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洛希诺夫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迄今还没有一部马克思主义的论著涉及语言学。”语言学或关于语言的科学恰好正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马克思、恩格斯——“完全没有或较少涉足”的领域。这的确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雷蒙德·威廉斯指出：“事实上，20世纪之前几乎没有专门论述语言的马克思主义著作。”[58]如果算上列宁和斯大林，那么，经典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关于语言问题的言论，最早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语言问题的语录大多属于带有一定哲学性质的言论。列宁的相关言论主要集中在他的《哲学笔记》。还有就是关于不宜滥用外国语词的具体论述。

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即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的语言学，尚未建立起来。“如果我们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语言的论述比较一下，我们就会看到，在许多场合下，他们关心的不是专门的语言问题，他们仅在探讨语言如何能够帮助人们阐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其社会科学主要涉及到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时相关的语言问题而已。”[59]

关于语言论述最多的是恩格斯（《恩格斯与语言学》，1971）。恩格斯喜欢探讨语言问题，其遗产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和语言问题相关的。恩格斯有一部专门的语言学论著，叫《法兰克方言》[60]（Франкский диалект）。《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不止一次谈到在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过程中语言的发展问题。《反杜林论》中的论战也涉及许多语言学问题。恩格斯还在其他著作和书信中涉及语言学问题。恩格斯还在致拉萨尔的信中说：自己想研究一套斯拉夫语言的比较语法，但已经有人出色地做了这件工作。在《法兰克方言》中恩格斯探讨了备受争议的德语史问题。而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从他那个时代语言学的高度论述了与印欧语系有关的语言学问题。杜林则因不懂得语言学最新成就执着于旧的语言学观而受到恩格斯的批评。恩格斯高度重视他那个时代语言学领域里的新学说，并赞扬它们是与达尔文主义和细胞理论一样先进的科学。晚近苏联较有权威性的马克思主义论著有保尔·拉法格论述法国革命语言的小册子[61]，是一部涉及社会语言学的著作。小册子探讨了两个主题：一是法兰西文学语言在革命时代的流行情况，二是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导致这一语言词汇层的变化。俄国最权威的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也未涉及语言问题。布哈林在20世纪20年代非常流行的一本书中，简明扼要地论述了语言问题：“接下来与其他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一样，思维和语言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它们也是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下发展的。”[62]20世纪20、30年代，人们普遍认为语言属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都没有相关论述），其源盖出于此。但20世纪20年代末，就连布哈林自己也淡出人们的视野了。所以，诚如《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的作者所言，在此书写作以前，无论西方还是俄国，都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学学说。

此外，本书中所使用的“意识形态”以及由此词派生的表达法，也很值得予以一番细致的考察。此书中所用的“意识形态”一词，明显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观不同，后者一般把它理解为与科学相对立的“虚幻的意识”（иллюзорное сознание）[63]。但在1928年的苏联，占居统治地位的对意识形态的理解，是普列汉诺夫式的。而当今最新的《苏联百科词典》的“意识形态”词条的解释是：“借以认识和衡量人们对现实的关系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美学及哲学观点和思想的体系。在阶级社会中有阶级性，表现一定阶级的利益及其目的；由一定阶级的理论代表、思想家根据已有的思想材料研究制定。意识形态的性质（科学的或非科学的），正确的或错误的、虚假的）始终同它的阶级属性（封建主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或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或是反动的、保守的）相联系。意识形态有相对的独立性，对社会有积极影响；加速或阻滞社会的发展。真正科学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它反对各种意识形态和平共处，反对‘非意识形态化’。”[64]实际上，我们不能否认语言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但问题在于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却不能不带有时代的和社会的特征。在这个问题上，巴赫金也难以把自己排除在外。“换言之，巴赫金的唯物主义也未能提供一种超意识形态的或对意识形态的科学理解。”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语言是社会关系的产物。[65]

那么，《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所说的“意识形态”又有何指呢？叶·阿·博加特廖娃认为梅德韦杰夫-巴赫金笔下的“意识形态领域”“主要意指精神文化领域，价值存在领域，社会交际领域”[66]。阿·列·马太卡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中意识形态概念的符号学性质，意识形态与物质实在的不可分离性。[67]阿·格·蒂哈诺夫则相反，强调指出形式主义符号学方法与《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思想的差异，在后者中，意识形态首先是与人们在社会中的相互关系联系在一起的。[68]

以上3种观点各有各的道理。《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对意识形态的宽泛理解可以包容最不同的方面，但这一理解与百科全书所说的相距不远。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中，在涉及意识形态问题时，恰好正是把意识形态当作“人对现实生活以及人与人关系的”认识和评价来理解。而由于人们通常是在语言学意义上理解，所以，语言符号的内涵主要也含纳以上两类关系。也许只有涉及到说话人情感和情绪表达有关的方面说得较少，而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的特点之一。在该书第2编中意识形态被分为意识形态本身和生活意识形态，而全书中这一划分则和普列汉诺夫对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的划分相对应。

《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中对意识形态的理解非常宽泛，但该书首先是从其与语言符号和语言表述的关系的角度来看待意识形态的。此书凡是谈论意识形态的地方，现在我们往往谈意义、含义、语义等等。符号的物质一面是外在于意识形态的，而符号意义则属于与现实生活相关的意识形态领域。由于该书缺乏语义学理论，因此意识形态在该书中起着语义学理论的作用。如今在类似语境中如此使用“意识形态”一词显得很不习惯了。根据阿尔帕托夫的观察，当代研究语言学史的大学生们，正是对此种用法最感到惊奇（与此同时也看得出此词在最近数十年间威信的下降）。但此词的这一语义却并未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语言学界被固定下来。但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写作的当时，这种用法却相当普遍，而且不止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这种意义上使用此词。例如雅各布逊在布拉格于《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同一年发表的著作中所说的话：“这里所说的，不是指心理过程，而是一种意识形态系列的现象，也就是关于构成社会意义的符号的现象。”[69]这句话里意识形态的含义与《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是相近的，而且同样也是把意识形态与心理学对举，同样建议不要研究心理学，而研究意识形态。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的方法也处在那个时代语言学探索的大道上（尽管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和布拉格学派之间有很大差异）。所有知识都是以意识形态的方式建构起来的。而且，不是经验组织表达，而是表达组织经验。[70]

克拉克与霍奎斯特这样概括巴赫金的语言观：“人的存在是世界与心灵之间二元的交互作用，世界总是已经存在在那儿，心灵则通过体现价值的活动加入这个世界。”巴赫金笔下所谓“行为的意识形态”，即“渗透于我们行为的一切方面的内在与外在言语”。[71]

在巴赫金富于哲学意味的理论话语中，意识形态话语往往和对话概念交织在一起。利哈乔夫指出巴赫金把对话性和独白区分为两种，一种作为人的意识，一种作为话语形式。当代俄国学术界袭用这种划分法。[72]这里的意识是指人的一般意识，而非苏式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论中的“阶级意识”。语言是意识的外壳，意识是语言的内容。语言是意识的内容也是其形式。正如迈克尔·F.伯纳德-多纳尔斯所说的那样：“研究语言中的意识形态材料的结构问题”是贯穿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以及包括几乎所有巴赫金关于文学的著作中的“首要任务”。[73]

回到第1编。此编具有一般方法论导论的性质，但许多概念此后再也没有加以发挥。比方第1编鉴于其意识形态性质而把语言符号归入上层建筑中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观点，便并未继续发挥。此书问世的32年后，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有针对性地明确指出语言不属于上层建筑：“在这一方面，语言是与上层建筑根本不同的。语言不是一个社会内部这一种或那一种旧的或新的基础所产生，而是千百年来社会历史全部进程和基础历史全部进程所产生的。语言不是某一个阶级所创造的，而是全社会、社会所有各个阶级、几百代的努力所创造的。语言的创造不是为了满足某一个阶级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全社会的需要，满足社会所有各个阶级的需要。正是因为如此，所有创造出来的语言是全民的语言，对于社会是统一的，对于社会所有组成员是共同的。因此，语言作为人们交际工具的服务作用，不是替一个阶级服务而损害另一些阶级，而是一视同仁地替全社会服务，替社会所有各个阶级服务。”[74]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毋庸讳言也不乏迎合时尚的文字。

第1编中多数直截了当的马克思主义表述，在《指导思想》和《总结》中就有了。以后篇幅增加了，但以之为出发点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却依然如故，没有发展。只是给全书加了一个简短的导言，对此书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地位作了个交代。导论显然是在工作完成之后写的。马克思主义曾是工作的出发点，而在道路的终点，作者们又回到了原处。

如果把以沃洛希诺夫名义出版的两部作品进行比较，则可以看出差异非常明显。虽然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中“马克思主义”被用作标题，而实际上倒是《弗洛伊德》更像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对弗洛伊德及其门徒的批判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进行的。文中还应用了阶级分析法，弗洛伊德主义被当作资产阶级意识危机的产物。1961年巴赫金在给科日诺夫的信中，说自己要为《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的观念负责，而不为《弗洛伊德》负责。但我们不能根据这一点断定这两本书的思想不一致：两本书都有一种与生物学和心理学进行斗争、肯定人身上社会性重于其他因素的普遍**。

但巴赫金及其小组成员并未自觉参与这样的“意识形态”论战。他们的著作中只有《弗洛伊德》一本书适合作这样的解释。根据此书中对弗洛伊德主义的概述，可以看出其所根据的，是流行于20世纪20年代中的相关文献。随后被官方否认并长期禁止。托洛茨基对弗洛伊德主义的同情可能也起了相反作用。与索绪尔语言学的斗争直到1940年才展开。1933年索绪尔的《概论》俄文本出版。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写作的时代，只有马尔与“印欧语系主义”斗争过——他当时还看不起结构主义。[75]

“换句话说，巴赫金的唯物主义似乎无法提供一种超越意识形态的观点或对意识形态的科学观点。……《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和《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署的不是巴赫金而是别的作者的名字这一点，并不足以成为将其从巴赫金著作名录删除的理由。但有一点十分清楚，即有巴赫金署名的著作，没有一部像这两部著作（以及关于弗洛伊德主义的第3部）那样，大范围地讨论了唯物主义理论问题。同样还有一点十分清楚，即正如阿龙·怀特及其他人所说的，作为一个整体，巴赫金的著作（甚至把正在讨论中的这两部著作也算上）并未提供一种适当的唯物主义语言理论。最后，在他的著作中我们很难找到足够证据，足以让我们推断巴赫金曾经阅读过大量马克思或任何其他唯物主义理论；而卡特琳娜·克拉克和迈克尔·霍奎斯特甚至认为巴赫金十分痛恨当时的许多思想，至少是对当时所采取的那些形式十分反感。[76]

关于这一点，《散文学的创造》一书的作者写道：“在20年代，形式主义曾经是巴赫金最常在的反对派，他们对他的思想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但巴赫金从中受益的还有与之同样重要的‘友好的他者’，那就是他自己那一派的成员。采用和巴赫金一样理念网络进行工作的沃洛希诺夫，却在马克思主义方向下发展了这些理念。我们将对沃洛希诺夫的结论进行比较详尽的介绍，因为这种影响是相互的，而且巴赫金30年代的著作部分地是由沃洛希诺夫的早期贡献形成的。在形成其小说话语理论的过程中，巴赫金显然既从沃洛希诺夫也从自己早年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中吸取思想。巴赫金剥去了沃洛希诺夫模式中的马克思主义框架，但却借用了沃洛希诺夫在形成这一框架过程中所产生的许多见解。不但如此，沃洛希诺夫关于‘他者话语’的论述本身的议论也颇有意思，它作为巴赫金小组的主要贡献值得我们予以详尽讨论。”[77]

马克思、恩格斯尽管没有关于语言问题的长篇大论，但他们关于语言的本质问题、语言的原则，却有过一定的论述。而这些论述是不可超越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语言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从历史发展维度来看，在20世纪20、30年代的苏联学术界，能够称得上是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流派，似乎还没有。但如果说哪个流派比较“近似”与“我们心目中应当如是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话，那就非巴赫金学派莫属了。

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流派比巴赫金学派能更“近似于”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巴赫金学派语言学注重语言的社会性，交际性和话语的语境，而对话主义即其核心理论之一。巴赫金学派对话主义的原理主要体现在沃洛希诺夫-巴赫金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1929）这部有关语言哲学和哲学人类学的论著中。这也是一部关于人文社科根本方法论问题的重要论著。长期以来，中外学术界相对忽视了对于这部重要理论著作的系统深入研究，致使当前国际上的巴赫金研究始终在个别理论侧面上徘徊而难能深入。造成这一现象的显在原因之一是这部著作在著作权问题上尚存在一定争议。我们认为，要推动问题的解决就必须先把著作权问题搁置起来，而深入问题的实质进行探讨。其理由上文中我们已经有所揭示。

所谓“哲学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或“文化哲学”的核心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语言问题，马克思主义必须解决语言向各类人文及社会学科所提出的问题，将其细化和具体化，不如此，马克思主义便不可能发展。语言（слово）首先是一种意识形态现象。这是巴赫金学派与我们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相近似的第一个显著特点。

“巴赫金小组实质上背离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首先是作为一种信仰和价值存在于我们头脑中的心理现象的地方。”[78]语言作为必要成分，始终伴随着意识形态创作。没有内在话语的参与，任何意识形态产品（绘画、音乐、风俗、行为）的理解都是不可能的。意识形态创造的一切产品和表现，都包裹在话语（речевая стихия）之中，我们不可能把话语从中单独分离出来（而不损失其有机整体性）。任何有意味材料对于存在的意识形态折射（反映乎）都会首先反映在语言中，并在语言中达到其纯洁性和本质真实性。语言（слово）说明任何意识形态体（идеогема）。话语是最灵活，最细致，同时也最忠实折射意识形态的媒介（среда）。因此，意识形态折射的法则、形式和机制，都应当通过话语材料来研究。只有在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基础上，才能研究在最内在化的意识结构中，如何深入贯彻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方法。

沃洛希诺夫-巴赫金在这部最重要的著作中，经由话语及其功能的分析，通过超语言学即语言的意识形态性质走向马克思主义，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领域里的奠基之作。它既批评了语言学中的“个人主义的主观主义”（波捷勃尼亚等），也批判了“抽象的客观主义”（索绪尔等），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语言问题的基本原则立场，奠定了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文本研究结合起来的社会学诗学的基础。总之，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意识形态指向如何与细腻到分子水平的文本分析结合在一起，这的确是一个难以猝然解决的老大难问题，而这个问题在巴赫金学派的探索中开始提供了一个作为初步方案的答案。

巴赫金学派批判的对象，首先是洪堡特及其在俄国的代表人物波捷勃尼亚。此派“把言语的个人创作行为看成是语言的基础（意识是指所有无一例外的语言现象）。……说明语言现象就意味着把它引向能理解的（常常甚至是合理的）个人创作的艺术中去。……从这一观点来看，语言类似于其他意识形态现象，特别是艺术、美学活动。”[79]

在曾经给予俄国形式主义者们以无尽灵感的前驱者们中，波捷波尼亚可以说当仁不让。尽管奥波亚兹在为自己的成名日而鼓噪呐喊之际，未免对其导师有唐突冒犯之嫌，但波捷勃尼亚的影响却是他们想抹也抹杀不掉的。波捷勃尼亚继德国伟大的语言学家和哲学家威廉·冯·洪堡特之后，指出诗歌和散文都是理解现实生活的基本方式之一，都是通过语词的媒介来获得知识，因此，它们都是语言现象，可以采用语言学方法予以研究。在堪称俄国形式主义前驱的波捷勃尼亚思想中，最重要的是他对思想与语言关系的研究。思想和语言并非总是相互适用的，这有两方面原因。原因之一在于语言并非思想客体化的唯一形式，因为思想不但可以通过语言，也可以通过其他媒介，如色彩与线条、音响与节奏、石头和木头等来加以表达。原因之二在于，思想和语言都是具有扩张倾向的概念，它们的功用基本上是交叉的。思维有一种想要征服语言的倾向，力求把语言贬黜到侍女和仆从的地位，企图让语言仅仅行使其称名指事的作用。思维企图让语言与其意义点点对应，使二者仅只构成一种简单的指称关系，不要旁生枝节、牵挂过多。反过来，语言也时刻想要夺取其最高的自主地位，以便能彻底实现其语义结构所包含的全部潜能和丰富内涵。

波捷勃尼亚和其后的奥波亚兹们，之所以倾注全部心血研究诗歌语言问题，其源盖在于此。因为按照波捷勃尼亚的观点，诗歌语言是最富于创造性的语言，在诗歌语言中，语言的最高理想——摆脱思维的限制而获得独立和解放的理想——最接近于彻底实现。诗歌就是语言在作为其对手的思维的重重压力下谋求自身独立自主地位的一种伟大尝试。所以，大到整个诗歌创作，小到一个字词的创造，都包含着诗歌创作的本质——语言为谋求自身独立自主地位的一种冲动。

但如果把语言的基础设定在个人创作中，则语言仍然会“就像是一块笼罩着山顶的云彩，若从远处观望，它有明晰确定的形象，但你尚不了解它的细节，而一旦登上峰顶，身置云中，它就化作了一团弥散的雾气，你虽已掌握了它的细节，却失去了它的完整形象”[80]。

巴赫金学派所批判的第二种语言学流派，就是以索绪尔为代表的“抽象的客观主义”流派。此派最主要的观点是：“语言是一个稳定的、不变的体系，它由规则一致的语言形式构成，先于个人意识，并独立于它而存在。……语言规则是特别的语言学联系规则，它存在于这一封闭的语言体系内部的语言符号之间。……特别的语言联系与意识形态价值（艺术的、认识的及其他）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任何意识形态主题都不能决定语言现象。……”[81]

我们可以认为，早期奥波亚兹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鼓吹的“艺术的旗帜……不反映城堡上空旗帜的颜色”一类的说法，显然是受到索绪尔等人的影响所致。虽然后来奥波亚兹对这一主要观点作出了重大修正，但消极影响始终都难以彻底消除。与奥波亚兹不同，巴赫金学派则自始至终不否认语言体系与其体系外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问题。在语言学之外有没有语言，有着什么样的语言？这种语言和语言学有着怎样的关系？这大概是晚年巴赫金经常思考的问题之一吧！按照杜瓦金的谈话录，巴赫金认为语言学外存在着话语最重要的领域，它们几乎构成了人类生活中的一切。巴赫金正是基于这种观念才提出了他的“超语言学”理念。[82]以索绪尔为代表的语言学模式取消了语言（艺术）与现实生活的关系问题，这一点成为该派学说最易于受到攻击的软肋。“对索绪尔的一个主要批评是他取消了语言和现实的关系问题”[83]。

语言即意识，而意识具有其物质基础。遗憾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并未为个人头脑里所发生变化的物质本质问题提供任何解决的线索，但却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宝贵的启示，即劳动和语言的关系可能是研究意识的切入点。语言理论与人类意识有密切关系，同时，个人与社会、思维和语言之关系，也是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必须予以回答的大问题。沃洛希诺夫-巴赫金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中认为索绪尔的成就有其代价，那是因为这一理论无法解释：一是为什么语言作为一种社会形式会与时俱变？二是个人的创造性从何而来？

按照洪堡特等人的观点，语言的本质在于它是一种个人的创造行为，以此否定了语言的意识形态内容及其内在的社会本质；以上两派都在划分个人与社会问题上是错误的。“索绪尔虽然承认语言是社会现象，但他的方法妨碍我们在社会语境中研究语言。”[84]“因此，尤其令人奇怪的是，语言哲学和语言学所研究的，首先竟是那种人为地从对话中抽取出来的假定性的话语状态，把这一状态当成了正常的现象。”[85]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学视野里没有话语生存的空间这的确是不易之论。

因此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在后一派人那里，语言始终是在孤立自在状态下被研究的：一代代学者都认为语言体系与其之外的现实生活无关，语言除了其自身规律外并不反映外在社会现实的规律。而语言一旦被加以孤立，便会形成詹姆逊所说的“语言的牢笼”这样一种困境。目前许多学科所处的，正是语言的牢笼这样一种困境。那么，走出困境的出路何在呢？

事实上，出路早已被巴赫金们指出来了，它集中表现在沃洛希诺夫-巴赫金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中。沃洛希诺夫-巴赫金指出：“任何一个意识形态产品不只是现实的一个部分（自然的和社会的）作为一个物体、一个生产工具或消费品，而且，除此以外，与上述现象不同，还反映和折射着另外一个，在它之外存在着的现实。一切意识形态的东西都有意义：它代表、表现、替代着在它之外存在着的某个东西，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符号（знак）。”[86]

在语言哲学领域，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要求我们给予现实的存在以优先性，这是我们谈论作为意识形态现象的语言的一个前提。巴赫金认为，“语言的重要性就在于能够表达价值，换句话说，能够意指某物”。[87]巴赫金指出：“在语言的自身中研究语言，忽视它身外的指向，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正如研究心理感受却离开这感受所指的现实，离开决定了这一感受的现实。”[88]“我们再说一遍，只有语言意义在表述中与具体的现实相联系，语言与现实相联系，才能产生情态的火花；而不论在语言体系中，或者在我们身外客观存在的现实中，都不可能迸发出这种情态的火花。”[89]

意识有其物质基础，这是一个有待证实的假设。现代科学界屡屡有人证实：思想、理念也是一种物质。马克思、恩格斯并未为个人头脑里所发生变化的物质本质问题提供任何可解决的线索。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劳动和语言的关系可能是研究意识问题的一个合宜的切入点。语言理论与人类意识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犹如思维与语言的关系一样是对应的。

第一本巴赫金俄文传记的作者孔金和孔金娜认为，《生活话语与艺术话语》（Слово в жизни и слово в поэзии）是通向《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以及关于语言哲学问题的一系列论文的一个特殊的序曲。[90]斯大林也对语言的社会性问题高度重视，他认为语言的本质在于它的社会交际性，也就是它的社会性。“语言是人类交际极重要的工具。”……“语言作为交际的工具从来就是并且现在还是对社会是统一的，对社会的所有成员是共同的。”“语言是属于社会现象之列的，从有社会存在的时候起，就有语言存在。语言是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语言也将是随着社会的死亡而死亡的。社会以外，无所谓语言。因此要了解某种语言及其发展的规律，只有密切联系社会发展的历史，密切联系创造这种语言、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民的历史，去进行研究，才有可能。”[91]

最后，还有一点需要指出，那就是《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的风格问题。一本书的时代性，不仅可以根据其思想，有时也可以根据其风格加以判断。“这是一支可以把死人唤醒的芦笛”这样的话语在普通无产阶级读者和职业语言学家眼里可能会显得过分“高雅”。改变语言和风格有的时候比改变世界观更加艰难。“白银时代”便以上述“高雅文风”为时代特征的，而和《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的风格与马尔及其门徒十分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