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发展到了现代和当代，民族历史为世界历史所替代，各个民族之间的联系和交往日益深入、强化和普遍化，各种价值体系之间在交流、融合的同时，其矛盾、冲撞和冲突也十分突出。全人类不再像过去时代那样只是一个一般的总体的概念，而直接成为了一种可经验的现实，全球性问题成为各个民族都共同面临的问题，全人类的利益和价值成为一种可感的存在。随着通信工具和交通工具的发达，一方面世界似乎变小了，地球成了一个村落，大家都是这个地球村的公民；但在另一方面，各个民族如何处理彼此间的关系，如何实现和平的共同发展，在保持本民族的价值体系的特色的同时又充分吸收其他民族发展的经验和成果，通过协商和对话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合理地分配各自的权利和对整个人类的责任，又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既有的文明和秩序遭到了严重的挑战，新的文明方式正有待建立起来，科学技术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如何合理地运用和使用人类已经掌握的力量，使人类与自然和平相处，各民族和平共处，还需要人类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能予以解决。

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通过考察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敏锐地发现了由地域性历史、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时代过渡的趋势，创立了著名的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说：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化的世界市场”，“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1]“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例如，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2]各个民族在孤立的地域上发展的历史让位给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中发展的历史，这不是什么宇宙精神、自我意识扩展的过程，而是由于大工业引起的世界性市场和普遍交往而造成的。这个过程一开始就充满了痛苦和流血，伴随着血与火的斗争。先进的发达的民族，即较先开始工业化过程的民族国家，通过海外市场和殖民地破坏了那些落后民族国家的自然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把它们强行拉进这个过程中，卷入到世界性的市场中。世界历史形成的过程也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征服全世界的过程，是各个民族都被纳入到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模式中的过程。

如果说，在19世纪到20世纪的前半叶，市场的国际化所引致的世界历史进程在很大程度上以暴力和血腥战争为基础的话，那么到了20世纪下半叶，这个过程就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首先是随着科技革命的出现，这个进程大大加快了。先进的通信工具和交通工具的出现，极大地方便了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之间的交往，扩大和加速了在信息、人才和物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其次是以高科技产业的兴起为龙头，引起了整个产业结构的变化，形成了全球性的国际分工体系和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市场。这种国际分工体系和价格体系具有相当的不合理性，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带动了一些共同开发项目。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这样一种局面，虽然感到这种国际分工体系和价格体系是不合理的，但自己只有加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才能获得属于自己的利益，才能发展自己的经济。

再次，在经济交往和合作不断加强的带动下，政治和文化的交流也更加频繁和密切。尤其在苏联解体、“冷战”时代结束之后，国际**往和协商更加全方位化了。全球化不仅成为一种趋势，而且直接就是一种潮流，任何以各种理由各种名目排斥全球化的国家，任何试图闭关锁国不承认人类共同的基本价值和基本规范的国家，都注定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最终受害的还是自己。

最后，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全球性问题和人类生存危机也在不断加剧，从而强化了各个民族国家的人类共同体意识。现在人们都认识到，许多全球性问题，如环境污染问题、人口问题、能源危机问题、军备竞赛问题、核威胁问题，等等，只有通过各国的共同努力和协作才能解决。人类共同拥有一个地球，大家都是地球村的公民，我们不仅要考虑到当代人的发展和福利，还要顾及到我们的后代的利益和福利。我们不仅应该给后人留下足够的资源和利于生存的环境，还应给他们树立起一个学会合作和协商的榜样。

全球化是世界历史时代的一个新阶段，一方面它为文明成果的急剧扩散和共同享用，为各种价值特别是科学技术成果的价值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的实现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无论是科学的发现还是技术的发明，无论是艺术方面的成果还是合理的生活方式，都可以迅速地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为更多的人所共同享用。这个共同享用的过程，同时也是生成新的需要和新的能力的过程，是人类形成新的创造价值的能力的前提，是人类进一步发展的手段。

另一方面，则使得许多问题必须依靠全人类的共同合作和共同努力才能够予以解决。人类已经具备了最大限度地实现这种价值共享的技术条件，也具备了共同解决一些人类共同问题的技术条件，现在存在的主要是观念认识和制度上的问题，是观念上的障碍和制度上的障碍的问题，是如何处理民族主体与人类主体、民族价值与人类价值的复杂关系问题。因特网的出现，既为文明成果的扩散和共享提供了最适当的手段，也对传统的民族意识和国家畛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以因特网为依托的电子通信、电子商务、电子货币、电子办公室、电子会议、网络社区、网络文学、网络艺术、电子游戏、电子图书和数字化图书馆，等等，将会彻底地瓦解那些专制国家的意识形态藩篱，极大地撞击和改变着人们固有的身份意识、民族观念。它将引起人类生活方式方面的极大革命，也引起思维方式和情感方式的一次深刻变革。这场变革才初露端倪，其发展前途无可限量，引起的影响也是我们现在很难估量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是朝着世界更加一体化、各民族融合的方向行进的，是朝着文明成果最大限度的共享的方向行进的。

世界性的普遍交往，将不同民族的价值体系置放在同一个时空中，置放在同一个平台上，这里既有民族特性问题，也有时代性的差异问题，它们交织纠缠在一起。若无相当理性的态度和科学的客观的分析方法，是无法将之剥离开来的。自然形成的一定的民族情感和贬外排外情绪，又与爱国主义情结纠结在一起，更是增添了客观分析的困难。正因为这些缘故，就使得在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中，价值观念和价值体系的摩擦和冲突成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突出的问题。

大致说来，当今世界上的价值体系，从性质上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发达的资本主义价值体系，为发达国家所持有。另一类是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为社会主义国家所坚持。第三类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价值体系，为许多经济落后国家和民族所持有。当然，这只是一种一般的说法，因为每个民族和国家，其价值体系都不是纯粹的单一的，而往往是多样的，而且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其价值体系也都具有很强的民族色彩。按照美国作家宾克莱在《理想的冲突——西方社会中变化着的价值观念》一书中介绍的情况，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就大致有存在主义的价值观念、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念、人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和宗教神学的价值观念，这几种价值观念为不同的人群所信奉。按国内一些经济学家的研究，当今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也可以分为英美模式、法国模式、德国模式、日本模式，等等，这些模式也可看作是不同的价值体系的表现。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同样也有多种样式，欧洲一些国家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人道的社会主义，在苏联解体以后形成的那些独联体国家，社会主义观念仍然具有相当不少的信奉者。

每一种价值体系，每一个民族的价值体系，都具有一定的自足性，相应地也都有一定的排他性。即使在基础层面即物质器具层面，具有相当的相同或一致，在精神层面也是各有自己的特点，各有维护自己合理性的一套机制和理由。观念的东西与实际利益一道，构成了一定民族的立场和态度，规定了它们所采取的行为和政策的倾向。这样，在国际交往中，不同民族国家的价值体系之间就形成了一定的隔碍、碰撞、对立。即便一些民族因为实际利益所致，不得不采取依附强国的政策，这种文化性的冲撞也是难免的。

在当代世界的各种价值体系的碰撞中，比较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这么三种碰撞：第一种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碰撞，这是自从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以来就存在的，到社会主义阵营建立时达到最尖锐化，苏联解体后大大趋于缓和。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是作为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它的核心是以消灭阶级和剥削而实现的社会平等、共同富裕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这一点恰恰是以资产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体系所不容的，彼此是截然对立的。资本主义阵营把社会主义当作是一种异己物来看待，竭力对之进行封杀，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经济封锁、武装干涉和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也极力防止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污染。苏联解体以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但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并没有消失，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家所谓的“不战而胜”也不过是他们自己的一厢情愿的说法。中国改革的巨大成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虽然在搁置意识形态分歧方面达到了某种共识，但西方不少战略家仍以中国作为最大的潜在敌人，竭力为中国的发展设置障碍。

第二种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价值体系的冲突。毫无疑问，发达国家借着它们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优势，也借助于现行的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政治体系，总想把它们的价值观念强加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它们的许多经济援助都是带有附加条件的，是符合它们的战略利益的。而在广泛参与国际交往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政治秩序、大众生活等方面的优势都势必对发展中国家的价值体系形成巨大的挑战。在现代通信和交通条件下，这种挑战是全方位的。电视、广播、电影、报纸、杂志、进口商品、外国企业、归国留学生，从各个方面介绍着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使得落后国家的国民普遍形成了一种崇洋心理、崇西心理。向往西方的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向往西方国家的物质生活水平，并以此作参照来批评本国本民族的传统和现行政治。高工资、高待遇，使得发展中国家培养出来的人才许多都流向发达国家，流向了这些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开设的企业和办事机构，使得人们普遍地以此为荣，竞相效仿。

在这个过程中，发达国家的一些价值观念得到了普及和认同，获得了许多的信奉者。这种倾向引起了发展中国家当局的重重忧虑，竭力弘扬爱国主义，唤醒人们的爱国主义情结和良心以抵挡外国文化的侵入。在这场文化战中，如同在经济战场上一样，发展中国家无疑是处于劣势的一方，是处于防守地位的一方。发展中国家既要开放国门，吸取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积极招商引资投资办厂，借鉴西方国家的一些价值观念，又必须注意保持自己民族文化的传统，增加国民的凝聚力，实现本民族的现代化。如何在二者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和张力，实在是一个十分头痛十分棘手的问题。

尽管发展中国家在与发达国家的交往中处于劣势，但决不能小视文化和价值观念的民族性的作用。这种民族性，在经济有了一定发展、物质生活需要得到了适当的满足之后，会强烈地表现出来。任何文化，任何价值观念，都是在发展中保持自己的生命力的，没有创造性的重建，没有在广泛吸取外来文化基础上形成的综合和创新，那这种文化就不会得到其他民族的充分尊重和肯定，不会在人类文化的大花园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第三种是人类性的普遍价值与民族价值之间的矛盾。在前世界历史时代，各个民族国家都在孤立的地域自行发展着，这种状态形成了人们的狭隘的眼光，都把自己的价值体系、价值观念当作是最合理的，是代表着人类的或简直直接就是人类的价值观念。而到了全球化时代，普遍交往使得各个民族国家都超越了原先的狭隘的眼界，懂得在自己之外还有其他民族国家，所有这些民族国家构成了人类，彼此都是人类的一部分。

这是一方面，可在另一方面，由于各个民族发展的不平衡性，那些发达国家，借助于自己的先发之利或作为发达国家在各个方面占有的优势，竭力把自己信奉的价值观念和本国的价值体系，说成是具有普遍性意义的价值观念和价值体系，亦即代表着当代人类的先进的价值体系，甚至搞一种文化霸权主义。这个问题往往与上述的两个矛盾纠缠在一起，不仅在发达国家那里如此，就是在不发达那里也是如此，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如此，在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如此。这就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尤其是在民族情绪高涨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我国理论界这些年对“人权高于主权”的批评，对普世价值的简单否定和批判，都显示了这一点。

如前所述，全球化时代所面临的全球性问题，使人类主体、人类利益变成了一种感性的经验事实，同时，国际性普遍交往所需要的一些规则、规范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超越至少是限制了国家主权至高无上的观念，把人类文明和普遍价值的观念凸显了出来。毫无疑问，在当今的国际交往中，国家仍是主要的交往活动的承担者和主体，是国际协约和一些交往规范的签约人和责任人，国家主权还是一个基础性的概念。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在处理一些全球性问题和共同事务的过程中，在确立国际协约或协商各个国家应负的责任时，人类利益、人类前途都是一个最重要的立论前提。这实际上就是承认存在着一些人类的共同价值、共同利益，也可以形成一些各个国家都普遍适用的价值规范，而正是这些共同价值、普遍规范，形成了各个国家追求自己特殊的价值的一种边界和限制，也是对国家主权的一种限制。人类文明的发展，需要有各个民族文化和价值体系的多样性存在作为前提，同时也需要以一定的统一的共同规范和理念作为指导和约束，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

现在的问题是，这些体现着人类共同利益和价值、体现着人类发展方向的理念、原则、规范等，不应该也不能够由某个国家来宣布来确定，某个思想家或组织的声明或规定也不做数，它们是由人类发展的实践、各个民族共同发展和交往的实践所实际规定的，是由各个民族国家经过共同的探索和一定的对话、协商、讨论所确定的。任何自认为能够代表人类进行发言能够规定这些共同价值的国家和行为，把自己认同的人权标准强认为是人类共同标准，并以此强加于人甚至干涉别国内政的行为，本质上都是一种专制主义、霸权主义的表现，也是必然要引起别的国家的反对的。

这些矛盾的解决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艰难的过程，是与各个民族通过全面交往、交流、融合的实践联系在一起的。交往越是广泛、越是全面、越是深入，产生的共同利益就越是彰显和扩大，彼此的了解也越是合理和全面。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特别是随着互联网出现后向生活各个方面的渗透，不同民族、不同制度之间的相互借鉴彼此融通越来越明显和突出，民族间的通商、通婚、通话引起的融合将会大大加速和加深，民族的界限、国家的界限将出现越来越弱化的趋势，人类共同体越来越成为直接的经验事实和普遍观念。

从另一方面说，全球性问题，作为人类活动的许多巨大的负价值、负效应，如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生态危机、人口危机、土地危机等，核扩散和泄漏的危险，人类灭亡的危险，引起了各个民族的普遍的真实的焦虑，人们才第一次真实地感受到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才普遍注意到了这些对象的巨大负面价值。人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意识到我们同属于人类，我们都是人类的一个部分，我们人类是一个整体，我们只有一个共同的地球，任何对地球、对环境的损害，都这样那样地是对人类自身的损害，而要解决这类问题，只有彼此团结起来共同行动才能奏效。人类确实因为这些问题而变得比过去成熟、比过去理智了，人类再也不能、也不敢像过去那样盲目地糊涂地行动了。许多国际性的协议，许多国际性的和平组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我们相信，各个民族、各个个人的世界性普遍交往过程，各个民族国家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共同解决全球性问题的过程，也是各种价值体系、各种不同民族的价值体系相互对视相互比较相互碰撞相互融合的过程，是人们把自己从民族性的个人上升到世界性的个人并以此作为自己评价和选择的价值标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以人的自由个性、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核心理念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会越来越得到更多的人、更多的民族的认同和服膺。这将是当代价值体系演化的总的趋势。

马克思早就预言过，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事业只有在世界性普遍交往的条件下，在个人成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的条件下，才能成为经验的事实。[3]因为只有通过这种世界性的普遍交往，人类的共同生产力才能在世界性分工和协作的基础上极大地发展起来，也为人类掌握这种共同生产力、扬弃其异化状态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与此相适应，人们才能超越地域的、民族的、阶级的狭隘眼界和局限性，越来越意识到民族之间、国家之间各自为保护自身利益而引起的军备竞赛、商业竞争等是多么地无谓，形成了多大的财富和资源的浪费，人们才能普遍地意识到人类社会一直以来盛行的那种弱肉强食的竞争是多么荒谬。这种状态的本质，表明人类还处于一种动物式的依照丛林原则而生活的状态，是处于一种真正的人的历史的史前史状态。共产主义作为真正的人的历史的开始，既是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必然，也是人的发展的内在要求，无论经过多么漫长的时期，无论需要经过多么艰难曲折的过程，最终总是一定要实现的。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8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