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能预见革命后的多重问题，波旁王朝的君臣是否会有所忌惮？位高者将祖传的权力视为规训民众、从中获取威严、满足欲求的工具，而不理会权力的内涵与界限。路易十四以表演的风格维护君权的合法性，使之在危机下仍有辉煌的相貌，表演道具也从未蒙尘。这是脆弱的强大，因为表演仪式唤起的是民众对于虚无的想象，维持表象的是不具备实践力的语言、勉强的服从与腐败的荣誉感，难以理清的矛盾日积月累，包括人与宗教、人与国家、人与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新经济制度与旧治理体系的脱轨催生的是高傲与愤怒、急迫与惶恐。在不妥协的对抗中，是非与善恶的边界模糊，那些看似真实的却是假的，看似恶的却是无罪的。

国运维艰时，诉诸故往圣贤的智慧，以统一的意志变革旧制度，这是现代政治诉求，对于法国却不容易。是实行君主制还是共和制，波旁王朝的君主就愿意妥协，他的廷臣又愿意放弃功名利禄，返归乡田？即使如此，受压迫者如何平息对制度之恶的愤怒，他们愿意宽容那些不宽容的人？教士阶层就会远离世俗权力，放弃充裕的经济收入，然后默默无闻地担任地狱与天堂的摆渡人？他们的殉教精神早已堕落，民众如何相信他们能为迷途者解惑？书报审查制度若取消，那些劣迹斑斑的人会不会提心吊胆？有人批评旧制度，是为实践普遍正义，有人批评旧制度，是想从中获利，他们是否有和解的可能？旧制度的习性已占领公共空间，其中的人多少为之浸染，法国人痛恨官僚气，但人人可能有官僚气，怎么解得开缠在一起的冷漠、高傲与理想？时至路易十六，旧制度变革的可能性已趋于无，革命之幕先是一次次轻微的抖动，然后突然升起，那些来不及化妆的人在舞台上因势起舞，一个个奇形怪状，都觉得自己的理想是最好的。

旧制度晚期的法国像秋雾下的车站广场，一切在寒凉中流变着，有魔幻神秘的气息。一个人在那里高呼理想是滑稽的，在那里劝人向善是滑稽的，以雄辩的修辞套取一时之利才是正途。人人来去匆匆，感受缥缈，要尽快离开过脚之地，奔向远方，但远方是哪里，没人知道。在生存理性主导的风俗下，这些没有身份的人是尘世的过客，而过客心里常是不安，或愤怒于当下，或沉醉于彼岸的幻境。一个人如此，是个体心理的失控，一群人没有身份，就是破坏性的力量，但他们向谁索取这样的身份，是教会或国家，还是风俗或制度？这些东西在情感意义、法律意义和道德意义上都没有确定的身份，却在相互消解着仅存的一点尊严。

因势起舞的政治策略与车站广场心理打散了人的个体身份和集体意识，他惯于在不同的场景里变形，有时高傲，有时卑琐，他是善良的，也干得了邪恶的事。人人如此，就是主体虚无的社会，不存在实践权力契约的可能。身份危机与法国革命暴力的失控有直接关系，源于观念的党派冲突与身份危机结合之后会有更大的冲击力。所以，身份虚无是革命失控的深层原因：

社会美德不为人知，对国家的爱像影子，群集的人只想从相互伤害中获益，一心争取主权者的好处，主权者为了利益，会伤害一国的民众。人心就是这样败坏的，遍及国内各处的邪恶与世代相传的堕落也起因于此。

宗教让国王腐化，国王又败坏法律，法律不再公正，所有机构都在堕落，教育只培育邪恶的人，他们因为偏见而盲目，醉心于空虚、奢华、行乐，自然隐没了，理性受歧视，美德是梦幻……习惯、榜样、爱好将人引向罪恶。[62]

旧制度的弊端在于此，法国革命的弊端在于未能消解旧制度的弊端，旧制度造就了那么多变形者，革命却不能让他们摘掉面具。一个人不因出身、信仰、经济收入和政治地位的不同而受别样待遇，仅作为一个人就有平等权利，从生命的起点到终点都是如此，他才有坚固的现代身份。这样的身份培育的是独立人格，他不因观念差异和世事多变而觉得受威胁，愿意接纳新变化，并从中寻求人与制度、个体与集体的平衡。在英国历史上，人的身份与制度的关系不是逻辑难题，也没有实践困难，一切旧的在不知不觉中沉积为历史遗产，一切新的如愿登上现代舞台，由此成就了英国传统的“伟大连续性”。在旧制度晚期的法国，普通人为了确定的身份抗争不息，但徒劳无功。

对于法兰西民族的心理困境，敢于面对真实，并在争论中寻找新社会的常识与共识是抵消动**的好方法，但承载公共舆论功能的报刊不是独立的。在传统权威弱化的时代，出版业虽触及旧制度的运行模式，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初具眉目，普通人能以书报自我教育，培育独立的判断力，但王权和教权不断削弱时代舆论的批判力，普遍的不满无处申诉，申诉了也无解决的希望。“最小的自由结社，不论目标如何，均使政府不快，只让那些由它一手组成、由它主持的社团存在。”[63]人是高贵的政治动物，但在此时此地不得不屈从于生存本能，权力被扭曲的欲望所污损，失却古典时代的荣耀感，降格为谋生的手段，它不能保卫崇高的理想，反而是为人取笑的行当。

英国和法国处在历史辩证法的两端。英国人有确定的身份，不会在神秘的荒凉中**着身子狂奔，没有狂奔过，民族精神里就缺少一点野蛮的诗意。而法国人在另一端，18世纪启蒙理性颠覆了经院传统，19世纪浪漫主义又解放了作为理性对立面的情感，20世纪当浪漫主义滑向悲观的存在主义时，结构主义作为传统哲学的对手出现，这是一次语言的革命，词语打碎了风俗与制度赋予它的意义，它也不想寄生于物象与事件，要独立地表达自我。只是一路狂奔，代价不菲，但法国人又能怎么办？旧制度下的人性之恶会变形，无限繁衍，就像希腊神话中的九头蛇，赫拉克勒斯打碎了一个头，一个新的又长出来，而中间那个怎么都砍不掉。对于不断变形的恶，劝它向善是徒劳的，要彻底消灭它，斩断恶的根，1789年革命担负了这样的使命。它让那些藏在阴暗洞穴里的孤独者，那些因不见光亮而日益枯瘦的懦弱者，走出生存理性的洞穴。但有些斩断恶之根的操刀手就脱胎于这样的恶，他们在欢呼的人群里四处观望、内心冰冷，不时用脏衣袖抹几把鼻涕，然后用愚弄旧制度的手法对付新制度。

对于法国旧制度的风俗，当时的人难有改善的良策，而现代史学家，虽能自由地翻阅档案，思考暴力革命的起源，却未必有事后的智慧，清楚地知道法国人如何摆脱为公与徇私的困境。法国的旧制度确实出了问题，但比制度之祸更难以厘清的是人心之乱，制度源于人心，不公正的制度让人心更迷茫。普遍的不公里尚存良法，却是僵滞的，或是浮动多变的，因执行者冷漠的面容与刻薄的言辞失去感化人心的力量。若要彻底改观，首先是变革制度，还是改良人心？不变制度，如何改人心？不改人心，如何变制度？

这是个思辨的循环，制度、风俗与人心都可能是第一原因。法国人曾陷在这个循环里，总想打碎它，却多次陷入徒劳。启蒙思想要诉诸风俗与人心的变革，希望以全新的道德改良风俗，然而文字之力微弱，或沦落为名利场上的陈词滥调，或迷恋于清谈与幻梦，于事无补。1770—1774年，掌玺大臣莫普（R. N. de Maupeou）力求改革司法体制，1776—1781年，任财政大臣的瑞士人内克（Jacques Necker）施行全面变革，在各省设立议会，限制总督和高等法院的司法权，强化社会管理和财政体系的透明，缩减宫廷开支，规范年金授予制度。他由此被看作改变法国的希望，但相关措施仍遇到阻力，效果微弱。对于旧制度的进退之难，塞古（Octave de Ségur，1779-1818）伯爵有评论：

人人想修复这个古老的建筑，都伸出了手，却颠覆了它。那么多人贡献了智慧，引起的是暴乱，五十年来，人人焦虑不安的生活像一个梦，在君主制、共和制、争论好斗与哲学思想间变幻着。[64]

普遍的社会问题源于法国旧制度的缺陷，所以变革制度就是自然的逻辑，但那可能是迷惑人的逻辑，总以为变了制度就能化解问题，实则不然，旧制度的弊端为改革的呼声扫过，毫发无损。为此，那些身处困境的人会求助于上帝，他既然创造了世界，就一定有力量重新规划善恶的秩序。倘若教士的偏狭伤及它的权威，怎么办？倘若那个代表最高正义的力量蜕变为一套让人失望的修辞，不再有精神感召力，怎么办？1770年，霍尔巴赫在《自然的体系》里论及宗教信仰垮塌的状况：

专制、独裁、腐化、特权、民众的迷失，要归咎于神学理念和教士的卑鄙谄媚，以上帝的名义禁止爱自由，禁止为自己的福祉努力劳作，禁止反抗暴政，禁止行使自然权利……几千年里，在神学代表里难能找到一个公正、热情、有才华和美德的人。[65]

法国历史说明主动或被动的制度改革没能避免革命，也没留下改良风俗与人心的良策。进而言之，革命若仅是变革制度，不触及人心与风俗，纵然暴烈，未必彻底。火红的铁镐劈在坚冰上，四处飞溅、落在地上的还是冰屑。反之，风俗与人心的彻底改观，即使温和，却更有效，新制度若发端于人心，保护它的善，规训它的恶，使之合乎风俗，人人遵从，生存理性不再颠覆程序正义，政治有崇高的荣誉。这是人类社会破旧立新的艺术，一种政治实践美学。若无力选择艺术之路，不免退而求其次，但政治革命要讲求理性，那是历史理性，拒绝那些不确定的情感，尤其要拒绝法国人过于崇尚强力、为血腥欢呼的亢奋。即使难免暴乱，也要知道那是迫不得已。道理是这样的，法国革命一旦开始，局势失控，个人在洪流中，一切高昂的却是脆弱的，一切主动的可能是迫不得已，表面的秩序井然在历史意义上是混乱不堪。1797年9月19日，拿破仑对此有所悟：“不得不用刺刀救国，这难道不是三千万法国人的大不幸？”[66]

革命年代的法国人有说不出的孤独，那感受深刻，以至于有人察觉不到，却将民族精神的乱看作狂放的欢乐，满足于虚无地出生、虚无地活着、虚无地死去。生命像一团扑闪的火焰，不知何时飞升，何时熄灭。布里索在命运之河里逆流而上，要在文学共和国里出人头地，却最终死在他所向往的自由里；里尔丹侯爵坚守贵族精神，而雅各宾派当权后，高尚的荣誉感朝夕间灰飞烟灭，化为空寂；萨德顺流而下，在沉沦中发现生命的意义，最终累及一个古老家族的名望。还有那个名声败裂的约瑟夫·富歇（Joseph Fouché），吉伦特派当权时，他是资产阶级利益的捍卫者，雅各宾派得势前，他迅速转变身份，支持处死国王，在巴黎政局动**时，他远离是非之地，去里昂镇压叛乱，带着大炮收缴有钱人的家产，之后却极力否认。1793年，他从雅各宾派的囚禁下逃脱，三年困苦之后成功混迹于督政府，担任警务部长，他为拿破仑效力时，始终与之貌合神离，拿破仑轻视他，却离不开他，因其掌握着大小人物的秘密。1815年波旁王朝复辟后，富歇出任路易十八的大臣，终因赞成处死路易十六遭贬谪，在苍凉中了却余生。[67]

法国现代早期史里到处是人性的狂欢，生活的无常已超越文字所能虚构的荒诞，混乱中，谁有推陈出新的力量？敢于直面问题的人无从把握社会的乱，而无见识的呼吁又徒增其乱。自1648—1653年反抗王权的投石党运动（La Fronde）后，凡尔赛宫开始监控报刊舆论，“Fronde”有了新词义：反抗、批评、指责，此后公共舆论与权力的对抗难以缓解。对抗的愿望让文字看起来是浪**者，跟随它似乎无所不能，却无大用。它希望民众能了解真相，因为这样会离真理更近一些，但在封闭的社会，人知道的真相越多，心中的苍凉也越多。隐藏于文字里的正义精神像一个黯然的女神，尘世的灵魂不相信她，她飘在法国上空，屡屡下来施展力量，但一次次受冷遇，被驱赶。而那些在地上爬、在泥水里打滚的道理，龇牙咧嘴，毫不掩饰吞噬旧制度的野心，旧制度却喜欢它们，以之为狷介忠良。旧制度存立时，它们的丑陋隐藏于修辞里，一俟旧制度废弛，它们就原形毕露，在恶的国度里无所不能。文字害怕它们的蛮力，始终与之离得远远的。这听起来够糟了，但不是最糟的。文字与真实分裂后，在化作虚无前被生存理性俘获，生存理性剥除文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让它为庸俗的理想服务。被驯服的文字有两类面貌：一个是训导式的，威严高亢的音调遍布法国的城市乡村，在专制道德的授意下统治着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为之设定无限多的规范；另一个是抒情式的，它将贪婪的愿望放在抒情诗里，征用甜美的声音，用高尚的言辞让人会心地服从。生活在训导与煽情风俗里的人是长不大的孩子，老迈的眼神中有幼稚的坚持，却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摆弄着身躯。这可能是法国人以暴力革命打碎旧制度的原因，恶已失去改正的机会，善已失去忍耐的品性。

文字与真实分裂的长远后果是知识体系的分层。旧制度知识体系的表层像水的泡沫，在浮泛中破灭复生，其中的形容词最多，关于未来的理想最驳杂，与真实的生活忽近忽远，这是虚泛的观念所造就的假象，启蒙时代关于美好生活的规划、法国革命时代的卢梭思想解释学、19世纪流动的宪法理念都在这一层。下面的一层知识是扭曲的心理感受，它承载着追求真实的批判精神，却不敢直白地表达，于是妄自菲薄，隐藏在下流的表象后，革命前四处流行的色情文学就在这一层，咖啡馆里的窃窃私语也在这一层。最下面的一层知识很隐秘，在人的心底里一代代传播，始终藏在黑暗与神秘之中，拒绝在公共空间里出现。那是无处不在的生存常识，是极富个性的博学，不识字的人也能成为学问家，而那些为悲惨生活压弯了腰的善良人更是大学问家，他们知道如何在混乱中活下去：言语过激的哲学家离开咖啡馆时为避免陌生眼光的追踪，要在巷子里转几个弯，是否得穿过嘈杂的集市；聚伙读禁书的人走出房间后，如何装得若无其事；巴黎出版商怎样**书报审查官，惯常手段失效后如何补救；路易十四将有权势的贵族收揽于凡尔赛宫导致上层礼仪败落后，一个正直的贵族如何在衰败的传统与强势君权之间平衡；一位母亲如何敦促她的孩子混入旧制度，又让他与之保持距离，作为时代精神的背叛者坦然快乐地生活。

那些隐秘的行为规范是法国旧制度最深层的知识结构，它清楚地知道第一层知识是虚幻的，第二层知识的背后是残酷的生活，而它自己呢，尽管是真实的，却是通向地狱的旋涡。这个旋涡有六个轮，第一轮是懦弱的良知，第二轮是冷漠的情感，第三轮是阿谀奉承，第四轮是唯利是图，第五轮是颠倒是非，第六轮是作奸犯科，旋涡中心是神秘的黑暗，生存理性所建造的地狱。深层知识结构拒绝文字的跟踪，它在生活中无处不在，却是神秘的力量，旧制度曾借用它巩固自己的身份，又以表演性的语言风格滋养它，它在旧制度体系之内，又在其外，君权、教权，甚至革命都无力改变它，反而受它控制，要取悦于它。

知识体系分层的后果，首先是民众之间无限度的对抗。不同知识体系里的人因语法结构、用词习惯、精神气质而有不同身份，沟通困难。那些变形者转圜应对，游刃有余，但损及普遍的正义，民族的情感共同体和道德共同体会散乱，一些人高兴的却令其他人愤怒，有人想改变这种状况，却在向人表达善意与宽容前的一刻放弃。其次是语言的迷失，一个事件在断裂的知识体系里有多种解释，这些解释不能融通，语言最初在物象上漂移，但很快滑向虚无，它对事件的陈述力随之消解，记录历史的功能受损害。最后是革命目标的模糊性，最深层的知识体系处处损害旧制度的合理性，但它有隐藏的本领，结果革命的改造力指向上层的知识体系。复杂的知识体系与革命的无限度暴力有关，革命者占领了第一层知识后致力于解放第二层知识，但对于第三层无能为力，他们有意打碎它，又不得不依赖它，若为其控制，革命精神就会分裂，失去目标。

要解释法国的现代化乱象，就不能尽信那时的政治家、哲学家或报刊作家的理想或誓言，他们是在某一层知识里观察制度与风俗。因为身处不同层次，他们的改革愿望互相对抗，有时对抗激烈，不再有实践的可能。广而言之，一个社会由不同的知识体系构成，街道有街道的知识体系，家庭有家庭的知识体系，公共空间、私人空间都有不同的知识体系。一个人从街道到家庭，从公共空间到私人空间，如果觉得不适应，那么他所在的社会有隐秘的对抗性，而且在整体意义上是封闭的。如果不同领域的知识体系是对立的，但个体在场景变化时没有不适应，那么这种封闭性是固化的，人已习惯了恶，愿意无限度地忍受，这样的社会也就没有开放能力。

18世纪的法国因破旧立新的复杂性而有普世的思想意义，它若从容解决纷争，将是创造现代制度的典范，相对于英国式的改良有更普遍的历史意义。但寻找公正宽容的共识何其难，所以法国的民主实践残酷却合乎情理，新旧对抗妨碍了民众对真实的感知，社会一旦动**，打碎一切的热情爆发，他们会失去方向，像古罗马的政治家西塞罗所言：“潜伏的灾害不为人觉察，甚至在你看到它之前，知道它之前，突然将你攫拿。”民族精神从混乱走向混乱，身处其中的人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在迷茫中麻木，在麻木中沉寂，在沉寂中恍惚以为混乱既是起点，也是终点，然后在悲观中听天由命，或在放浪中任性而为。若要思考如何避免，那不是在国运维艰时，而是在革命未有动静前。化解之策不能全然寄托于变革制度，急切之际仅仅注视着浅层知识体系，那可能是混乱的序幕。所以要追寻制度弊端的源头，改良风俗，让人心向善，克己奉公，结束人与人为敌的状态，在循序渐进中赋予个体以独立的身份，培育民族情感共同体和理性共同体，法国人才有可能摆脱不断革命的民族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