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鹿鸣

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石刻文献学者

魏晋南北朝史专家

钱文忠[1]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师承季羡林先生

佛教文化研究学者

01 传说中的“黑暗时代”：魏晋南北朝的时代特征

中国人谈历史，统一与分裂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三国演义》开篇的那句“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可谓妇孺皆知，也反映了一般人在王朝循环观念下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因此，大多数人对魏晋南北朝的第一印象就是，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漫长的分裂时代，进而联想到因为国家分裂，战乱频繁，而造成的人民流离失所，生活痛苦。因此传统观点也把这一时代视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黑暗”时期。

魏晋南北朝的特点是，分裂的时间持续得非常长。中国人平素喜欢讲“强汉盛唐”，汉和唐是一般中国人最引以为豪的两个朝代，迄今为止，仍是各种文学作品、电视媒体宣扬的盛世。尽管“汉唐”这个词经常被使用，但是我们查一下中国历史朝代表便不难注意到，在汉与唐两个大一统王朝之间，横亘着魏晋南北朝这样一个分裂时期。

我们把《三国演义》的开头——公元189年董卓进京，视为东汉政权瓦解的标志，同时也是魏晋南北朝的实际起点。尽管在此之后，东汉政权名义上仍维持了三十几年，但已是天下大乱、群雄逐鹿的格局。大家熟悉的三国英雄人物曹操、刘备、孙坚等都在此期间登场，相互厮杀。直到公元589年，隋文帝平定了南方的陈朝，重建了统一。在整整四个世纪的时间中，除了西晋曾经有十几年的短暂统一之外，其他时候中国都是处于分裂的状态。这种分裂状态维持时间之长，是秦建立大一统帝国之后，所不曾有过的。

魏晋南北朝的分裂，除了时间长之外，另一个特点是“碎片化”，尤其是在前期，我们一般称之为“东晋十六国”。中国北方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中，先后走马灯般出现了十六七个或短命或割据的政权。尽管在此之后，中国历史上仍有分裂时期，但可以注意到，之后的分裂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分裂有着本质的不同。例如五代十国，从公元907年到960年，不过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而且五代十国时的北方，主体仍然是统一的，只不过是五个短命的政权旋起旋灭而已。

到了之后辽、西夏与北宋，以及金与南宋对峙的时候，中国的主体仍然是统一的，与东晋十六国时期碎片化的分裂很不一样。我们现在经常讲，中国历史上统一是主流，分裂是支流，这是我们站在几千年以后回看中国历史得出的结论。这一说法当然不错，但是一个生活在隋唐初年的人，能否得出这样的认识，恐怕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秦汉帝国当然是大一统的时代，尤其是东西两汉存续了400年，是非常成功的统治。但在此之前，是500多年的春秋战国；在此之后，是四个世纪的魏晋南北朝，都是分裂动**的时代。甚至我们需要反过来追问——为何经过了魏晋南北朝这么长时间的分裂，中国仍旧能重新走向统一，而不是陷入进一步碎片化的状态？更重要的是，经过了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分裂之后，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过长的分裂时期。在此之后，我们才能确认中国历史上统一是主流，分裂是支流，这也是魏晋时代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刚刚我们讲到两汉有400年的天下，是中国历史上数得出的成功王朝，那么我们首先要讲一下，在魏晋南北朝的统一与分裂之前，东汉这样一个成功的王朝是如何瓦解的，并留下了一个四分五裂的局面。

东汉与西汉都是刘家人建立的天下，西汉末年王莽篡汉，汉朝宗室刘秀起兵兴复汉室，定都洛阳，后来的人为了将之和定都长安的西汉相区别，一般称为东汉。也正因为如此，在一般人的印象中，西汉与东汉的统治结构是相近的。但其实不然。刘邦在中国古代开国皇帝中出身算比较卑微的，早年只是一个亭长，类似于现在的派出所所长；而追随刘邦打天下的功臣，也大都出身平民，比如樊哙曾以杀狗为业，夏侯婴则是一个马车夫，汉初第一功臣萧何出身稍微好一点，也只不过是沛县的县吏而已。因此清代的学者赵翼讲，西汉初年出现的是一个典型的布衣卿相之局。但是到了东汉，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过了西汉200多年的统治，被分封在全国各地的刘氏宗亲都已成为当地的豪强。如刘、刘秀兄弟起兵之前，就是居住在南阳的豪族，刘秀的起兵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地豪族的支持。因此，东汉政权某种意义上是一个豪族联合政权。

在此背景下，东汉与西汉有一个明显的区别，西汉的皇后很多都出身卑微，甚至到了中后期也是如此。大家熟悉的汉武帝的皇后卫子夫、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都是如此。但是东汉的皇后大都出身世家大族，每一个皇后都代表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家族。或许是历史的偶然，东汉的皇帝大多短命，尤其是汉章帝之后，连续十来个皇帝都是幼年继位。最年幼的殇帝，继位的时候出生才百天，真正是襁褓中的婴儿，这给了太后临朝听政的机会，而这些执掌朝政的太后，出身世家大族，家族本身在朝廷中就很有影响，进而重用她们的兄弟或父亲，控制朝政，形成了外戚专权的局面。

后来，为了更久地控制朝政，甚至刻意选立年幼的皇子继位。《后汉书·皇后纪》讲，东汉的情况是“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意思是讲，东汉的皇帝因为短命，所以往往来不及留下自己的子嗣，而要从宗室中选择其他的子弟来立为皇子，这给了太后临朝听政的机会。而太后贪恋权力，往往选择年幼的皇子立为小皇帝。但是，当年幼的皇帝慢慢长大，不免要产生夺回权力的想法。由于外戚与太后牢牢控制了内外朝(汉代实行内外朝制度，正式的朝会是在外朝举行的，皇帝居住的地方是内朝，属于宫廷中的生活区，称为“禁中”，普通朝臣不能出入。只有少数带有“侍中”头衔的朝臣才能出入。尽管侍中后来地位日益重要，成为宰相的官名，但在汉代，最初是名实相符的，意思就是说，有了这个头衔，就能够出入禁中)，那些有意独揽大权的外戚当然也明白孤立和控制皇帝的重要性，往往以录尚书事、大将军等头衔牢牢控制着内朝。尚书台相当于皇帝的秘书机构，大臣给皇帝上奏章，都要经过尚书台的中转。控制了尚书，就能成功地隔绝内外，使得皇帝身边缺少可以信任的朝臣。于是孤立无援的皇帝只能依赖身边的宦官，通过发动宫廷政变来夺回权力。

一旦亲政，皇帝便大肆封赏有功的宦官，甚至不惜给予封侯的待遇，造成了宦官跋扈的局面，宦官的亲属和依附宦官的势力也跟着狐假虎威，横行不法，鱼肉百姓，搞得民怨沸腾。《三国演义》开篇中提到的“十常侍”便是东汉晚期宦官专权的一个典型。更糟糕的是，亲政之后的小皇帝往往经受不住声色犬马的**，纵情享乐，无心政事，不但造成了政治的败坏，而且导致皇帝本人年纪轻轻就突然去世，有些甚至没有留下子嗣。于是又给了太后选立新的年幼继承人的机会，外戚再次当权，等到小皇帝长大，又会出现新的矛盾和斗争。于是外戚与宦官的交替专权，构成了东汉中期以后政治上反复出现的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