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我就知道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存在，就像我知道伊甸园神话的存在一样——她是一个在不同语境中被反复引述和重复的名字，她带着她明净的额头、尖刀背似的大鼻子、常常出现在唯美派画册里的那种知性的鹅蛋脸，穿行于一列大不列颠知识分子军团的信笺里。那是一群在20世纪前30年度过了他们成熟期的人，也是埋葬了维多利亚社会又试图让它纤细僵化的道德活跃的一代人。达尔文的进化论让他们失去了相信上帝七天造人的可能性，残忍的爱因斯坦更在1905年抛出相对论，这下连时间和空间都无法信任了，他们只好转向去精研自己的内心，对自己用尽心思。他们每天要写大量的日记，余时就给另外一些人写无数的信笺。所以这个叫作布卢姆斯伯里[1]团体里的成员个个都是书信体大师，也就不足为奇了。

作为这个团体的核心成员，弗吉尼亚被喻作英格兰百合，这个意象很契合她，最美的百合都开在唯美派画册里、圣母的手边、圣婴的笑颜旁。百合本身就是一种精神意味大于肉身美的花，相对于桃花的艳情、牡丹的肉感、玫瑰的甜俗，它简直是禁欲味道的，弗吉尼亚本人正是如此精神至上：她醉心于朝拜艺术圣地、收集艺术品，但在生活里，她一辈子都穿着粗布工作服，在冬季没有取暖设备的“冰窖”里工作；她视肉欲为肮脏的动物性，却苦心收集别人对她美貌的口头称赞；她择偶时从不关心对方是否有肉体美，是否有物质背景，甚至性取向如何，却一定要足以与她的智性匹配；像波伏瓦一样，她背离并且鄙夷上流阶层的生活方式，却从来没有淡化过骨子里从属于这个圈子的精英意识；5岁的时候她给姐姐写信，“谢谢你对我仁慈的耐心”，而姐姐的回信是，“我多么喜欢你香豌豆色的头发”，后来姐姐成为画家，她却成了作家，审美角度的歧途，其实在早年就足见端倪。

她很像一台配置失衡的电脑，思辨力、逻辑力、想象力，凡是智性系列的操作系统配置都很高，而性欲芯片配置却几乎为零，她并不是敌视性欲，她是压根儿就不理解这玩意儿，所以她选择的多是同性伴侣，只是因为这样便于操作她无垢的“精神之爱”而已。小时候她同父异母的哥哥把她抱在窗台上，扒开她的私处迎光看着；长大了他继续用拥抱、接吻等临界动作猥亵她。这些暧昧的性侵害史像频频发作的病毒一样，使她本来就已是低配置的性欲芯片几乎瘫痪，直到1941年，她投水自杀，用死亡疗法彻底使自己死机。

从9岁那年，她就开始顽强地自我教育，她的营养源只是爸爸的书房、与哥哥交谈的碎片和伦敦图书馆而已。她不眠不休地写作、不舍昼夜地阅读，每写完一部作品，她就要崩溃一次，在崩溃的间歇，她写一些轻量级的作品作为放松，余时则写大量的日记用以观察自己的下意识。她此生最大的娱乐是写信，大概有几千封之多；她参加有限的社交活动，也是为了带上捕蝶网为她的小说收集人物和情节标本；她交友、恋爱都必须经过文字这个介质，对方必须和她一样是文字的信仰者——我从未见过一个人，像弗吉尼亚这样，终其一生，从各个方向顽强地与文字发生关系。它们是她的伤口，也是止疼片；是她的宠物，也将她驯养。就像小王子的狐狸一样，“你对你的玫瑰所花费的时间，使得这朵玫瑰，对你变得那么重要”。

可笑的是，这个连自己独自上街买件衣服都会打哆嗦的神经质女人，居然常常被比喻成狼。她要是匹狼，也只是身着狼皮而已，伏在她貌似强势的女权攻势下的勇气，只是一块蓄电池，真正的勇气来自她身后的人——小时候是妈妈，未成年时是姐姐，最后的终身接班人是她的丈夫伦纳德。这个女人活在文学史上是个奇迹，真要移植到你家客厅里，只能是场不折不扣的灾难：她会在做饭时把婚戒丢在猪油里，还会在参加舞会时把衬裙穿反。她的锋利不过是“舌辣”，而不是“根辣”。而她的丈夫伦纳德呢？他曾经在噩梦中把自己的拇指拔脱节了，这种“噩梦中的畜力”在看似优雅的弗吉尼亚身上一样有，他们在某些地方是完全对称的。在弗吉尼亚还很小、无法熟练使用语言暴力的时候，她就有一种阴郁的能力，她一旦震怒，她的兄姐们立刻感到周围气温陡降，头顶飞过一团乌云，恐惧压顶。这两股子畜力，有时是反向的，比如弗吉尼亚疯病发作的时候，伦纳德就得用自己的畜力去压制她的；在她无恙的时候，这种畜力转而成为一种远景式的呵护，保护着她在生活中的低能。为此他搭上了他的青春、生育权、一根健全的神经。这一切，我想大于一个男人对妻室的爱意，它更是他对她文学天才的保护，对某种绝对事物的信仰，这种纯正的反犬儒气质，才是真正的布卢姆斯伯里精神。

很多艺术家都有自我形象设计癖，并不是他们刻意撒谎，只是他们太热衷于虚构：比如阿加莎·克里斯蒂，她喜欢把自己设计成一个素人作家、以写作打发闲时的闲妇，但是任何人胆敢质疑她的作品，她立刻像母狼一样，从窝里凶悍地扑出去捍卫它们；还有弗里达，她明明是1907年出生，可她在所有的官方履历表上填的都是1910年，那是墨西哥大革命爆发的一年，她觉得这有利于把自己塑造得带有“革命之女”这种激越鲜亮的背景色，更能映衬她波澜壮阔的政治思想。与她们的耽于自我的戏剧化不同，弗吉尼亚的自我调节恰恰是反向的。她在行文时也是一样，非常淡漠人物的戏剧特征，却很关心他们的精神构造。

1917年，她认识了新西兰女作家曼斯菲尔德，基于对一种即将出现的新鲜文体——意识流文学的敏感与革新意识，她们彼此投契，又基于同样的原因，她们彼此嫉恨。在交谈甚欢的流沙之下，是弗吉尼亚比水泥地还结实的顽固势利眼，她是个超级势利眼，但却是一种教养和智性的势利，并不涉及对方的物质背景，这也是她全部的价值观，这种势利眼的证据频频出现在她六卷本的日记里。关于曼斯菲尔德，她写道：“这女人是个商人的女儿，她穿着像妓女，谈吐像婊子，身上有体味，像一只刚刚卖过**的麝鼠。”

还好，弗吉尼亚除了有一根多刺和不忠的舌头、过于精密的头脑、踩了油门就踩不住刹车的想象力之外，还有尚算健全的自省机制。她像一只冰箱里的表，低温，精密，24小时不眠不休地自我精确定位，她又在日记里盘点了自己的灵魂，承认自己嫉妒曼斯菲尔德活泼自主、实验性的生活方式，和比她本人大得多的异性社交半径。正负加减之后，账面显示的结果是中正的：（曼斯菲尔德）是一只可爱的猫科动物，镇静，疏远，独来独往。

甚至她的发疯也是同样质地的，这种发疯的可怕之处也正在于此：她是在完全清醒的情况下发疯，像是一个人隔着雾气斑驳的玻璃窗，看着屋子里的另外一个自我在发疯，却无法打破窗子把那个自我救出来。想一想，这个热爱阅读的女人，她甚至把不能阅读都当作她自杀的一个原因，如果她不停地发病，能阅读的只余下自己的疯狂，那会把她带到一种怎样的境地？如果她选择放弃这种智**，不再写和读，不再做任何刺激智性的事，医生说她可以不再发疯，但是她说“不能写，毋宁死”。谁说放弃生命不是一种爱的方向？选择与卑贱的形而下生活苟且求和，是一种勇气，放弃也是，这才是布卢姆斯伯里精神的骄傲、绝尘处。

在那部叫作《时时刻刻》的电影里，伍尔夫一边走上楼梯，一边说：“I may have a first sentence.”这第一句话就是，达洛维夫人说：“我要自己去买花。”自己去，不受他人干涉，她去了花店，她说，百合太苍白了，她不要。弗吉尼亚，这朵英格兰百合，亦被她自己放弃了：“亲爱的伦纳德，要直面人生，永远直面人生，了解它的真谛，永远了解，爱它的本质，然后，放弃它。——伍尔夫。”至此，她已经有过两次自杀的经验，她熟练地蹚过浅水，走向河中心，边走边把一块大石头塞进口袋里。我合上眼，耳边是电影里的音乐，它简单地重复，平直地来去，并不太汹涌，像时间，回复往返。

[1] Bloomsbury，当时英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小团体，用凯恩斯的话说，堪称“精英的聚会”：“他们以其智性的品格和怀疑的精神，反抗传统，特立独行，对当时的英国社会风俗和文化模式都产生了相当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