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叶大师说，“一不等同于一，不仅仅等同于一，不总是等同于一”，这句话是大法的出发点。他认为，人们也许会将这句话或者与之相应拓展出来的句子说得太长，这就是说，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情况下，说这句话是对的，但是一段时间以后，如果形势发生了变化，说这句话可能就不对了。如果要研究这一论断，人们必须冷静对待这些错综复杂的思路，但是永远不要忘记，本质上这其实指的是很简单的东西。思考时要抓住花蕾般的概念有困难，因为在迅猛的开端下，思考呈现出一种强烈的渴望，所描述的东西没有被理解成花蕾，而是花朵。因此，对于思考者来说，花蕾概念已经是致力于不要保持现状的事物的概念。在此涉及的是简单东西，命名和使用方面没有困难。许多人起初不理解大法，因为在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两大派别中，他们只认真对待其中的一方，即被观察者，并认为我们的思考具有模糊性和仓促性，这是被虑及的事物所缺少的特性。然而，被虑及的事物并不缺乏模糊性和仓促性。如果思考是模糊而又仓促的，那么通过思考有望让其遵从自然，如此我们的思考也没有缺陷，而是正确的。当我们说“科学是科学”这句话时，它似乎很有道理，这是因为同一个词被用了两遍。但是同样的词指的是不同的东西，而且不仅仅出现在不同的时期。当下的物理学家们怀疑历史撰写者们是否遵循了科学，只有他们自己的方法似乎是科学的。艾福大师承认物理学家们说得对，但是也驳斥了物理学家们的科学性，因为他们对于新历史学知之甚少。人们很容易将科学想象成去努力发现并证明科学论断和方法的非科学性，这种做法还能带来好处。苏国大革命展示了重复例如“农民是农民”此类句子而带来的好处。米恩列发现，在苏国，各地的“农民”纷纷以不同形式涌现，对于特定的进程，农民们的态度截然相反。他将这种不同态度造成的差异定性为财产所有的差异，并从中为大革命谋取了暴力的好处。但是他能够这样做的原因只是因为他同时也观察到：首先，尽管他发现了差异，但是农民们的态度是一致的，这与工人们相反，后者想要废除个人财产，而农民们则想保留，贫穷的农民们想要获得财产。在此，“农民是农民”这句话就发挥作用了。如果在某一时期农民中间的矛盾很大，以至于如果一些农民想继续做农民，另一些农民就无法再继续做农民了，此时，这句话就发挥作用了，行动也必须以这句话为基础。在一个残酷的年代，工人们在米恩列和倪恩的领导下战斗，目的是为了让“农民是农民”这句话能够发生作用，他们采取的方法是让富裕和贫穷的农民成为拥有相同财产的农民。然后在同一年龄层的人群中，工人团体内部出现了反对派，它基于“农民是农民”这句话预言（断言）了农民和工人之间的斗争，这些斗争只有在农民或者工人一方获胜后才能结束。反对派要求工人们采取措施来应付这样的斗争。团体陷入到争斗的危机中，此时，“农民是农民”这句话开始显现出它的脆弱，因为农民们变身为工人，如此，“农民是工人”这句话很多时候能更好地为他们服务。反对派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被打败了。但是，很多人无法看出通过剥夺个人田产而变身为新工人的农民性，他们已经完全把“农民是农民”看成一句过时的话，这些人犯了大错。因此，这句话换了一个形式后依然一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