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嵘作为关心当时诗坛的鉴赏家，自然有他评论诗歌优劣美丑的观点。那么，他在他的著作中，把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11人，中品39人，下品72人，这究竟是根据什么标准来分的呢？或者说，他认为诗美究竟存在于哪里？这是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楚的一个根本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罗根泽在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所做的回答仍然是最好的，这里根据他的一些立论，并作一些补充。罗根泽说：“自钟嵘看来，用事用典，宫商声病，繁密巧似，都违反自然，矫正的方法，当然也就要提倡自然。刘勰也提倡自然，但不以自然为根本观念；钟嵘《诗品序》里深深的慨叹‘自然英旨，罕值其人’，可见他所标榜的准的——即根本观念——是自然。”[2]这个说法是总观全书所作出的结论，是比较有力的。在《诗品》里，钟嵘反对当时诗坛上的几种不良倾向，其一就是用典过多，以知识入诗，成为一种倾向，这就使诗歌的抒情性质大大消减了；并且使诗变得晦涩难懂，枯燥乏味。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对这一现象有所描述：“……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唯睹事例，顿失精彩。”这些在诗中大引典故的人，显然不知诗之为诗的审美抒情特征。针对此点，钟嵘在《诗品序》中说：

夫属词比事，乃为通谈。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为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近任昉王元长等，词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浸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词既失高，则宜加事义。虽谢天才，且表学问，亦一理乎！[3]

钟嵘指出，选词造句合理，排列事实合适，就是通达的文章了。至于经世治国的文献典籍，应当广泛征引，驳议奏章，称颂古人，也适宜引用前代的事迹。至于吟咏情性的诗歌，又何必以引用典故为贵呢？像“思君如流水”，写的是眼前所见；“高台多悲风”，也是眼前景致；“清晨登陇首”，哪里有典故；“明月照积雪”，难道是出于经史吗？遍观古今的佳句，都不是拼凑典故而成，而是“直寻”。颜延之、谢庄用典尤其繁密，影响当时的文学界。因此，大明、泰始时期，文章如同抄书。近来任昉、王元长等，文不贵新奇，比赛着用新典。自此以后的作者，受其影响，竟成一时风气。于是讲究没有一句无典故，没有一字无来历，其结果是生硬、干巴，拼拼凑凑，对创作造成了严重的毒害。而自然而然的精粹旨义，却很少人去寻找。（可能有人认为）自己的文章已无高超之处，那么就多一些典故和哲理吧，虽没有天才的表现，也可以卖弄自己的学问吧，这也是一个道理。

在这里，钟嵘首先认为诗歌和一般文章是不同的，一般的文章可以多引证一些也无妨，因为那时议论文字，可以用“他塑”的技巧，以前人的权威来加强自己的论点，这是必要的。但诗歌是抒发性情的文字，多用典故，就可能枯燥无味，因此诗歌作为审美的形态应多用“自塑”的技巧，这样才能抒发自己的感情，也才能感动别人的心。其次又认为，诗歌是天才的产物，最宝贵的是“自然英旨”，而不是什么学问，所以典故、哲理再多也无济于事。

那么，怎么才能达到“自然英旨”的境界呢？钟嵘提出“直寻”说，所谓“直寻”就是直观，写自己眼前所见的具体生动的形象，只要自己有内在的领悟力，那么在所写的形象中必然会有“自然英旨”之深刻和情趣。钟嵘在评谢灵运的诗歌时又说：“若人兴多才高，寓目辄书，内无乏思，外无遗物。”另外在评陆机诗歌时提出的“直致之奇”，也意在说明诗歌创作是对真实和真理的直接的观照。这是对“直寻”说的进一步的说明。“直寻”说的提出，是古代诗学创作论的一次飞跃，因为它揭示出诗歌的创作是与直觉密切关联的。后来王夫之的“即景会心”说，王国维的“不隔”说都受其影响。由于“直寻”是主体对客体瞬间的把握，容不得用知识来拼凑，所以是最自然的。在“直寻”中，“自然英旨”也就必然会自然而然地达到了。

其次，钟嵘又指出第二种不良倾向，那就是当时诗坛过分讲究声律的弊端。南齐时期出现一种“永明体”诗歌，且有泛滥之势。所谓“永明体”是根据沈约提出的“四声”“八病”理论创作的严格格律化的诗体。平、上、去、入四声，都必须遵守，每句中五个字的声韵也有区别，不能违反，违反了就是“病”。应该说，五言诗讲究韵律，对形成诗歌的艺术文体是有好处的。但如果在声律上限制过多，就必然会妨碍诗歌思想感情的表达，并失去自然的品格。钟嵘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对“永明体”表示不满，《诗品序》说：

昔曹刘殆文章之圣，陆谢为体贰之才，锐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闻宫商之辨，四声之论。或谓前达偶然不见，岂其然乎？尝试言之，古曰诗颂，皆被之金竹，故非调五音，无以谐会。……今既不被管弦，亦何取于声律邪？……王元长创其首，谢朓沈约扬其波。三贤或贵公子孙，幼有文辩，于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至平上去入，则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4]

意思是说，从前曹植、刘祯是文章的圣手，陆机、谢灵运也是两位才子，他们锐研精思，千百年中，没有听说“宫商”的区别和四声的理论。有人说这是前人偶然没有发现，难道是这样吗？现在尝试来谈谈这个问题，古代的“诗颂”都是有音乐配合的。所以若不调和五音，就不会和谐动听。……现在写诗已不配音乐，为什么还要讲究声律呢？……（现在）王元长开了头，谢朓、沈约推波助澜。这三人有的是贵公子，少时有文才，于是很多人仰慕，在声律上竭力搞得很精密，好像衣裳上的皱褶，屋上架屋，重叠繁复。这样造成语言上的拘束，破坏诗的“真美”。我以为创作的原则，本来应能诵读，不能滞碍，只要清音和浊音和谐，也就够了，至于四声的讲究，我做不到，所谓“蜂腰、鹤膝”的毛病，一般人不可避免。在这里，钟嵘从对诗歌创作中声律的运用切入，进一步提出了诗要“真美”，即自然之美。钟嵘也认为诗歌创作适当地讲一讲声律是可以的，他就曾用“音调铿锵”评价过诗人的诗，可他以为在声律上“清浊通流，口吻调利”也就够了，决不能因讲究声律妨碍诗的感情的自然表达。所谓“真美”，即是自然真实的美，不是人为造作的美，过分注意声律，讲什么四声、八病，这就必然陷入人为的造作，而丧失了诗的“真美”。钟嵘的“真美”说，与他的“直寻”说，是联系在一起的，不过“真美”说是从诗的效果上说的，而“直寻”说是从创作的角度上说的，但两者所强调的都是自然：感情的自然，声律的自然，“自然英旨”的境界。

最后，钟嵘对于当时的诗歌受玄学的影响也深为不满。他说“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皆平典似‘道德论’。”[5]本来“黄老”作为哲学思想是崇尚自然，但有些诗人不明白诗歌的抒情性质，不宜于说理，或故意在诗歌里面卖弄知识，使诗歌淡而无味，在抒情的文体里，夹杂着那么多的玄理，当然也是不自然的。所以“自然英旨”说也是针对当时诗歌的说理倾向也提出来的。

不难看出，钟嵘关于诗歌应以“自然英旨”为美的主张，虽然是针对当时诗坛的种种弊端而发的，但“自然英旨”应是诗美的普遍属性。他的这一诗学思想显然源于庄子的“天籁”观。刘勰《原道》等篇中开始主张文学的“自然之道”，但把这个问题解决得比较好的则是钟嵘。钟嵘从创作论上力主“直寻”说，反对过多用典，反对过分追求声律，主张对事物的瞬间把握；在鉴赏论上则力主“真美”说，以诗歌的真实自然为欣赏的高格。他对一系列诗人的评议都体现出这个标准，如他评颜延之“汤惠休曰：‘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彩镂金。’颜终身病之。”从钟嵘以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李白《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成为诗美的极致。“雕琢自是文章病，奇险尤伤气骨多”（陆游《读近人诗》），故意的雕琢成为诗美的“敌人”。可见“自然英旨”对后代的诗评是有直接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