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财富”成为新的价值标准的过程中，“文化”也开始体现出它的价值。它的重要表现是，私人办学、私人讲学逐渐兴起，“私学”对“官学”形成猛烈的冲击。

在明太祖的“制度建设”中，学校建设是重要的一环。当时有两种性质的学校：一是官学，由政府出资兴办、派员管理，并且承担学生的生活费用，免除学生家中的二丁徭役，包括中央的国学即国子监、地方的府州县学及卫学等；二是社学，由政府提倡、民间集资兴办，或全由民间筹办。此外，也鼓励乡学、里塾等。少数民族地区的宣抚、安抚司的“儒学”，对皇帝进行教育，或皇帝为标榜尊重儒学而设的经筵日讲，以及对皇族子弟进行教育的宗学、对内廷宦官进行教育的内书堂等，也属官学。

明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兴办各级各类学校，目的有二：一是教化，即通过学校普及政府的法律法令，灌输封建道德思想；二是培养封建国家所需要的管理人才。

不得不说，明朝对于“官学”是十分重视的。洪武二十六年，国子监监生的人数达8000多人，永乐二十年，仅南京国子监就有监生9900多人。而据《明史·地理志》记载，明朝全国有140个府、193个州、1100多个县，各类生员加在一起，在校生当不下10万人。据顾炎武估计，明末生员大约有50万人，成为巨大的社会问题。

政府督促民间兴办的“社学”，可以视为“社区学校”或“乡间学校”。社学带有官民合资兴建的特点。学堂由乡社自行筹建，民间子弟入学衣食自理，也没有像监生、生员那样优免其家二丁差役的待遇，但教师由官方聘请。不得不说，这种半官半民的学校从来都是不可能持久的，时间一长，官方推民间，民间推官方。官方不可能长期支付教师的薪米，贫家无力供养子弟读书，富家则往往自募教师。所以，社学的兴废，完全看地方官的态度。

成化、弘治时代的陆容，对包括社学在内的各类官督民办、半官办学校的弊病进行了抨击：

作兴学校，本是善政。但今之所谓作兴，率不过报选生员、起盖屋宇之类而已。此皆末务，非知要者。其要在振作士气、敦厚士风、奖励士行，今皆忽之，而唯末是务。其中起造屋宇，尤为害事。盖上司估价，动辄计银几千两，而府县听嘱于由缘之徒，所费无几，侵渔实多。是以虚费财力，而不久复敝，此所谓害事也。况今学舍屡修，而生徒无复在学肄业，入其庭，不见其人，如废寺然，深可叹息。盖近时上司但欲刻碑以记作兴之名，而不知作兴之要故也。(《菽园杂记》卷2)

明代多元化社会的形成，是与社会需求的多元化，特别是社会财富控制的多元化相伴而来的。景泰以后，特别是成化以后，拥有社会财富，或者说拥有一定数量可自由支配财富的，已经不再限于皇室、藩府、富商及各级政府衙门。作为个体的各级各类官员、吏员，包括文职、武职官和宦官，以及他们的家属、部属，大大小小的商人、手工业者、农民，僧寺、道观的各层人物，乃至樵夫渔父、贩夫走卒各色人等，虽然程度不一样，但都在以各种方式成为社会财富的拥有者，因而同时也可能成为文化产品、精神产品的消费者，其中，包括对教育的购买。明代的私人讲学，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天顺二年发生的一件事情，令朝野震惊。复辟帝位不久的英宗皇帝朱祁镇，特派“行人司”的“行人”，往江西抚州崇仁县，将一位年近70岁的老儒请到北京。这位“老儒”名叫吴与弼。行人带去的皇帝给吴与弼的敕旨说：

尔与弼潜心经史，博洽古今，蕴经国之远猷、抱致君之宏略。顾乃嘉遁丘园，不求闻达。朕眷怀高谊，思访嘉言，渴望来仪，以资启沃。今特遣行人曹隆，往诣所居，征尔赴阙，仍赐礼币，以表至怀。尔其惠然就道，以副朕翘待之意。

视府、州、县等官学中无数的教授、教谕、训导为无物，皇帝派专人请一位在地方讲学的老儒，这是大明开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但是，这位江西崇仁县老儒吴与弼，虽然礼节性地到了北京，当面感谢皇帝的关心，却态度委婉而又坚决地辞官不做。这让皇帝、官员们十分不解。多少人为了一官半职，在科举的道路上奋斗终生，却未必能够如愿，如今竟然有人拒绝了皇帝亲自送到手上的官职。英宗皇帝反复劝说，吴与弼反复婉辞，理由只有一条：自己年事已高、疾病缠身，不能玷污了朝堂。皇帝看得出来，这老头并非迂腐之辈，让大学士李贤继续做工作，务必让其就职。但是，吴与弼仍然称病。吴与弼是明智的，虽然皇帝做出了姿态，但以大学士李贤为首的文官们是不乐意的：如果动辄弄个乡村学究到北京来做官，我们这些科举出身的有何脸面？

当然，像吴与弼这样的拒绝行为，如果放在明太祖时代，也许十个老头也被砍了，但这个时候的英宗皇帝，对这位年岁比自己大一倍还多的老者，显示出了大度，顺从老人自己的意愿，不再勉强，再遣行人将他礼送回老家，让当地官府按月给米，赡养终身。皇帝的这种大度，实是时代风貌变化的反映。几年之后，英宗去世了，这位老头还活着，一直活到80岁，成化五年才去世。

吴与弼被礼聘之事，对于当时的私人讲学，无疑是极大的鼓励。应该说，吴与弼是有真才实学的。有明一代，最后被请入孔庙从祀孔子的，只有四位：山西的薛瑄、江西的胡居仁、广东的陈献章、浙江的王守仁(即王阳明)。四位之中，竟然有三位和吴与弼有关：胡居仁、陈献章是吴与弼的学生；王阳明曾经向娄谅请教学问，而娄谅也是吴与弼的学生。黄宗羲认为，王阳明学说，娄谅“为发端也”。

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开放，加上吴与弼的示范，以及娄谅讲学于江西上饶、胡居仁讲学于江西余干、章懋讲学于浙江兰溪、陈献章讲学于广东新会，使得各地书院在这股风气的推动下复兴。

成化元年(1465)，因朱熹讲学并立有教规而闻名，但此时早已荒废的江西星子县的白鹿洞书院，得到修复；成化十二年，由陆九渊创办的江西贵溪的象山书院，得以重建。与此同时，南直隶扬州的资政书院、江阴的延陵书院，也得到兴建。随着王阳明、湛若水等四处讲学，书院更如雨后春笋一般，遍及全国，到嘉靖时更形成**。以江西为例，见于记载的明代所建书院有185所，其中有具体兴建年代的148所，成化以前的97年中仅17所，成化至正德的57年中有14所，嘉靖一朝的45年中有44所(《江西通志·学校》)。再如北直隶，见于记载的明代书院有81所，有具体兴建年代的65所，弘治以前为空白，弘治、正德时建11所，嘉靖时建了22所(白新良：《明清直隶书院述论》)。

一方面，著名的书院多为在职或致仕官员所创，如王阳明建龙冈书院、濂溪书院，邹守益建复古书院，以及顾宪成、高攀龙等人重建东林书院，他们建这些书院都是为了阐述自己的学说，乃至发表政见。这些书院在当地乃至在全国的影响力，远非官办的府、州、县学乃至国子监可比。另一方面，大大小小的各类书院，则多由家族或学者自行创办，对当地的文化普及、道德教育，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当然，这些书院传播的思想、文化，又往往和政府的“主流”思想相左。所以在嘉靖十七年，以及万历、天启年间，在张璁、张居正、魏忠贤执政时，先后发生过三次大规模的捣毁书院的事件。但是，随毁而随建，书院成了明中后期士大夫乃至农、工、商贾吸取新思想、阐述新观点的所在。当然，由于受科举的影响，一些书院也成为科举的附庸。而一些著名书院的学生，还获得了与府州县学生员同样参加科举的资格，如白鹿洞书院，天启时有10个参加乡试的名额，吉安白鹭洲书院更有42个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