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独尊儒术这样一个历史过程背后，儒学作为文教精英集团，他们成为先秦以来唯一被国家权力所扶持、所认可的社会阶层。而文教精英集团当中成长起来的儒生和士大夫，他们在维护纲纪、秉持风宪的同时，也在修身成德，引领着社会风尚。秦汉帝国爆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清流运动”，酿成了“党锢之祸”。可是从这些党锢人物身上，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复古的气质和贵族的精神。

“党锢之祸”是怎么回事？这要从汉顺帝时代开始说起。汉顺帝时期有一个跋扈将军叫梁冀，他掌控政权，并且毒死了小皇帝，立了汉桓帝。后来，这个跋扈将军梁冀危害到了汉桓帝个人的统治，于是汉桓帝就利用五个宦官除掉了梁冀。这五个宦官分别是单超、左悺、具瑗、唐衡、徐璜。因为他们帮助汉桓帝消灭了跋扈将军梁冀，所以被汉桓帝同日封侯，号称“五侯”。单超早死，剩下的四个人为非作歹，尤其是他们的宗亲、子弟、亲属，在地方上鱼肉百姓，老百姓就给他们编了一个顺口溜，叫“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这就引发了官僚集团和士大夫对于宦官的激烈反抗。

一些在地方上的官员，就把这些宦官的子弟、宦官的财产抄没，对他们进行打击，引发了汉桓帝末年第一次党锢之祸。汉桓帝借口张俭等人在地方上擅杀宦官子弟，又借口在洛阳的学生群体编造谣言，批评皇帝，尤其是批评皇帝的老师，抓了一批官僚和士大夫，这叫第一次党锢之祸。

但是第一次党锢之祸，由于汉桓帝的老丈人窦武等人的居中调和而不了了之，皇帝把抓的这些人放了出来。放了出来之后，把他们禁锢在地方。所谓“禁锢”就是不允许他们出来做官，只能在这个地方老老实实待着。所以这些人就被称为“党锢”。

汉桓帝死后，汉灵帝继位。汉灵帝继位之后，这些被禁锢的士大夫，以及他们在中央的一些代表人物，就有了一个判断：可以利用窦武作为皇太后父亲掌权的机会，一举消灭宦官。于是他们就密谋消灭宦官，结果事情泄露，被宦官先发制人，先是把窦武害死，然后又在地方上大肆抓捕和诛杀士人。因和这件事有关而被杀的官僚和士大夫，前后有数百人之多。这件事情被称为第二次党锢之祸。

两次党锢之祸，可以看成是官僚集团和士大夫们，与皇帝以及依附于皇帝的宦官、外戚的统治集团，两者之间的一次摊牌。顾炎武在他的《日知录》里这样形容，说三代以来，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这个“东京”指的是洛阳。也就是说顾炎武认为，从夏商周以来一直到晚明时代，这数千年的中国历史长河当中，社会风气最好的时代就是东汉。为什么顾炎武会这样说？为什么我们说东汉的社会风气最好？

首先我们要讲一讲，秦汉以来社会风俗的几次大变化。可以说，秦汉以来社会风气的第一次大变化，是从秦亡到汉兴，一直到汉代的文景时代的社会变迁。这个时代，伴随着战争的结束，政令比较宽赦，人们也不讲究繁文缛节，人们讲究解决问题，叫“轻死重气”，所以这个时候的风俗崇尚“任侠”；伴随着工商文明的发展，各种侠客武断乡曲，这是这个时代的特征。我们在前几节当中，讲到工商社会，讲到游侠，都和这样一个时代背景有关系。

第二次变化是汉武帝以后。汉武帝崇尚儒学，推崇《诗》《书》，所以学术研究和利用儒家经典教育百姓成为这个时代的特征。儒者就以自己的经典为指导，讨论政治、批评政治，为国家政治设计走向，甚至引起了汉宣帝时代要讨论儒家经典义理的异同，从而解决国策的转向问题。

到了王莽时代，王莽通过制造自己的各种神话，“篡夺”汉朝政权。当然这个“篡夺”是加引号的，因为我们以前也讲过，王莽的上台是有他的特殊的历史背景的。在王莽时代，有一些人就认为，不应该跟王莽合作，而应该隐居乡野。所以等到东汉建国后，这些在王莽时代不出仕做官，讲究名节的人，在东汉初年就成了道德楷模，为人们所看重。

东汉时代，尤其是到了东汉后期，一方面，士大夫在王莽以来追求名节的风气引领下，注重修身；另一方面宦官和外戚交替秉政，士大夫就和统治集团之间产生了矛盾，这就造成士大夫和统治集团的激烈抗争。那么两次党锢之祸，就是士大夫集团和皇权以及依附于皇权的宦官和外戚总的摊牌。

这个时候，士大夫集团批评执政的公卿，批评皇帝，表现出了一种婞直的风尚。所谓“婞直”，“婞”就是耿直，“直”是直率，不管外部环境如何，直接提意见，表达了这样一种风尚和取向。

秦汉的社会经历了这样的四次变迁，而东汉的时代被认为是世风最美好的时代，和这样一个时代背景是有关系的。我们看一看，东汉的社会风气到底是怎么样的。可以说，王莽的“篡位”对后来的继承人刘秀，也就是东汉的光武皇帝，刺激很大。

我们上次讲过，为了推王莽上台，全国好多人写信歌颂王莽的功德，可以说王莽是被抬上历史舞台的。汉光武帝刘秀，有鉴于此，就故意地尊崇人的节义，就是节操和道义，敦力明史。他所举用的都是那些操守比较好的、在王莽时代没有什么恶行的人，这就导致社会风俗为之一变。而东汉初年，自光武帝、明帝、章帝时代，又崇尚儒家经典教育。我们以前讲过，这个时代，连皇帝的羽林军、虎贲军，就是皇帝的警备军队都要通《孝经》，可见这个时代教育是多么普及。正是在这种风俗下，养成了汉代人个个都注重名节，讲究节操。

汉人讲究节操，有很多“行为艺术”的表现。比如说东汉的官员到某个地方去上任，要“十日一炊”，十天做一次饭，而且“长茹蔬菜”，就是不吃肉，以表示自己的清廉；有的官员“计日受俸”，到就任的地方后，按说他应该干满一年，但是去的时候已经是二月了，走的时候是十一月，没有干满一年，那他就把一年的工资除以365份，然后，乘以在这儿待的天数，按照实际工作的时间来拿薪水，这叫“计日受俸”；还有的官员为了显示自己两袖清风、一尘不染，老婆孩子在家里遭了饥荒了，来投奔他，他就故意把老婆孩子关在门口，不让他们进府衙，这个叫“不纳妻子”。这在东汉时代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官僚用以表示自己清廉的“行为艺术”的模式。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党锢之祸爆发的时候，东汉的民间社会对这些被朝廷抓的党锢人物，体现的是一种同情、帮助、支持和保护的态度，这就是东汉的风俗。

我们举东汉党锢之祸当中的两个人物作为例子。一个人物叫范滂。范滂是汝南郡的功曹，他在党锢之祸当中名声很大。建宁二年(169)，也就是汉灵帝继位的时候，大诛党人。诏书下来，就要抓范滂，郡里的督邮吴导抱着国家颁下来要抓范滂的诏书，就把自己一个人关在驿站的传舍里，趴在**哭。范滂听说吴导作为督邮在这个传舍里哭，就说，他来肯定是为了抓自己，所以就主动去县里投案自首。这个县令名字叫郭揖，他听说范滂来投案了，把自己的官印和绶带解下来，准备和范滂一起逃亡。他说：“天下这么大，你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呀？”我们知道，后来《三国演义》中记载了一个人物叫陈宫，他也一样，当曹操被抓之后，他就解了印绶跟曹操一起逃亡，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一个风俗。

范滂就对当时的县令郭揖说：“我死，这个罪责就结束了。我不能拖累你，更不能让我的母亲跟我一起颠沛流离。”范滂被杀的时候，他母亲来看他，母亲就说：“你今天和国家的贤士大夫‘李杜’这些人齐名了，你死，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你又想有个好名声，又想活的时间长，怎么可能呢？”当时的东汉时代有这样几个著名人物，早期的李固、杜乔，后来的李膺、杜密，因为他们都姓李、杜，所以当时把这种社会上的清流领袖称为“李杜”。范滂见母亲这样支持他，非常感慨，就把儿子叫过来教育：“我想让你做坏事，但是坏事不能做；我想让你做好事，但你如果做了好事，那就是害了你。”范滂被杀了后，听到范滂讲这些话的人，都潸然泪下。范滂被杀的时候33岁，这是党锢之祸当中非常感人的一个人物。

另外一个人物叫张俭。张俭在党锢之祸中，因为下狠手治理在他家乡为非作歹的宦官的亲属，而被别人举奏。张俭被举报后，就从家乡逃走了。张俭在逃亡途中“困迫遁走，望门投止”。什么叫“望门投止”？意思就是不管这个人家他认不认识，看起来像个高门大户，是个读书人家，他就敲门，请求他来保护。人家一听说他是张俭，都保护他，并且帮助他逃亡。他一路逃亡到了山东，住在东莱县的一个叫李笃的人的家里。外黄县的县令，名字叫毛钦，他拿着兵器就追到了李笃家门口。李笃为了保护张俭，就拉着毛钦说：“张俭是名闻天下的人，大家都知道他是无辜的，今天就是能把张俭抓到，你忍心把他抓走吗？”

这个毛钦就站起来，拍着李笃的背说：“蘧伯玉耻独为君子，足下如何自专仁义？”李笃就说：“我李笃虽说好义，但您今日已得义一半啊!”这个外黄县令毛钦叹息而去，李笃就想办法把张俭送出关塞，送到北方去了。张俭逃命经过的地方，因为隐藏张俭，而有数十家人都被族灭。当时史书记载，叫“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

我们看到，一个是留下来等死的范滂，一个是逃亡的张俭，他们在被害的过程当中，都有地方官员愿意以破家灭门为代价保护他们。今天，我们已经不知道李笃、毛钦、郭揖、吴导这些人在历史上都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了，可是就因为保护了范滂、张俭而被历史留下了名字。

我们又看到，张俭可以望门投止，拍拍门说，我是张俭，请保护我，当时的人就真的愿意保护他。我们可以看到东汉末年的社会风尚到底有多好。所以，顾炎武就感慨，东汉末年，朝政日益昏聩，国家的政治日渐败坏，可是这些君子，他们依仁蹈义，舍命不渝，仍然按照自己的规则行事；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不管外面雨下得多大，天多么黑，到了天该亮的时候，鸡照样打鸣。这就是讲东汉的这些君子、士大夫，不管政治多么恶劣，都不因为外部环境的恶劣而扭曲自己，我该干什么，我还干什么。

所以虽然东汉的时候，皇帝一个比一个浑蛋，政治日益败坏，大家都知道这个国家就要灭亡了，可是“倾而未颓、决而未溃”，这个国家看似要倒，看似要亡，最终又苦苦地支撑了接近半个世纪。这是为什么？这就是因为东汉有一个好的民间社会，有一个好的社会风俗。

东汉社会的儒生，他们有理想化的情绪，在生活上崇尚节俭，恪守节操，严格要求自己；在政治上也是理想严苛，用自己的道德标准去严格要求统治者。我们看到，东汉时期这些政治家、士大夫，不管是遇到像梁冀这样的跋扈将军，还是遇到像汉桓帝、汉灵帝这样的昏君，抑或是遇到了像曹节、王甫、侯览这样的大宦官，他们都是迎难而上，跟这些黑恶势力做斗争。

比如在东汉党锢之祸的最后一幕中，有一个人物叫陈蕃。这个陈蕃大家对他很熟悉，因为王勃在《滕王阁序》里面曾经写过“徐孺下陈蕃之榻”，说的就是这个老人。在汉灵帝时代，他是太尉，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了。因为他是天下名臣，所以在第二次党锢之祸爆发的时候，宦官本来是没有想过，也不太敢动陈蕃的。可是当陈蕃听说第二次党锢之祸爆发后，他就带着自己的学生和官属冲入皇宫，跟宦官做最后的斗争。最后，被宦官团团围住，抓起来害死在监狱当中。《后汉书》这样评价陈蕃，说他“以遁世为非义，故屡退而不去”，隐起来不履行社会责任，独善其身，这是不合道义的，所以陈蕃即使屡次被别人羞辱，他也不退，他要履行自己的义务；说他“以仁心为己任，虽道远而弥厉”，以儒者的社会责任感作为自己的准则，虽然前途漫漫，可是他从来没有懈怠。

东汉到了最后的五六十年时，国家一直处在动**当中：公元168年爆发党锢之祸，公元183年爆发黄巾起义，公元189年爆发董卓之乱。可是百余年间，尽管有这种政治的昏聩和国家的动**，但一些大的军阀始终不敢篡夺最高政权。一些权臣和军事将领，中央一纸诏书，他们就俯首称臣。乃至于我们知道，完全不讲游戏规则的曹操，他以武力统一北方，最终都不敢走出篡夺汉朝江山的那一步。

《后汉书》说“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汉朝最后这五六十年苟延残喘，全靠的是这些仁人君子，他们用心力来维持这个国家最后的一口气脉。儒学在东汉社会治理当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中下层，它维护着地方网络，塑造着社会风气。东汉的社会风气之好，是后代社会难以想象的。早期的儒生们没有那种老于世故的沧桑感。

可以说，东汉是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最美好的时代。这个时代有累世经学，他们靠经学传家，因之而起门阀；他们操守自持，以仁义为标榜。但是随着东汉的崩溃，随着皇权和士大夫、官僚集团在最后的摊牌当中两败俱伤，中国一个绵延四百年的大一统王朝，就这样冰消瓦解了，儒生们从以操守自持，从以道德用事，而改为人人做好自己的“自了汉”。

伴随着东汉的结束，中国历史的又一个大变局即将开始。这个时代到底带给我们哪些变化？在接下来的几节中，我们要来总结两汉时代的社会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