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向东说完东罗马和萨珊波斯之后，我们再来讲一个非常特殊的民族，或者说在我个人看来，更愿意把它称为族群——粟特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他们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的作用和地位。

粟特人主要生活在中亚的绿洲地区——阿姆河[22]和锡尔河[23]一带。他们生活的地域，大致相当于今天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西南部。从地理位置来讲，粟特人所居住的区域离中国更近一点。实际上，从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粟特人的地位和作用也确实更为重要。

粟特人主要信仰的是琐罗亚斯德教，也叫祆(xiān)教，我在后面还会为大家专门做介绍。粟特人的特点是善于经商，也做一些半农业半牧业的营生。他们很早就出现在东西方贸易的交通要道周围。在汉唐之间的魏晋南北朝，东西方之间的陆路经济文化交流非常发达，而在很大的程度上，这种交流是以粟特人为中介来进行的。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那个时期，粟特人操纵着东西方贸易活动。

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很多粟特人迁到了中国新疆地区和内地，频繁地在中亚、西亚和内地之间转贩经商。出于经商的需要，他们在沿途的很多地方建立了相对固定的宜居地。这么一来，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他们为什么会把自己的宗教信仰(比如对祆教的信仰)、生活方式以及一些文化艺术传播到这些地区。最好的例子莫过于敦煌。敦煌在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处于一个要冲的地位。最晚到公元4世纪初，敦煌就有来自康国[24](大致相当于撒马尔罕[25])的粟特贵族百来人，这些贵族加上他们的眷属、跟班、奴仆，竟然有千人左右。在当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群体。再举个例子，姑臧(今天的武威)也是一个商业转运、物流的重镇。在这个地方也聚居着很多粟特人。

在中亚考古史上，曾经有过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探险家斯坦因[26]在1906年的时候，于敦煌以西的一个古代烽火台底下，发现了九封粟特文写的信札，它的年代正是公元4世纪的初年。其中有几封信就是粟特人从姑臧或者敦煌，写给故乡撒马尔罕(也就是康国)，以及布哈拉[27](也就是安国)的，信中汇报了他们经商途中的一些情况、困难等。这是一批非常重要的信札。而北魏都城洛阳，更是当时中外人士会聚、文化交流的最大中心，那里更不例外，生活着很多粟特人。文献当中对洛阳这种异文化汇聚的盛况多有记载。近年来，在洛阳发现了很多北魏的陵墓，在这些墓中出土了一些须发是球状的、高鼻深目形象的陶俑，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这是西域或者中亚一些民族人士的形象，这证实了文献的记载。

东魏迁都邺城(大致包括今河北临漳县西、河南安阳市北郊一带)，也有很多商胡[28]、粟特人随之来到了邺城；到了北齐年间，商胡不仅在贸易领域和文化领域拥有重大的影响，甚至在政治方面也形成了非常大的势力。某些皇帝宠信的人当中就有西域商胡，或者说粟特人。官僚士大夫中有很多投机钻营的人，和他们称兄道弟，甚至给这些商胡做干儿子。有些帝王因为缺钱，就把地方的官职拿来出售，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的州县官职都被胡商买到了。

公元574年，高思好[29]起兵的时候，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商胡丑类，擅权帷幄，剥削生灵，劫掠朝市。”这表明粟特胡商的行为已经引起公愤了。北齐宫廷里边，得势的中亚粟特胡人数量非常多，他们都是凭一技之长得到宠信的。这些“一技之长”，在当时的中原人看来，当然是所谓的雕虫小技，是不值一提的。当时有一些人被称作“胡小儿”[30]，古时候将来自中亚的一些民族称为“胡族”，“胡小儿”这个称呼多少带有一些贬义。在这些“胡小儿”里有些人名，我们一看就知道是来自粟特这个族群，比如康阿驮[31]，姓康，是来自撒马尔罕的；穆叔儿，姓穆，是来自Merv[32]这个地方的——这些都是中亚商胡家族。这些富家子弟当时深得帝王的宠信，在帝王的左右伺候，领受恩惠、好处，地位和宦官差不多。有的人甚至当了很大的官，比如当上了开府仪同三司[33]的曹僧奴、曹妙达父子；有些胡人因为特别擅长弹琵琶，所以被开府封王，比如何海和他的儿子何洪珍；此外还有何朱弱、史丑多等十来个人，都是因为能歌善舞，在音乐方面有特长，而受到了帝王的青睐。曹、何、史姓皆是出于昭武九姓[34]。

换一个角度看，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西域的商胡，或者说粟特人这个族群，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生活的影响有多么深远。在北齐的墓葬当中，屡屡发现和粟特人有关的文化遗存。比如2002年，在太原就发现了北齐的徐显秀墓，在那里出土了一枚镶嵌着蓝宝石的金戒指。很多学者判断，这就是当时粟特商人带入中国的珠宝装饰品。徐显秀墓里边还发现了一幅壁画，这幅壁画得到了大家高度的重视和深入的研究。壁画中有菩萨连珠纹，这种独特的纹样是由外来的连珠纹和中国的菩萨像相结合孕育出来的，反映了北齐盛行的胡化之风。

在北周都城长安，同样活跃着很多粟特胡商，这已经被最近一些年多次重大考古发现所证实。2000年，在西安发掘了安伽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墓葬，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这个墓葬的发掘为研究北周时期粟特文化对中原的影响，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材料。墓志讲“安伽，字大伽，姑臧昌松人”，也就是今天武威一带的人，他曾经担任过同州(今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萨保、大都督。所谓“萨保”是中原王朝对商胡管理祆教祭祀活动的官员的称谓，是一个官职。安伽的祖先毫无疑问是安国人，在安伽墓出土的石刻围屏上，更是有很多胡人的形象，这些人带有明显的中亚民族特征，他们使用的酒器更是和我们中原所用的酒器有明显不同。

2003年，在离安伽墓只有两公里远的地方，发现了北周贵族史君墓。我们前面提到过，史姓也出于昭武九姓。在这个墓里边，有一个极其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考古发现：一扇墓门是一块整石，上面刻有粟特文和汉文，记载了墓主人史君的生平。从汉文的记载来看，这位墓主是北周凉州[35]萨保，也是主管祆教祭祀的官员；墓主的妻子姓康，来自康国，即撒马尔罕。这座墓里边有很多石刻，使用了高浮雕的手法，非常醒目。我们在其中可以看到墓主人降生、狩猎、商旅等各种场景；还可以看到墓主人夫妇在家中对饮，或者说在葡萄园里设宴饮酒的场面，石刻中显示出的粟特文化色彩非常明显。当然，石刻里有祆教的文化，也有汉文化的影响。

2004年，人们又在距北周安伽墓大概150米处，也就是距北周史君墓2000多米处，发现了一位名字叫作康业的粟特人的墓葬。根据出土的墓志上讲，康业还是康国国王的后裔，他死于北周天和六年(571)，死后被诏封为甘州(今天的甘肃张掖)刺史。但是研究者注意到，康业的尸骨用丝绸裹着，没有经过二次瓮葬这样的粟特人葬俗——原本粟特人的葬俗应该是人在死后经过狗吞食，或者天上的鹰啄食之后，尸骨的肉被吃光，然后再用瓮来收埋骸骨，是不用棺椁的。然而康业的尸骨是用丝绸裹葬，说明他已经采取了汉人的葬俗，这肯定是因为康业生前长时间旅居在长安，已经有很高的汉化程度了。这个墓有围屏，在围屏上有线刻图案，里边有很多人深目高鼻或者高鼻秃头，胡人特点都非常明显。

粟特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外文化交流当中的声名、他们的作用，近几年来越来越得到学术界的重视。我想，随着考古发现的不断增多，随着我们对传统文献理解的日渐深刻，对于粟特这个族群的研究还会有进一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