纵论时事、仅仅热衷于新闻报道的性质形成鲜明对照。哲学，从其体系的发展来看，不是通俗易懂的；它在自身内部进行的隐秘活动在普通人看来是一种超出常规的、不切实际的行为；就像一个巫师，煞有介事地念着咒语，谁也不懂得他在念叨什么”[12]。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马克思写下了他那脍炙人口的哲学之论：“哲学家并不像蘑菇那样是从地里冒出来的，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正是那种用工人的双手建筑铁路的精神，在哲学家的头脑中建立哲学体系。哲学不是在世界之外，就如同人脑虽然不在胃里，但也不在人体之外一样。当然，哲学在用双脚立地以前，先是用头脑立于世界的；而人类的其他许多领域在想到究竟是‘头脑’也属于这个世界，还是这个世界是头脑的世界以前，早就用双脚扎根大地，并用双手采摘世界的果实了。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那时，哲学不再是同其他各特定体系相对的特定体系，而变成面对世界的一般哲学，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各种外部表现证明，哲学正获得这样的意义，哲学正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哲学正在世界化，而世界正在哲学化，——这样的外部表现在一切时代里曾经是相同的。”[13]在这里，马克思自觉地把哲学与时代、与实践以至经济发展联系起来，把真正的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要求哲学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表现上与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不仅要造就世界的哲学，也要造就哲学的世界，强调发挥哲学在改造世界中的作用。这种思想，尽管还带有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的色彩，但无疑为他后来冲破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观念，建立起自己的以实践论为基础的哲学观奠定了重要基础。
费尔巴哈对于马克思超越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观和建构唯物主义实践观产生过极为重要的作用。正是在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哲学的深刻影响下，马克思开始自觉地批判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并建构自己的唯物主义哲学。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马克思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入手，批判黑格尔学说与实际生活的脱节和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颠倒，主张深入于社会的物质生活，立足于市民社会来理解国家关系。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之所以在实践中颠倒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与他在哲学中颠倒现实事物与理念、概念之间的关系是分不开的，正是思辨的思维颠倒了二者的关系。“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 因此，要真正摆正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必须首先摆正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在《德法年鉴》工作期间，马克思已作为一个革命家而进行活动，主张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尤其是武器的批判。他把宗教解放与政治解放、阶级解放与人类解放结合起来，并为此而诉诸群众、诉诸无产阶级，力图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和建设新世界。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革命批判与革命实践为他的科学实践观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实践基础。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从研究经济现象和各种经济学理论出发，提出并运用异化劳动的理论与方法，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劳动异化现象及其本质作了相当深入的剖析和批判；在批判各种形式的空想共产主义和假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阐述自己对于共产主义的理解；在与动物等非人存在物的比较中考察人的本质，认为人的本质即自由自觉的活动；强调劳动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特殊地位，提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等等。我们认为，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和认识论的形成，《手稿》的内容有两个方面尤须关注。
第一，对于实践及其与理论和哲学关系的论述。马克思认为，实践是人的本质特征之一：“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14]正是人的实践，构成了关于人的科学的基础，也是解决理论难题的重要条件。马克思说，“真正的实践……是现实的和实证的理论的条件”[15]，“关于人的科学本身是人在实践上的自我实现的产物”[16]，而“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决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一个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17]。马克思的这些思想为他后来明确提出哲学的实践功能提供了前提。
第二，自觉地从唯物主义立场上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否定性辩证法进行批判与改造。 马克思揭露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唯心主义实质，但并没有根本抛弃它，而是同时也充分肯定黑格尔哲学中辩证法的合理因素。马克思指出，《精神现象学》的最后的成果是它的“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18]，而这种辩证法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19]。人在自觉地能动地改造外部世界的活动中，把自己的内在本质外化、对象化、实在化，使外部世界发生合目的性的变化，而人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表现、实现，得到自我发展和确证。而这个过程正是人的劳动实践过程。所以马克思又说，“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20]。应该说，黑格尔对于劳动在人的自我产生与发展中具有特殊作用的思想，给了马克思以很大的影响，正是从这样的特殊视角来研究和批判黑格尔哲学，尤其是批判性地吸收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因素，使马克思后来在实践论的基础上把唯物论与辩证法结合起来，并将其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加以扩展，创立自己的新唯物主义成为可能。
马克思对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超越与他和恩格斯对于物质生产实践的特别关注有密切联系。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一书中他们批判和清算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唯心主义，以唯物主义的方式论证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并努力克服费尔巴哈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历史唯心主义局限，开始建立唯物主义的哲学史观，从而为以唯物主义方式彻底解决哲学基本问题、建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观奠定了理论基础。他们提出并论证物质资料的生产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强调只有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才能正确地认识、理解和解释历史。他们尖锐地批判鲍威尔等脱离人的自觉能动活动来谈论自我意识的发展，深刻地指出：“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只要它从历史运动中排除掉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排除掉自然科学和工业，它就能达到即使是才开始的对历史现实的认识吗?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它不去认识（比如说）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它就能真正地认识这个历史时期吗?……正像批判的批判把思维和感觉、灵魂和肉体、自身和世界分开一样，它也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和工业分开，认为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而是在天上的云雾中。”[21]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看作历史的发源地，必然高度重视从事物质生产的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特殊作用：“‘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22]正是人的自觉能动活动，构成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因此，“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23]。恩格斯后来回忆说：“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定会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24]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实际上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实践观的形成，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形成的重要标志。在《提纲》中，马克思立足于对实践的科学理解，来理解人及其本质，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批判费尔巴哈的直观的唯物主义，阐发自己的新唯物主义。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因此，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只有从实践的角度，才能真正理解人，而这正是费尔巴哈哲学的根本缺陷和失足之点。马克思认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内，其主要缺点，就是只从客观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事物、现实和感性，而不是从主观方面，即从人的感性活动方面，从人的实践方面去理解。因此他们最多也只能做到对于市民社会的单个人的直观。马克思高度强调革命的实践批判活动的意义；强调在实践中证明思维的真理性，消除各种形式的神秘主义。他尤其明确地把自己的新唯物主义奠基于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的坚实基地之上，明确提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5] 这就为他后来进一步将自己的哲学规定为“实践的唯物主义”作了准备。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立足于自己的科学实践观，将唯物论、辩证法、实践论与人道性内在结合起来，阐释自己的社会历史观，对人类社会历史作了全面深入准确科学的唯物主义诠释，创立了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立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考察人类的发展，强调从人类史与自然史的分化及其相互作用中来考察历史；另一方面立足于有生命的现实的个人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来考察人的生存、活动与发展，把现实的活动着的个人作为全部社会历史的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决定作用与反作用及其辩证关系作了全面系统的阐发，立足于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的高度，对阶级、国家与革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全面的论述。正是在这一系列的论述和阐发过程中，马克思的实践观与其哲学观内在地契合起来，融为一体，并得到了提升，跃迁到“实践的唯物主义”的高度。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强调以彻底的唯物主义的方式理论地解释世界，而且认为应当以彻底的唯物主义方式实践地改变世界，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自己的哲学叫做“实践的唯物主义”，并将其与共产主义联系起来，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自己的理论任务和实践任务，认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