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从希腊人的历史上去考察这个特征。无论在实际方面在思想方面，他们永远表现出精明，巧妙和机智的头脑。奇怪的是，在文明初启的时候，别的地方的人正在血气方刚，幼稚蛮横的阶段，他们两个英雄中的一个却是绝顶聪明的于里斯，本领高强的水手，做人谨慎，有远见，生性狡猾，会随机应变，会层出不穷的扯谎，一心只想着自己的利益。他乔装回家，嘱咐老婆叫追求她的人多多送她项链手镯，他直要他们孝敬够了才把他们杀死。女巫西尔赛委身于他的时候，或者水神卡利普索提议让他动身的时候，他都叫她们发誓，以防万一。人家问他姓名，他随时背得出新编的故事或家谱，说得头头是道。便是他不认识的巴拉斯〔战神〕听了他编的故事，也佩服他恭维他，说道：“噢，你这个骗子，你这个扯谎大家，想不到你这样诡计多端，除了神明，谁也比不过你的聪明！”——子孙也不辜负这样的祖先：在文明衰亡的时候正如文明开始的时候一样，他们身上最主要的是才气；他们的才气素来超过骨气；现在骨气丧尽，才气依旧存在。希腊屈服以后，希腊人中出现一批艺术鉴赏家，诡辩家，雄辩学教师，书记，批评家，领薪水的哲学家；在罗马统治之下又有一般当清客的，说笑凑趣的，拉纤撮合的所谓“希腊佬”，勤快，机警，迁就，什么行业都肯干，什么角色都肯当，花样百出，无论什么难关都能混过：反正是斯卡班，玛斯卡利，[22]一切狡狯小人的开山祖师，除了聪明，别无遗产，完全靠揩油过活。——再回头看他们的盛世，把他们最使人钦佩和同情的大事业考察一下。这事业就是科学；而他们的从事科学还是出于同样的本能，同样的需要。腓尼基人长于经商，有一套数学用来算账。埃及人会丈量，凿石头，有一套几何学，在尼罗河一年一度的洪水之后用来恢复田地的疆界。希腊人向他们学了这些技术和方法还嫌不够；他不能满足于工商业上的应用；他生性好奇，喜欢思索，要知道事物的原因和理由；[23]他追求抽象的证据，探索从一个定理发展到另一个定理的观念有哪些微妙的阶段。基督降生前六百多年，赛利斯（泰勒斯）已经在论证二等边三角形的两角相等。据古人传说，毕太哥拉（毕达哥拉斯）发见了“从直角三角形之弦引申的方形，等于其他两边引申的两个方形之和”，欣喜若狂，许下愿心要大祭神明。他们感兴趣的是纯粹的真理；柏拉图看到西西里的数学家把他们的发现应用于机器，责备他们损害科学的尊严；按照他的意思，科学应该以研究抽象的东西为限。的确，希腊人不断的推进科学，从来不考虑实用。他们对于圆锥曲线的特性的研究，直到一千七百年后刻卜勒（开普勒）探求行星运动的规律，才得到应用。几何学是我们一切正确的科学的基础，他们在这方面分析的正确，使英国至今还用欧几里得几何作为学校教本。分析各种观念，注意观念的隶属关系，建立观念的连锁，不让其中缺少一个环节，使整个连锁有一项颠扑不破的定理或是大家熟悉的一组经验作根据，津津有味的铸成所有的环节，把它们接合，加多，考验，唯一的动机是要这些环节越多越好，越紧密越好：这是希腊人的智力的特长。他们为思想而思想，为思想而创造科学。我们今天建立的科学没有一门不建立在他们所奠定的基础之上；第一层楼往往是他们造的，有时甚至整整的一进。[24]发明家前后踵接：数学方面从毕太哥拉到阿基米提（阿基米德），天文学方面从赛利斯与毕太哥拉到希巴尔卡斯（喜帕恰斯）与托雷美（托勒密）；自然科学从希波克拉提斯（希波克拉底）到亚理斯多德（亚里士多德）和亚历山大里（亚里山德里亚）的一般解剖学家；历史学从希罗多德到修西提提斯与波利俾阿斯（波利比阿）；逻辑学，政治学，道德学，美学，从柏拉图，塞诺封，亚理斯多德到斯多噶学派和新柏拉图学派。——如此醉心于观念的人不会不爱好最崇高的观念，概括宇宙的观念。十一个世纪之内，从赛利斯到查斯丁尼安（查士丁尼安），他们哲学的新芽从未中断；在旧有的学说之上或是在旧有的学说旁边，老是有新的学说开出花来；便是思考受到基督教正统观念拘囚的时候，也能打开出路，穿过裂缝生长。有一个教皇曾经说：“希腊语文是异端邪说的根源。”在这个巨大的库房中，我们至今还找到后果最丰富的假定；[25]他们想得那么多，头脑那么精密，所以他们的猜想多半合乎事实。

在这方面，只有他们的热诚胜过他们的成就。——在他们心目中，关心公共事务和研究哲学两件事是人与野兽的分别，希腊人与异族的分别。只要读一遍柏拉图的《西阿哲尼斯》和《普罗塔哥拉斯》，就可看到一些年纪轻轻的人以如何持久的热情，通过艰难的辩证法追求抽象的观念。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辩证法本身的爱好；他们不因为长途迂回而感到厌烦；他们喜欢行猎不亚于行猎的收获，喜欢旅途不亚于喜欢到达终点。在希腊人身上，穷根究底的推理家成分超过玄学家和博学家的成分。他喜欢做细微的区别，巧妙的分析，要求精益求精，最高兴织蜘蛛网那样的工作。[26]他在这方面手段之巧，无与伦比；尽管这个太复杂太细巧的网对理论与实际毫无用处，他也毫不介意；只消看到绝细的丝能织成对称的，细微莫辨的网眼，就感到满足。——在这里，民族的缺点也表现出民族的天才。希腊是无事生非的强辩家，雄辩学教师和诡辩家的发源地。我们在别处从未见过一群有声望的优秀人物，像哥尔基阿斯（高尔吉亚），普鲁塔哥拉斯（普罗泰戈拉），波吕斯（波卢斯）等，能把以曲为直，对一个荒谬绝伦的命题振振有词的加以肯定的艺术，传授得如此成功，如此光彩。[27]希腊的雄辩学教师竟会赞美瘟疫，热病，臭虫，波利非玛斯和瑟赛提斯[28]；某一个希腊哲学家还说哲人在法拉利斯的铜牛中[29]快乐无比；有些像卡尼阿提兹（卡涅阿德斯）那样的学派〔新学院派〕同时站在正反两面作辩护；[30]有些像亚纳西台谟斯那样的学派〔怀疑派〕，认为没有一个命题比反命题更真实。在古代传给我们的遗产中，似是而非的和怪僻的议论比任何时代为多。他们的机智要不在谬误方面和真理方面齐头并进，就会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

这一类的聪明从推理转移到文学方面，便形成所谓“阿提卡”趣味：讲究细微的差别，轻松的风趣，不着痕迹的讥讽，朴素的风格，流畅的议论，典雅的证据。相传阿培利（阿佩莱斯）去拜访普罗托哲尼斯（普罗托耶内斯），[31]不愿留下姓名，拿笔在盘中画了一条又细又曲折的线。普罗托哲尼斯回家看了，说那必是阿培利，便在图旁画了一条更细更活泼的线，叫人下次拿给客人看。阿培利第二次来，看到人家画得更好，心下惭恨，便画了第三条更精炼的线，把原有的两个轮廓一分为二。普罗托哲尼斯看了说：“我输了，我要去拥抱我的老师。”——这个传说可以使我们对希腊的民族精神约略有个观念。他们就是用这种游丝一般的线条勾勒事物的轮廓，就是凭着这种天生的巧妙，精密，灵敏，在观念世界中漫游，目的是要把许多观念加以区别，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