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领域、一个部分，它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价值问题的基本立场和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基本原则和研究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都是一致的，而相对于其他学派的价值理论，这些基本原则和方法又是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独有的特殊的东西。这些基本原则包括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真理与价值相统一的原则，个人主体与人民主体相统一的原则等。

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一些人觉得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提法已经成了一句套话、“官话”，没有什么再强调的必要了。应该承认，在我们过去的政治生活和理论研究中，是存在着将这个原则当作一个教条、一个口号、一个标签的庸俗化的倾向，造成了许多人的反感。然而，无论是把它当作一个不得不提上一句的口号，还是对它的轻视和反感，都造成了对这个原则的深刻含义和重要性的遮蔽甚至误解。就像黑格尔曾经说过的那样，“熟知不等于真知”，甚至还会影响到真知，因为自认为熟悉，自认为知道了，于是妨碍了对它的精神实质的进一步的理解和把握。

其实，这个原则集中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的立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的重要标志，也是解决许多以前看似无法解决的理论问题的基本路径。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之所以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伟大变革，最主要的是由于马克思把科学的实践观引入哲学，从人的现实实践出发，把感性、现实、对象都当作实践去理解。实践是人的感性世界生成的最深刻的基础，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也是各种理论、观念得以形成的基本来源和发展变化的最终动力。正是在现实的实践过程中，在实践活动的世世代代的延续中，人一方面实现着社会与自然、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的分离和区别；另一方面又实现着它们的转化和统一。但自从出现了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以及社会分裂为对立的阶级以后，理论意识把自己当作是某种与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而能够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而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于是一些理论家们开始认为，只有理论活动才是真正的活动，只有理论中出现的问题才是真正的问题。

实际上，理论家们之间的对立，他们各自所持的理论观点之间的对立，不过都是各自只抓住现实实践生活中的一个方面、一个环节而造成的，是理论家们试图以一代人的努力来解决整个人类通过时代延续才能解决的问题所造成的。理论家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在理论上发现的问题不过是人类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在观念上的反映，更没有意识到实践在提出这些问题的同时也为解决它们提供了条件，“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1]。由于理论家们脱离了实践，必然导致了理论的神秘化，也陷入了一种迷误，似乎宗教的信念、哲学的概念和普遍的东西“统治着现存世界”，是人们的真正枷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真正羁绊，只要人们“用人的、批判的或利己的意识代替他们现在的意识”，就能“消除束缚他们的限制”。“这种改变意识的要求，就是要求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存在的东西，也就是说，借助于另外的解释来承认它。”[2]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的真正含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伟大变革，就是在对旧哲学各种理论之共同前提实施彻底批判的基础上使哲学向人类实践生活的回归，它认为，“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3]，而“只要这样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4]。马克思主义当然也有解释世界的任务，但它对世界的基础、对解释的前提、对解释世界的目的性旨归都是与旧哲学根本不同的，也是与当代西方的其他哲学有所区别的。

价值问题本来就是人类实践和现实生活中“遭遇”到的一个基本问题，是人们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中无法逃避、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然而，现代西方的许多价值理论却使之神秘化了，或者把价值看作是仅仅局限于人的隐秘情感世界的现象，或者把它设定为某种超自然的现象，或者把它当作某种先验的自足的独立王国，都是这种神秘化的表现。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基本原则，就是坚持从人类的实践生活出发，按照价值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价值问题，用经验的事实来讨论和论证价值与评价的关系以及价值观念不断变化等一系列的问题。正是贯彻了这个原则，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才表现出了自己的优越性和彻底性，才可能解决一些在非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看来是无法解决的问题。

真理与价值相统一的原则。自从休谟提出“是”与“应该”、“事实”与“价值”的区别以来，事实与价值之间是否有一道鸿沟、彼此间能否过渡一直就是一个最困扰人们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到怎样看待价值，也牵扯到价值论作为一门学科能否成立，如果对此作出否定的回答，那么对整个社会历史和人文现象的研究能否成为科学也就都成了有疑问的问题。确实，由于历史的原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这个问题没有作出直接而明确的回答，但从他们的基本立场和基本理论倾向、他们处理一些相关问题的基本方法来看，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既是建立在历史发展规律基础上的理论同时也是无产阶级利益和革命条件的理论表现的观点，列宁关于对社会现象的研究既要坚持从客观事实出发又要坚持阶级性原则和党性原则的观点，都是反对把事实与价值割裂开来的倾向的，是主张真理与价值相统一的原则的。特别是马克思关于人类活动中两个尺度相统一的观点，为我们正确理解真理与价值的辩证关系提供了指导思想。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道：“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5]这里所谓“内在的尺度”即是人的尺度，是人的现实存在、由人的肉体结构和精神结构所规定的需要，以及人所具有的各种能力的集中的综合的体现。人不同于动物的地方，就在于他懂得并能够按照自己的尺度和对象的尺度的统一来进行生产。用通俗的语言来表述，就是人不仅只是服从对象的规律、适应环境的要求来生活，更根本的还是通过利用对象、改造环境使之符合自己的需要和目的。人们的生产劳动，就是既服从对象自身的规律又按照人的需要和目的改造对象的活动，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相统一的活动。真理作为事物本来面目和规律的揭示，作为认识和实践中主体客体化方面的内容，体现的是人对各种客观规律的确认、服从和遵循，而价值作为认识和实践中客体主体化方面的内容，表现的则是人按照自己的尺度和要求对劳动对象、劳动工具以及自身力量的利用。正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人的价值期许、目的和要求外化为一定的劳动产品即经过改造了的物品，客观的对象（事实）则变成了与人有关联的具有一定价值一定意义的属人的存在，自在的自然成为人化的自然，成为人的无机的身体。人的现实实践活动，都是既按照真理性知识的指导，又按照自己的价值要求来进行的，实践是真理与价值统一的桥梁，也是检验人们对对象的认识是不是真理、对价值的评价是不是合理的标准。任何把事实与价值、真理与价值绝对对立起来，在二者之间画一条鸿沟的做法，实际上都是理论脱离实践、无视实践中二者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相互转化的事实的结果，也是囿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而形成的作茧自缚的结果。

个人主体与人民主体相统一的原则。价值作为一种属人的为人的存在，它是一种主体性的、以主体的尺度为尺度的存在现象，因此，对价值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人的理解。在西方的许多思想家那里，他们把人还原主义地抽象地理解为原子式的个人，甚至理解为人的意识，这种方法“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历史也就成为“想象的主体的想象的活动”。正是这种理论的传统和背景，使得价值主观主义和价值相对主义具有相当的市场，甚至可以说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主张“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6]，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更看到，现实的人就是生活在一定社会中的人，是与其他人有着各种关系、发生着各种交往、继承着此前以往的各种文化成果的人。一句话，个人只有在社会中、在集体中才能成为现实的个人。所以，考察人的需要、人的尺度，考察价值的生成和发展，就不能仅仅只从个人的角度去进行，而必须具有更广阔的社会学视角和历史的眼光。具体地说，要坚持个人主体与人民主体相统一的原则。

人民既是一个总体的范畴，又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作为总体的范畴，它是包含着无数个人的集合概念，是无数个人的总和，作为历史的范畴，它体现了人在时间上的发展和延续。人民是人类的“健康肌体”，是现实生活中的正常人类，人类利益也就是现实的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如果说从个人主体的层面对价值的考察属于微观研究的话，那么从人民主体的层面对价值的考察就属于宏观的研究，只有将两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更加深刻全面地理解和揭示价值现象的本质和演化的规律。

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研究视角是其基本原则在实际研究过程中的综合应用，也是这些基本原则的具体展开。这种视角是在批判其他哲学派别并与之进行积极对话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是反思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缺失的结果。

第一，它认为价值是人与世界关系、主客体关系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或侧面，在人的实践和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如同实践范畴具有世界观的意义一样，价值范畴也具有着世界观的意义。哲学作为世界观的理论形态，它所说的世界就是也只能是人生活在其中的世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事件、关系、运动变化及其规律，包括人自身的存在、各种物质的和精神的需要、各种能力和各种活动及其产物，都是与人的实践相关联并在这种关联中进入人的意识的，所以，只有不仅从客体的角度，也从主体的角度去理解，只有把它们都“当作实践去理解”，才能达到全面的理解和把握。换言之，这些事物、事件、关系和规律，一方面作为这个世界的一个要素、一个部分、一个环节，作为具体的“存在者”而存在着；另一方面，它们又作为人的实践活动的基础、环境、对象、条件而存在着。人作为对这些“存在者”的把握者、理解者，即作为主客体关系的建立者，都是以他的现实实践发展的水平以及他自己的本质力量为基础的，“对象如何对他来说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7]。这也就是后来列宁所说的“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也作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包括到事物的完整的‘定义’中去”[8]。对象之“是什么”与它在人的实践结构中“作为什么”从来就是内在地联系着的，人在对对象的“定义”和规定中从来就不能离开人的内在尺度。如果说科学作为人理论地把握世界即认知活动的典型形式，艺术作为人按照自己的尺度创造性地利用对象塑造合人意的作品的典型活动形式，那么实践就是将二者统一起来的感性的现实社会性活动。科学活动与艺术活动都是从人类最初的实践中分化出去的社会分工形式，反过来又对实践发生着重大的影响。哲学当然要总结概括科学研究的成果，同时也得关注和重视人对世界的艺术把握形式，更得关注它们与实践的内在关系以及未来的走向，关注在它们的这种互动中所体现的人的发展程度。

概要地说，价值作为主体认识、改造客体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作为人在现实生活的选择中时时处处都得与之打交道的一种普遍现象，决定了价值范畴、价值观、价值论不仅与人生观内在相通，而且具有着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如此看来，价值论研究本质上属于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或者说是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一部分。相对于我们以往的哲学理论主要建立在科学认知或知识论基础上来说，价值论研究为我们打开了观察问题理解问题的另一个窗口，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思维空间，使我们的哲学理论更能体现、更能发挥其作为方法论智慧的功能。

第二，它意味着对心理—情感主义视角、认识论主义视角和语言学视角的一种辩证否定和辩证整合。应该承认，从个体心理和情感的角度研究价值问题，如果不是把价值简单而片面地规定为情感现象，而是把价值看作是生活实践中与主体情感相关联的重要问题，那么，这对于揭示价值特别是评价和价值意识活动的微观机制，还是具有相当的积极作用的。然而，这种视角的明显缺陷，就是容易遮蔽社会历史实践和文化传统对价值和价值意识的形成发展的作用，也难以从哲学世界观的高度来全面把握人与世界的一般关系，难以揭示价值体系运动和历史更替的一般规律。从认识论主义的视角研究价值，自然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价值论研究毕竟属于一种理论研究，借助于认识论所揭示的认识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和方法，当然会有许多便捷之处。问题是在认识论主义的视界中，至少在我们传统理解的认识论的框架中，其理论抽象的原型是科学认知过程，一如经济学将经济活动的主体设定为“经济人”一样，认识论中则将主体设定成为某种“理论人”，它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中突出的就只是“理论关系”，因此，认识论的范畴和方法，对于处理和揭示具有非常明显的主体自我相关效应的价值现象，处理以多元主体并存并相互竞争的价值问题，处理直接服务于实践选择的评价活动，就带有相当的局限性和不合宜之处。语言学视角对于分析语言包括价值语言的实际运用过程中的语用效果，揭示包含在语言中的文化内涵和价值意蕴，澄清以往为人们所忽视的诸多误解，揭示历史文化中的价值取向以及传统文化对人们的影响，都是有一定意义的。但价值问题毕竟主要不是一个语言向题，而是实践生活中的基本问题，过分夸大语言分析的作用，自诩并沉迷于所谓的“元理论”研究中，就难免会重蹈西方语言哲学的覆辙，这是我们应该予以警惕和避免的。只有在参考借鉴这些视角并反思其界限和不足的基础上，对之进行辩证的分析和合理的整合，才能有效地避免其片面性，形成对价值问题的合理理解。

第三，从这种视角不仅能够合理地确立价值范畴和价值论在哲学中的地位，而且有利于理解现代西方哲学中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分裂和对立的深刻原因，有利于吸取它们各自的理论中具有的合理性的因素，避免它们的偏颇和片面性。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强调科学认识在人类社会发展和生活中的重要性，强调理性因素在科学中的作用，拒斥传统的形而上学，在促使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转变的过程中，是起了积极的作用的。但它把科学认知的维度当作是人与世界关系的唯一的维度，用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的规范来要求和改造哲学，认为现代哲学的工作就是澄清语言的意义；他们把价值只当作是一种情感现象，认为价值判断都是仅仅表达了自己的情感，是一种“伪判断”、“没有意义的判断”，否认研究价值问题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这就走向了偏颇和独断，是一种新的片面性。人本主义重视价值问题在人类生活中的意义，强调不同文化和传统中体现的价值和价值观念的多元性，强调主体尺度、主体视界、个人体验在理解和解释活动中的重要性，它们的理论在艺术创作和艺术评论、在揭示人的生活世界的矛盾和文化研究方面都发挥了相当的作用。但它们贬斥理性、轻视科学、过分抬高夸大非理性因素和个人情感体验的作用，导致了相对主义和情感主义的泛滥。它们在各自的领域都实现了某种片面的深刻性，为实现深刻的综合准备了一定的材料和条件，但毕竟还是一种深刻的片面性，距离深刻而合理的综合还有相当的差距。我们还应该看到，近几十年来西方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对西方传统的理性主义进行了猛烈批判，直至彻底颠覆而后快，虽然难以将之简单地划归为非理性主义，但其所暴露的强烈的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倾向却与非理性主义殊途同归。如何辨认其中的合理性因素和失误偏颇之处，分析其泛滥即迅速播散的原因，也都不能离开价值论的视角。

第四，通过引入价值论视角，也为我们重新理解中国传统哲学，继承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的有机融合，提供了一个合理的途径。中国传统哲学从总体性质上说贯彻的是一种“以善统真”的致思路向，不仅包含了丰富的大量的价值论方面的思想，而且价值论思想对于知识论探索处于一种压倒性的地位。这种“以善统真”的致思倾向，既是中华民族的实用理性和生存智慧的一个概括和反映，同时对于塑造民族性格又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于这种特点，我们在过去的研究中是注意不够至少是强调得不够的，这在相当程度上遮蔽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独特性，影响了对其内在理路的把握，妨碍了对其蕴含的合理性因素的挖掘和评价，自然也妨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的有机融合。苏东剧变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遭受到极大挫折，中国成为马克思主义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大本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全世界同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人们的一面旗帜，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快速发展，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使得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升，中国经验、中国式智慧获得了世界各国空前的重视。合理阐释中国经验、中国智慧，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中国实际的有机结合，也不能没有价值论的视角。只有借助于价值论的视角，才能更合理地、深刻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实践的唯物主义的本质特征，深刻地理解实践唯物主义与中国哲学“实用理性”的内在契合之处，也才能深度阐释中国经验、中国智慧所包含的世界历史性意义。

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研究，至少包括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一个方面是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继承者大量的关于价值问题的思想，这些思想，有些是直接讨论价值问题的，更多的是比较间接的，是埋藏在他们关于革命形势的分析和估计、关于革命的主客观条件、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斗争的战略和策略以及工作方法的论述中的。挖掘、分析、梳理这些思想，加深对这些思想中所蕴含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理解，对于我们研究现实问题、得出适合新的形势要求的新结论、确定我们在新形势下的新的任务、新的工作方法和策略，无疑是十分重要的。我们通常讲，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不是掌握他们得出的现成结论，而是掌握他们研究和分析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其实这立场和方法，就包含着甚至可以说主要是指价值立场和价值分析方法。因为国际国内的情况是不断变化的，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形势也是不断发展着的，研究这些情况和形势，当然首先是坚持实事求是、运用科学方法，弄清它们的真实面貌，但更为重要更为主要的是根据我们的需要、目的和能力，分析这些情况和形势中各个要素、各个方面对于我们的利害得失，哪些是有利条件，哪些是不利条件，如何使不利条件转化为有利条件，如何尽量减少不利条件的影响。毛泽东曾说过，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而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对政策和策略的调整，就一刻也离不开价值分析方法。

第二个方面是广泛搜集和了解人类历史上的思想家们关于价值问题的看法，搜集和了解现代各国的理论家们关于各种价值问题的思想和见解，特别是注意在现代科学条件下各个具体领域，如决策学、管理学、经济学、政策学、系统工程、价值工程、优选逻辑等领域关于价值分析、价值比较的新成果、新方法，作出理论的概括，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价值问题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不只是关于革命的理论，更还是关于建设的理论，是关于如何建设新的更合理、更公正、更合乎人性、更能促使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的理论，也是关于科学、文化、教育、经济、政治、环境各个方面如何协调发展的理论。如果说我们过去更多关注的是它的革命方面的话，那么在当今的时代条件下，我们更宜关注的、着力发展的则应是它关于建设方面的理论。建设，无论是哪一方面的建设，都是与价值选择价值创造分不开的，缺少了价值论方面的指导肯定是不行的。因此，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既是一种时代的需要和要求，对于我们各方面的工作也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社会当前正处在重要的社会转型时期，改革开放使中国走向了世界、世界走向了中国，中国的问题就是世界的问题，世界的问题也是中国的问题。全球化、信息化的浪潮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冲破了国家之间的地理疆界的局限，各个国家在发展中面临的共同问题使得人类主体变成了一种经验的事实，逼着人们学会用人类的眼光、人类价值的视野来进行思考，近代以来形成国家主权至高无上的观念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人类共同价值与民族国家的特殊价值、人权与主权、合作性共赢性的共同发展与自利性排他性的独自发展，等等，这些矛盾都成为现代文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在中国向现代化国家转型的过程中，一方面，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思想文化、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大规模、高速度地拥了进来；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国家对社会生活的控制大大放松，人们活动的自主性和自由度加大，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主体多元化、利益多元化成为不争的事实。在这种条件下，如果说国外价值观念的大量输入使人们开阔了眼界，提供了观察思考社会问题的多种视角，那么，国内政治意识形态禁忌的逐渐破除，以前被禁止、被压抑的各种价值观念也都涌现了出来，更为主要的是，人们开始基于自己的利益诉求，开始用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选择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各种价值观念。互联网的出现又使得各种观念各种观点都能迅速发布并获得自己的支持者，转化为一种社会性的文化事实。价值观念不仅呈现出多元化的样态，而且各种价值观念的差别、摩擦、冲突也成为诱发人们的行为冲突、激化社会矛盾的重要因素。我们亟须调查研究社会不同阶层、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价值观念变革的情况，亟须在吸取传统价值观念和外来价值观念的基础上整合、建立一套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的主流价值观念体系，使价值观、人生观的教育能够较好地适应于形势发展的需要。

在所有这些方面，都涉及大量的价值问题，必须借助于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研究成果，从价值的视野和维度上进行思考。改革是一个兴利除弊的过程，各种建设更是一个创造价值的过程，对外对内的各种矛盾、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许多矛盾冲突也都植根于价值的冲突，若是不懂得价值运动、价值观念变化和价值评价的规律，肯定是不利于制定各种政策和方案自觉地进行改革和建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是离不开实践、离不开它与社会的相互作用的，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恰恰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通向现实实践、通向各种具体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途径和环节，在各种理论如何回到实践中，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价值，并在接受实践检验的过程中丰富和发展自己，这其间都有大量的价值问题需要研究。社会越是发展，人们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得到满足之后，对精神生活就会提出更高的要求，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和讲究就将成为主要的方面，理想信念的问题也会越来越突出。这些都从客观上提出了科学地研究价值问题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研究领域是非常广阔的，其发展前景也是无可限量的。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同上书，60页。

[4] 同上书，76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3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8] 《列宁选集》第4卷，4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