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在八王之乱中被引入中原的那些胡人，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就要追溯到更早的东汉。在大家一般的印象中，西汉的武功无疑是要强过东汉的，卫青、霍去病这些率领大军穿过沙漠，出击匈奴的名将都出现在西汉一朝。东汉尽管曾有过“窦宪燕然勒功”的业绩，但窦宪只是一名外戚，谈不上是名将。不过稍显奇怪的是，汉武帝时，尽管名将辈出，也取得了不少的胜利，但并没有真正使匈奴屈服。东汉尽管武功不如西汉，但匈奴对东汉的威胁要小很多，它的边境也更加稳定。这主要是因为匈奴自西汉中期分裂之后，便趋于衰弱。南匈奴更是经常性地臣服于汉朝。在此过程中，他们慢慢移动到边塞附近，替汉朝守边，减轻了汉朝的边防压力和开支，而作为交换，汉朝为他们提供粮食、物资等方面的补给。因此在东汉一朝，匈奴不再成为主要的外患。同时，定居于边塞附近的胡族慢慢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例如我们上一讲提到过的汉赵的建立者匈奴人刘渊，他早年曾经随崔游学习《毛诗》《京氏易》和《马氏尚书》，喜欢读《春秋左传》《孙吴兵法》，史书说他《史记》《汉书》以及诸子百家等书都读过。这其中或许有夸大的成分，但是刘渊对汉文化有着相当深入的了解，这点应当没有疑问。

变化不仅发生在北方的边境，在西北的关中地区也是如此。西北的羌乱是东汉一代持续最久的边患，长安作为西汉的首都，原本是最富饶的地区，受此影响也日渐衰败。后来曹操与刘备争夺汉中失败后，下令把武都(在今甘肃省陇南市白龙江中游一带)的氐人迁徙到关中，想利用这些少数民族来抵抗蜀汉，当时人认为这是“弱寇强国”的妙计。结果到了西晋初年，关中地区也分布着大量的羌人和氐人。东汉以后，北方少数民族大量南下，越过长城，在辽西、幽州、并州、关陇一带和汉族杂居，这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民族迁徙自然形成的结果，然而日益复杂的民族关系也蕴含着危机。西晋初年，河西鲜卑族首领秃发树机能的起兵，声势浩大，持续了多年才被西晋军队勉强镇压，这便是一个强烈的警示。当时人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曾经有一个叫江统的大臣，撰写了《徙戎论》，主张趁着西晋国力尚强，要把这些少数民族重新迁到塞外安置，以免后患。之后五胡入华的局面，确实证明了江统建议的预见性，但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果西晋政府接受了江统的建议，把这些定居于内地的少数民族强制迁徙到塞外，就能避免危机了吗？恐怕结果是更快地引发动乱，激起这些少数民族的反抗。

如果说之前的八王之乱只是西晋政权内部的动乱，在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都有类似的事情，但是五胡的卷入不但扩大了内战的范围，使内战变得更加残酷，更关键的是战争引发的民族流动与迁徙，彻底改变了中国北方的人口构成，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变局。

不可否认的是，连年的战争造成的生产凋敝、粮食匮乏，使得生存竞争变得异常残酷和激烈。在此过程中，胡人和汉人，乃至于胡人与胡人之间的民族冲突，甚至互相屠杀，比比皆是。民族矛盾尖锐，成为十六国时期的重要特征。

在此背景下，为了驾驭对立的双方，十六国政权中，不少都采取了“胡汉双元”的统治方式。所谓胡汉双元统治，是指对胡人与汉人按照不同的方式来加以管理，设置不同的机构，分而治之。以十六国最早的政权——匈奴人建立的汉赵为例，“置左右司隶，各领户二十余万，万户置一内史，凡内史四十三”，这是统治汉人的方式。至于他们辖下的胡族部落，则设置“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落，万落置一都尉”，这种统治方式的优点在于可以适应胡、汉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减少矛盾与冲突，但本质上仍是战乱时的权宜之计——把胡汉分割开来，而不是融合胡汉。

另一方面，由于这一时期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大都在此之前有过长期在边塞附近生活的经历，对于中原王朝的政治制度较为熟悉。因此，尽管五胡政权建立在武力征服的基础上，但很快便能仿照中原王朝的样子，建立起一套官僚制度。但这一走向汉化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经常引发胡族政权内部的矛盾。例如后赵的建立者石勒的儿子石弘，文质彬彬，爱好汉文化，但他继位之后，很快就被石勒的侄子、战功赫赫的大将石虎废黜。十六国各政权皇位继承的过程中，代表政权汉文化的一面，但又相对文弱的继承人，被强悍的、统领胡族部落的将领推翻是相当常见的。而每一次政变与对抗都会引发新的胡汉冲突，这也是十六国政权短促而亡的重要原因。

这些迹象表明，当时不但存在着胡族与汉族之间的冲突，在胡族政权内部也有着汉化与胡化之间的矛盾，这种结构性的矛盾普遍存在于十六国的各个政权中。战争是实力的较量，在五胡之中，实力较强的匈奴、羯族、氐族、鲜卑慕容部，都有争霸中原的实力和野心，成为十六国历史的主角。总体而言，内迁较早、汉化较深、离洛阳较近的民族，首先建立霸权；内迁较晚、汉化较浅、离洛阳较远的民族，又依次建立霸权。

在这十六七个走马灯式交替的政权中，最为大家所熟悉的是苻坚建立的前秦。前秦统一北方之后，苻坚又萌生了统一天下的志向，亲自率领90多万大军，浩浩****地南征，但在淝水被东晋军队击败。淝水之战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据说苻坚当时看到八公山上的草木皆似人形，我们熟悉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成语，便源出于此。淝水战败之后，前秦的政权也宣告瓦解。但在十六国的君主中，苻坚是相当特别的一位，他具有融合胡汉，建立大一统帝国的雄心，他早年排除了氐族贵族的干扰，重用汉族大臣王猛，励精图治，先后灭亡了前燕、前凉、代国，夺取了巴蜀，甚至派遣吕光远征西域，逐步统一了北方。他灭亡前燕之后，仍然信任前燕的王族慕容暐、慕容垂，较之于之前十六国的各个政权都是以本族人作为统治的核心，苻坚的用人与施政无疑具有超越民族本位的宏大气象。他甚至不顾大臣的劝谏，把氐人的子弟分散到全国各地，而不是像之前那样集中在都城附近，拱卫政权。可惜的是，在当时民族对立的局面下，苻坚无疑是一位过于“超前”的统治者，他做出的种种“将混六合以一家”，融合胡汉的举措，最终却导致了前秦在淝水之战后迅速瓦解。之前受到苻坚信任的慕容垂等人，纷纷借机起兵，北方再次陷入分裂与混战的局面之中。

苻坚的失败意味着在五胡入华的大变局中，无论是分隔胡汉还是融合胡汉，都无法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十六国时期的中国北方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碎片化的分裂局面，这与短时间内难以克服的胡汉矛盾有着密切的关系，民族分布格局的改变及引发的矛盾与冲突，也是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的重要因素。当然从更长远的观点来看，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自秦汉以来已成为一个经济、文化上的整体，在政治上不可能被长期分割，十六国中几个较为强大的政权，无不以统一北方为目标。互相冲突的背后又蕴有融合，乃至再次走向统一的可能。只是不可否认，在这一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存在着艰难乃至残酷的一面，这或许是传统意义上认为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黑暗时代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