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讲“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之前，我有两点要说明一下：第一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而且研究难度很大。有些具体的问题，学术界恐怕还没有形成一致的、公认的观点，甚至意见分歧很大。如果碰到这种情况，那么我只能选择我个人认为比较合适的一两种观点来为您讲述。我想，在面对非常遥远的古代历史这个领域问题的时候，我们都应该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我把它大致归纳为“让证据说话，照逻辑思维，凭常识判断”。有这么一种态度，我想我们可以比较理性客观地去看待遥远的过去。

第二点要说明的是，本节和接下来的几节所依据的主要是我非常尊敬的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王小甫教授，还有范恩石、宁永娟老师，三位联合编著的《中外文化交流史》。这本论著的视野开阔，内容全面，论据确凿，而且结构安排非常恰当。

这一节主要跟大家讲述的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外文化交流主要沿着哪几条道路进行。换句话说，我们要讨论文化“通道”的问题。魏晋南北朝指的是公元220年到589年，这一段历史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呢？有些学者做了干净利落的总结，叫“北方民族融合、南方经济发展”。这样的概括，简单明了，大致是可以接受的。当然这绝对不是说，北方的经济没有发展，事实上，北方的经济也有所发展；也绝对不是说南方就没有民族融合，南方当然也有民族融合，比如山越、蛮、僚这些族群，都经历了一个汉化的过程。

这一段时期发生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在我个人看来，是“五胡”(匈奴、鲜卑、羯、氐、羌)进入中原地区，并且创立政权。这五个民族之后都逐渐和汉族融合。

而在这个民族融合的过程当中，当时许多外来的东西都带着一个“胡”字，“胡”就是表示外来的、胡人的东西，比如胡饼、胡饭、胡羹、胡椒、胡麻、胡瓜等。还有一些胡俗——胡人的风俗、语言、歌曲、音乐，比如“羌笛何须怨杨柳”中的羌笛，就是胡人的乐器。这些胡俗都逐渐成为中原文化生活的组成部分。我们现在如果在有关那段历史时期的记载中看到一个“胡”字，我们大致就可以判断，它不是中原本来就有的东西。

当然，我们讲文化融合是一个纷繁复杂的过程，并不简单。在这个阶段，不同的文化相互融合是主流。但同时，不同的文化也相互竞争。而后一种情况，有的时候非常惨烈。文化融合最好的例子是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实行汉化，他甚至禁止当时的鲜卑贵族讲鲜卑话，禁止他们穿民族服装，而且要把他们的鲜卑姓氏改掉，按照中原士族的传统，去判定门第的高低——你是不是世家大族？你的门第高不高？

这样的制度，当然反映的是当时兄弟民族的文化和中原汉族文化的交融，这是让我们非常欣喜的，也非常乐于看到和听到的。然而同时也不能否认，那时也有大规模的、不同文化之间的竞争，比如“六镇之乱”[5]就是反汉化的，它反对自己的民族，或者其他的兄弟民族汉化。“六镇”指的是沃野(位于今内蒙古五原县东北，乌加河以北)、怀朔(朔州，在今内蒙古固阳县西南)、武川(在今内蒙古武川县西)、抚冥(今内蒙古四子王旗东南)、柔玄(今内蒙古兴和县西北)、怀荒(今河北张北)这六个军镇。所谓的“军镇”就好比今天咱们讲的军区，边防军区大致分布在今天的河套西北(黄河的河套)到河北张北县一带的边际，本来是北魏用来抵御柔然，保卫首都平城的六个军事重镇。在北魏末年，这里发生了暴乱，史称“六镇之乱”，这在魏晋南北朝历史上是一件大事。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出现了非常强烈的反汉化的现象。但无论如何，文化交流始终是在进行与加深。进入中原的其他各个民族和他们的文化，在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中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元代有一个非常著名和重要的历史学家叫胡三省，他最大的贡献是为《资治通鉴》作了注。在注《资治通鉴》的时候，他有一段感慨非常有道理，非常有见识。我在这里给大家引述一下，他讲“自隋以后，名称扬于时者，代北之子孙十居六七矣，氏族之辨，果何益哉”。意思是从隋朝开始，声名远播的人中，代北的子孙十居六七。我们知道，代北的子孙往往是指这些胡族，或者有胡族血统的人，这些人在十个里边占六七个。在这种情况下，氏族之辨还有什么意思呢？胡三省的这个说法是非常有见识的，而且符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交融、文化交流的历史事实。他讲的虽然是“自隋以后”，但我们知道，魏晋南北朝和隋朝是直接连着的，魏晋南北朝结束于公元589年，那不就是隋朝建立的时候吗？所以它实际上总结的，是隋以前的历史进程，以及这个历史进程到隋以后显现出来的历史现象。到那个时候，代北的子孙已经在中国的历史上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句话非常有意义，充分反映了不同的族群、文化势必要融合、交流的现象。

魏晋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是政治比较混乱的时期，这是大家的共识，但是当时的对外交通并没有因为政治的分裂而停滞，陆路、海路的交通仍然在发展，尤其是海路，甚至有加强的态势。这个道理很好理解。三国时期，曹魏占据了全部中原地区，并且统一了北方的绝大部分，所以曹魏政权就陆路、海路并举，大力去推行对外的交通；蜀汉和孙吴则分别经营西南、东南，尤其是东吴，大力发展海外交通，海上的航运业非常发达。东晋和南朝继承的正是东吴的航海和对外交通，它们依然高度重视和海外诸国的经济关系、贸易关系。

虽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海路交通日渐发达，但是陆路和西域各国的往来依然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最主要的通道。通过陆路、经过西域，和中亚、西亚，乃至南亚各国互相往来。因此，整个魏晋南北朝，中外的往来和交通并没有因为政治局势的混乱而有很大的衰退，相对来说还是稳定和繁荣的。特别是北朝，时局比较稳定，尤其在北魏全盛的时候，与各国的交通非常密切。通过西北的陆路，也就是陆上交通，文化交流盛况空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