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与马克思主义语言学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吗？

皮诺切特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可悲的是今日之世界几乎任何人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即使他们并不真懂马克思主义也罢。他们也仍然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1]这句话之所以精辟，是因为他道出了马克思主义在整个20世纪所处的历史境遇：到20世纪末与21世纪之交的今天，西方几乎所有思想家都表现出回归马克思的趋向，甚至包括德里达、哈贝马斯……这样的激进知识分子。记得有人说过类似的话：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最大胜利，就在于他逼迫着那些非马克思主义分子也不得不打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号。

这种情形在巴赫金研究中也处处可以见到。但这里问题重重，我们的努力最多只能勾勒出一个轮廓，最终澄清此问题的契机还未成熟，并且我们遗憾地说只能候诸异日和他人了。弗拉基米尔·阿尔帕托夫为我们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吗？

如前所述，由于和著作权问题纠缠在一起，使得这个问题显得愈形复杂。问题在于：当我们以巴赫金为出发点论述时，会有一种景观；而一旦采取巴赫金小组的视角，则会得出与前者完全不同的观点。问题的焦点在于究竟以何者为立论的基础？

巴赫金自称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却参与写作了《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在巴赫金的所有著作中，这部著作以往学界关注不够，研究相对滞后。巴赫金以及巴赫金小组与马克思主义究竟有没有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这都是学界亟待解决的问题。

巴赫金学派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涉及到我们对巴赫金学派理论如何定位的问题，可以说这是巴赫金学派研究中首先必须面对的严肃问题。巴赫金学派理论是不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它是结构诗学的一种？是一种诗学架构？还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哲学、文化哲学或我们常说的文化诗学或文化人类学？在这一理论体系（如果它具备某种体系的话）中，我们熟知的对话理论、复调小说理论、话语理论、狂欢化理论、时空体理论等等，又在其中占有何种地位？它们和他的整个理论架构，又有着什么样的内在关联呢？

对于《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这部著作，语言学界评价并不一致。一派认为这部著作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另一派则认为它并非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这部著作成为名著后，在西方和俄罗斯的20世纪90年代，对其归属和性质的问题重新掀起争论。一些人把此著归属为马克思主义的。如语言学家亚·亚·列昂捷耶夫就认为：“在语言学中，米·米·巴赫金及叶·德·波里瓦诺夫等人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近邻。”[2]还有人强调巴赫金小组其他成员的著作也同样是马克思主义的近邻，强调该著作中所包含的马克思主义并非正典化了的，与官方教条并不吻合。这种观点也传播到了西方，那里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们非常乐意用这部著作中的思想来武装自己。

而克雷格·勃兰迪斯特（Craig Brandist）认为，巴赫金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并不否认他也可以采用这些思想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3]格·蒂哈诺夫认为《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和《弗洛伊德主义：批判纲要》是新康德主义以及生命哲学结合了马克思主义的产物。[4]鲍·勃季耶认为《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与狄尔泰和胡塞尔的混合的产物。[5]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巴赫金虽非马克思主义者，但却对这一学说颇有兴趣。

但在最近的10～15年，尤其是在俄国，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以及巴赫金小组其他成员的著作）的思想开始变得十分流行，即认为它们都是高度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瓦·列·马赫林（В.Л.Махлин）不止一次明确地表达过这样的意见，他认为巴赫金“戴着双重面具”，即戴着异己学说和异己作者的面具出场。按照他的观点，《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整个文本“就是对官方语言的狂欢式翻转，借助这种语言，他得以说出这种语言本身——即作为一种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永远也说不出永远也不会说的话，而仍然不失为其作为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灵魂’的身份”。[6]马赫林还承认这部著作充满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与马克思主义对话的**”[7]。别什科夫也认为巴赫金这是在与马克思主义进行一场狂欢化式的斗争。[8]

而还有些人则认为此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或多或少是中性的。叶·阿·博加特廖娃写道：“署名为沃洛希诺夫和梅德韦杰夫的著作由共同的——仿佛仪式一般的——术语统一在一起，它们旨在见证其马克思主义的取向。这一特点与时而会流露出来的庸俗-社会学倾向可以被看作是时代的特征。总体而言，它们并不带有巴赫金创作的特点，它们出现在上述作品中并在以这位学者的全部遗产为背景的条件下会显得孤零零的。”[9]另外一种观点由鲍·加斯帕罗夫为代表，认为《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中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运用，缺乏有机统一性，把“交际理论完全随意地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结合起来”。[10]尼·伊·尼古拉耶夫的观点与其相近，他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在巴赫金小组成员的某些著作中的存在，但却将其仅仅当作是迫于外部压力而导致的一种结果。[11]

持《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实质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或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主要出于晚期苏联或后苏联时期。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马克思主义逐渐变成“穿着官服的科学”（弗赖登贝格语），许多人认为任何严肃的学者都不会对这种学说感兴趣，而只有那些公然无知和虚伪的人才会坚持这种学说。但在20世纪20年代中情形远非如此。“穿着官服的科学”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之交一直都是“白银时代”的实证科学：语言学中的青年语法学派、文艺学中的文化历史学派等等，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探索中的青年人在寻求着某种新的东西，而其中马尔主义的短暂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因此，人们纷纷转向马克思主义绝不奇怪，远非什么见风使舵或恐惧所能解释的。[12]

支持《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都以巴赫金自己的言论为依据。鲍恰罗夫曾回忆巴赫金自己说过，说他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虽然曾对这一学说感兴趣。[13]鲍恰罗夫的回忆为我们展现的无疑是一个持右翼观点的、“最保守”的老年学者形象。他不仅否定十月革命和二月革命，而且批判亚·勃洛克是“知识分子的叛徒”，而且对“社会主义者执掌政权”的以色列也持怀疑态度。在所有可以确定无疑断定为巴赫金所著的著作中，关于托尔斯泰的两篇文章（《〈列夫·托尔斯泰戏剧作品〉序言》和《列夫·托尔斯泰〈复活〉序言》）是公然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但学界也还是有人对此表示质疑，如瓦·瓦·巴比奇：“有关托尔斯泰的两篇文章在模仿马克思主义修辞上是如此之不成功，以致至今我们也搞不清楚，这两篇文章究竟是该算他最弱的作品呢，还是巴赫金原本就是想写作一种讽刺性模拟作品，用以包裹对那个政治制度的隐性批判。”[14]

而沃洛希诺夫的情况则与巴赫金截然不同。他青年时期一度倾心于神秘主义，甚至当过玫瑰十字会员[15]，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热情信仰者。沃洛希诺夫世界观发生激烈转变时期恰好是他学习语言学时，虽然这是偶然的，但也不能排除列·帕·雅库宾斯基的影响——后者也是在此时皈依了马克思主义。在巴赫金小组成员中，唯有沃洛希诺夫是最醉心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人。根据阿·伊·茨维塔耶娃纪念沃洛希诺夫的诗歌可以断定，他直到生命的终结都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由于沃洛希诺夫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和《弗洛伊德主义：批判纲要》写作期间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而巴赫金在其晚年否认了马克思主义，所以，有人开始把此二人从头到尾对立起来。有时他们的做法甚至到了极端的地步。格·列·图利钦斯基甚至放言：巴赫金“与苏维埃党的工作者沃洛希诺夫和梅德韦杰夫积极合作，甚至以他们的名义出版带有批判弗洛伊德主义和奥波亚兹形式主义的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的著作，并事实上以此参与了相应的意识形态论战”[16]。而与此同时，也有人认为巴赫金小组在特定时期是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性的，“一篇属于涅韦尔小组时期的论文包含有对马克思主义的极端否定性评价这无疑证实了其成员对待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否定态度。”[17]

把巴赫金与其小组成员绝对对立起来的企图势必会延伸到关于“有争议文本”的著作权问题上来。“意识形态面具”的理念无论是瓦·列·马赫林的“狂欢化”方案还是格·列·图利钦斯基的“英国国教徒”方案，都与“作者面具”理念互相吻合。但这种对立却使得作者们之间进行合作从而形成共同思想的问题也就被排除了。有两个情况应当予以关注：第一，不能把某一作者的科学和政治观点等同视之。一个人可以在宗教上尊重马克思主义，但却在研究实践中却绝不尊崇马克思主义。相反，一个人可以以批判的态度对待“现实的社会主义”实验，甚至将其责任归咎于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而与此同时却又在科研分析方面保留着许多马克思主义的或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第二，我们不能不考虑某一学者包括巴赫金自己观点的变化。比自己那个小组里所有其他人都多活数十年的巴赫金，他绝对不可能让自己始终保持在固定不变的20世纪20年代的状态。有些巴赫金研究者断定其观点绝对始终不变，但这可能吗？同时也不能否认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也有过变化。[18]

晚年巴赫金对苏式马克思主义缺乏热情这的确是事实，其证据就是在著作权问题上，他对沃洛希诺夫把话语理论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之内的做法，对于沃洛希诺夫添加进此著中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不满。晚年巴赫金曾一再对人声称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信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这和巴赫金晚年苏联末期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风气是有关的。但把晚年形象反射到20世纪20年代语境中去是不公正的。而他晚年的自我评价毕竟首先只能说明20世纪60、70年代的巴赫金而已。况且也不能否认巴赫金对故弄玄虚的爱好。在这个方面，叶·德·波里瓦诺夫与其十分相似。杜瓦金以及巴赫金的门徒们屡屡谈到他的贵族出身，谈到他毕业于彼得堡大学古典语文专业，谈到他最初被判决10年劳改等等。许多人认为巴赫金从未被恢复名誉[19]，而实际上他曾被恢复名誉，只是他本人不知道罢了。[20]1995年在维尔纽斯召开的纪念学术研讨会上，一位波兰来的女学者声称，巴赫金终生都与苏联作协无缘，也从未参加过作协。托多罗夫在1997年声称巴赫金不会成为作协会员，也无缘成为院士。[21]但巴赫金其实在1970年已经加入作协了。[22]可见，晚年他的故弄玄虚奏效了，并且有一定的倾向性，那就是让自己“茨冈人中的奥维德”形象定型化。实情远比这复杂。关于年轻时代不喜欢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我们也应该谨慎对待。[23]一切应以文本为准。

关于巴赫金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留存下来的证明文件并不多，但有一件却十分重要，那就是他在审讯时的口供。由于孔金和孔金娜在转述时的错误，关于这个文件还有过争议。但眼下这场争论已经失去了意义，因为梅德韦杰夫公布了当年案件的起诉书，书中关于巴赫金明确写道：“自称自己是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24]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同案涉及70人，文件中除巴赫金外，任何人都没有特意如此指明，而且也不会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会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况且这种“表述法”也不是侦讯人员自己杜撰的，而是巴赫金在审讯中对其观点的一种定性。当年在审讯中人们都愿意讲真话，以为这样好。巴赫金便不得不承认自己没有高等教育文凭。而在与“右倾”斗争的时代，承认“修正主义”一点儿也不比承认“社会革命党”政治上更可靠一些。也许这种表述法表达了巴赫金小组的总体氛围和精神，虽然其各个代表人物之间也有细微不同和区别。

马克思主义及其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中的反映，也是一个在国际学术界人云亦云的问题。在国外，如雷蒙德·威廉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一书诞生的列宁格勒，是“具有重大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派的诞生地”，而此书则“最能体现这一学派的成就”。[25]这一评价尤其值得注意，因为它出自与苏俄背景截然不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之口。

阿尔帕托夫的分析则十分具有文本校勘学的特点，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此书中的分布很不平衡。导论部分十分集中浓缩，最酷似那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文本。然后，第1章常常谈及马克思主义，但各章分布也不平衡，第1、2章比第3章多。但在本书中心章节第2章中，名词“马克思主义”（марксизм）根本没出现，而形容词“马克思主义的”（марксистский）则出现了3次。第3章里这两个词都没出现。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第2编中，形容词“马克思主义的”共出现了3次，但其语境却只有两种类型。第一次出现是在第2编的标题中：“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道路”。第二次出现是在第3章末尾的一句话：“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哲学应该以表述是一个言语的现实现象和社会意识形态结构为基础。”[26]这两个语境中所说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实际上都是作者号召予以建构的一种语言哲学，但这种哲学何以必定是“马克思主义”的，作者却未加以论述。第三次出现也在同一章：“……我们可以说，我们理解的生活意识形态主要与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社会心理’这一概念相一致。”[27]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是“他人话语”，具体说是普列汉诺夫的，而非作者本人的。第2编和第3编也没有第1编里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特有的术语。而只有“意识形态”这一术语贯穿整部书。意识形态的确是此书的关键词之一，关于这个术语，我们下文还将予以讨论。

这部书给人的印象是作者一旦从哲学问题过渡到具体但还足够抽象的语言哲学问题时，马克思主义就不再为作者所需了。书中文字风格能明显看出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味道。时代的时尚词汇暂付阙如。第2编和第3编在语言学与文艺学交界之处与索绪尔进行论战。但我们不能否认马克思主义在这两编中的无形存在。与普列汉诺夫社会心理学观点的争论属于个别问题的争论。值得注意的是马赫林在谈及“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时，也绝口不谈第2编和第3编。马赫林以“个人主义的主观主义”有部分正确性，以及尊崇被苏联语言学界所抛弃的“德国人文传统”为据，断言此书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显然缺乏依据。

马克思主义在此书中的立场完全是另一种样式。那就是此书总的社会倾向性是和马克思主义完全吻合的。全书处处都强调语言的社会性质，关于对话和交际，关于社会内容在语言中的反映，关于从个人心理解读观察语言的不适当性等思想。不能不承认所有这一切都与马克思主义如响斯应，如果我们不把马克思主义与苏联的社会实践等同视之的话。但此书中的马克思主义并非是促使作者们关注语言的社会功能问题的唯一学说。

对马克思主义加以强调，而在书中却又实际上并未给予其以很大比重，这从让本书“行时”和“畅销”的观点看是有益的。此书出版之快也的确印证了这一点。对语言学的不满，客观看待其对象，即不是将其作为一个僵死的规则总汇，从而大大缩小对象的范围，以及把语言与说话人和社会分离开来的做法，凡此种种都使作者很容易在马克思主义中找到支持。兹多尔尼科夫[28]说过与此类似的话：“巴赫金创作中的‘马克思主义印记’是一个……常常令其研究者们感到困惑的悖论。可要知道如果我们深入想一想，也就不会有任何悖论存在了。在古典哲学倒塌后留下来的废墟上徘徊无主的巴赫金，作为一个向往普遍性和体系性的思想家，他不能不怀着谨慎而又好奇的心情仔细考察马克思主义——因为这是黑格尔之后唯一带有黑格尔特征的哲学，抑或至少它是这么声称的。为避免误会我要明确指出：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对马克思主义有兴趣，但不是把它作为一种改造社会的社会学理论，而是作为一种完整的哲学学说。”[29]

国外学术界也表达过类似见解，即20世纪20年代的巴赫金接近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合乎规律的现象。英国学者克·勃兰迪斯特认为断然说什么巴赫金对马克思主义持全然否定态度，这等于把问题大大地简单化了。我们不应该把巴赫金对待苏联官方意识形态的态度，和巴赫金对待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态度混为一谈。[30]日本学者佐佐木指出：“我们认为无论是在巴赫金小组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著作中，还是维戈茨基同期著作中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实质上都是行为哲学出乎意料之外的进一步发展。”[31]

巴赫金即使在经历过许多思想的洗礼之后，也不曾否认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的氛围的确促成了这一取向的形成。而1928年强制推行马克思主义才刚刚开始（如当时科学院院士里只有马尔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的主要敌人毕竟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实证主义，或不如说是索绪尔所属的实证主义语言学。马克思主义是该书作者们反对各类“独白主义”的同盟者。但这并不是说该书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或取决于马克思主义。当然，该书的第2编和第3编中的时代特征都有所显现。

在孔金和孔金娜所著的书中，作者曾把20世纪20年代的巴赫金描述为一个“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32]，这种说法倒是比说巴赫金是一个铁杆反马克思主义者的传说更符合《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的实际。然而，我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认为这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呢？因为这部书的绝大部分与马克思主义没有什么关系。在我们认为是此书的核心部分即题名为‘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之路’的第2编中，马克思主义仅仅只在标题中提了一下而已。……真的讨论马克思主义的，仅仅只是在此书3编中最短小的第1编中，此编中一般哲学问题中只有很小一部分与所谈论的语言问题有关”[33]。

阿尔帕托夫的观点则可谓另辟蹊径。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既非马克思主义的，也非反马克思主义的。该书作者们自己创造和建构了自己的观点体系，他们充分考虑了当时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利用了这一学说，但却并未把自己与这一学说彻底看齐。如果马克思主义观点有益的话，那他们便用马克思主义来武装自己。如果马克思主义中有什么东西不合适的话，那他们便会与之争论（在1928～1929年与之争论还是可以允许的）。他们总体上接受了普列汉诺夫对于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的划分，但提出了别的术语：“科学意识形态”和“生活意识形态”等。

关于此书的那些“增补”，晚年的巴赫金觉得那些东西“很令人不愉快”，但“这并不等于说它们在撰写此书时就已令他感到不快了。但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的作者们的意义来说，是比‘简单的增补’要重要得多的。……但要说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中存在着一种特殊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或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却大可不必。这一任务本身是无法完成的。”[34]

关于“有争议文本”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诗学史中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问题，国际学术界的确迄今没有一个为大家全都基本认可的观点。加里·索尔·莫森和加里尔·埃默森尽管否认巴赫金对于“有争议文本”的著作权，但他们也毫无保留地承认：“沃洛希诺夫和梅德韦杰夫的著作的的确确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据我们的观点，他们表现了一种形式上十分复杂而又值得赞许的马克思主义，而且是我们这个世纪关于语言与文学的最强有力的著作之一，而这尤其适用于《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一书。”[35]

“在沃洛希诺夫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之前，巴赫金小组还没有任何一本著作有它那样博学、涵盖范围如此之广——在美学、艺术史和文学理论等交叉领域里出现的所有西方和俄国的思想全都囊括无遗。”[36]本书的一位注释者认为：此书系20世纪关于语言最好的著作之一，是一部“纪念碑式的”著作。[37]迈克尔·F.伯纳德-多纳尔斯指出：“在某种意义上，巴赫金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与《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是对于对象语言这样的意识形态构造的唯物主义研究的奠基之著。其他有关对话想象的论文，论述拉伯雷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专著以及其他那些文章，其实都是以这两部著作为依归的……换言之，巴赫金是从对审美理解的现象学模式出发并在其有关马克思的文本设定的框架下进行研究的。”[38]而最近俄国出版的一部沃洛希诺夫文集的内容简介中，竟然把作者的这部著作称作“人类语言学的福音书”[39]。

塞缪尔·韦伯在对《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英译本的评论中指出，这部著作如今的确可以期望永恒了。“一方面无论是为了马克思主义批评还是为了接受美学，文学研究日益承认可以期望把社会历史和形式分析统一结合起来了；另一方面，交往理论和语用学的基本问题都早已在沃洛希诺夫的表述中被大量地预见到。如果按照人们最近的说法，‘语言显然已经发现自己今天已经走到了从假设到交往语言话语过渡的中途的话’，那么，这条道路则早已就被沃洛希诺夫在1929年就明确地标志出来了。”[40]

在巴赫金学派的思想体系中，如果我们不是在斤斤计较于复调、狂欢等的是非曲折，而是把话语及其理论哲学当作整个巴赫金学派的核心思想和理论基石的话，那么，我们会惊讶地发现，《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在这一以话语为研究对象的理论体系中，占据着一个十分特殊的位置：它犹如一个总纲，是巴赫金学派的全部体系之核心，是前此人们关注于巴赫金的那些主题——复调小说、对话理论、时空体、话语理论、狂欢化——的基础。也就是说，研究巴赫金学派的思想，《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是最好的破题，抓住它，也就等于抓住了总纲，牛鼻子，或占有了一个理论制高点，以其为出发点，便可以高屋建瓴，扬帆远航了。

国际学术界持类似观点的人也不在少数。加里·索尔·莫森就在《谁在为巴赫金说话——一个对话式导言》中，说她和另一位文集编者都共同认为，《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和《生活话语与艺术话语》是巴赫金（按：应为“巴赫金小组”）“最好的著作”。[41]

在这方面，巴赫金的对话主义理所当然地成为国际人文社科领域里的显学。巴赫金在语言学（实际上也就是在整个人文社科领域）里的这一重大发现，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在人文社科领域里所能贡献的最好的成果，超前于它的时代整整将近一个世纪，成为领导21世纪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一面旗帜。巴赫金在这部著作中讨论了他的其余著作的“大多数前提”，它犹如一个“思想的试金石”，把“先前彼此分离的各门学科的杂质，化为一门公共学科的黄金”。[42]《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在巴赫金思想体系中的奠基作用，决定了它是任何想要真正理解和正确阐释巴赫金思想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而国际学术界对它的不应有的忽视极大地妨碍了对巴赫金学派思想的正确全面的解读。

在巴赫金及巴赫金所参与撰写的全部著作中，《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在马克思主义语言学思想史上，占有一个十分特殊的地位。迄今为止，在语言学思想发展史上，除了巴赫金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外，还没有一部比它更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语言学思想的论著。这部著作着重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语言学最重要的观点，那就是语言的社会性问题：语言产生于社会交际，服务于社会交际并在社会交际中自身也获得发展和完善。语言离不开社会交际犹如鱼儿离不开水一样。语言的社会性是建设中的马克思主义语言理论的第一块基石。《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这部著作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它首次本着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马克思主义在语言文学研究中的应用问题做了探讨，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基本原则和理论基础。它所建构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超前于它的时代整整半个多世纪，至今仍是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研究的一座历史丰碑。20世纪70年代，《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一书被列入莫斯科大学社会语言学专业大学生考试必读书目。[43]

进入20世纪以来，语言成为各个学科围绕其旋转的中心。正如沃洛希诺夫-巴赫金20世纪20年代末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中指出的那样，“可以说，当代资产阶级哲学在话语的标志下，正在兴起，而且这一新的西方哲学思潮才刚刚开始”[44]。这一过程在俄国是由象征派首先启动的。但重视语言的象征性这在俄国却并非从“白银时代”的象征派开始，而是自有其深远的传统。语言学与哲学热之前，乃是语言热，尤其是语言在艺术创作中的功能问题，也经历了一个由边缘到中心，再由中心变为哲学本质问题的变化过程。

语言热首先表现为哲学向语言本体的回归。众所周知哲学的本义是“爱智慧”。但什么是智慧最高的体现呢？是语言（或话语亦然）。在“书中之书”《圣经》的《约翰福音》中，开宗明义地写道：“В начале было Слово，и Слово было у Бога，и Слово было Бог”[45]。由此可见，非洛-索非亚即爱语言（话语）是哲学最高级和最真实的形式。[46]

语言热在俄国开始于象征派。俄国象征派所效法的法国象征派就是首先从语言的特质入手的：他们极大地扩大了语言的象征性，为审美空间的开拓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俄国象征派或象征主义乃是一种贵族沙龙密室内精美典雅的艺术形式，其对话语（或语词）的崇拜，有两方面意义：一是揭示了语词的新意，扩大了语言表现的范围；二是判明了语言在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中的地位。法国象征派对俄国象征派的最大启发，是吸引作者把最大的注意力投注在语言本身的审美潜能和机制上来。

在由象征派启程的语言热的基础上，1910年前后，俄国文坛崛起了两个流派，都对象征派美学提出了严峻挑战。而在语言问题上，未来派提出了比象征派语言理论更加激进的语言方案。如果说象征派所谓语言只不过是人们用以透视彼岸的一个窗口或与之交往的桥梁的话，那么，未来派则否定了人们有向彼岸瞭望的必要，而认为语言就是语言本身，语言既是实体也是本质。在这样的基础上，未来派领袖人物赫列勃尼科夫提出了“自我发展的语词”说，而克鲁乔内赫则提出了“无意义语（诗）”的主张。德语文学中也有同类现象。未来派和表现主义的语言观及语词功能观有变化，但其特征一仍其旧。语言崇拜与唯实主义、自然主义和印象主义精神格格不入。经典作家热爱语言，但并未赋予其更高的现实性。古典主义中没有语言激进主义发生的土壤。经典作家很重视语言，但认为语言只起辅助作用。新古典主义时代的理性主义，也没有语言哲学的位置。当代语言热起源于浪漫主义思潮。

在这样一种思想文化大背景下，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如何与西方语言哲学对话就成为我们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但问题在于：所谓“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甚至包括文艺学）在经典马克思主义那里是根本找不到的，语言学和文艺学史上所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表述，实际上都出自别人的附会，或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个别言论加以发挥的结果。而在苏联语境下，“马克思主义语言学与文艺学”一类的说法，其实多数情况下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本书中，我们也按照历史惯例，称苏联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为马克思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