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逸麟先生与中国历史地理学

在邹逸麟先生近出的论文集《椿庐史地论稿》（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的封面，细细地印着一段耐人寻味的文字：

学术大厦本来是一代人一代人累积起来的。我们这代人研究的内容、水平和一些观点、想法，不论其价值如何，客观上反映了这一时代的学术背景。因而留给后人作为学术史来读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这段文字出自该文集的自序，本来是用以说明该文集的编辑缘起，现在将它摘引出来放在如此显要的一个位置，笔者玩味之余颇受震撼。

无疑，它言说着的是一代学人欲说还休的辛酸和无奈。

《椿庐史地论稿》（以下简称《论稿》）是邹先生在年届70之际编定的平生第一部论文集。众所周知，很多他学生辈的学者早在几年前已纷纷推出了个人的论文集，有些人还出版了好几种之多；然而，作为一个长期带领后辈冲锋在学术第一线的学者以及学术领导者，却从未得到过那种出版个人论文集的机会，——他尚且如此，他的同辈人更可想而知。以致在这本《论稿》出版之前，他的前辈早已有集，他的后辈也已陆续有集，唯独他们这代人却很少结集。

这里面有一个普遍性的偏见：很多人以为这代人的学问无足观。理由是，这代人自50年代迈出校门，便不断遭遇各种政治运动，到“**”时更是索性中止了业务学习。先天既有所不足（念完本科就到了头），后天又发育不良（进一步的深造机会干脆就缺乏），在这样的环境中蹚过来的一代学者，其总体成就自然难以令人抱过高期望。

确实，这代人被耽搁的时间太多了。以邹逸麟先生个人而言，从1963年到1974年整整12年的时间里，也就是他28岁到39岁的人生黄金时段，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邹先生在这部《论稿》的自序中沉痛地写道：“在这十二年里我没有写出过一篇东西，大家随便翻翻国内其他一些学者的著作目录，就可知这是我国大多数学者普遍的现象。”

但应该指出，这并不是那一代学人特有的境遇。凡经历过那一时代的，无论老辈（新中国成立前已成为学者的），还是稍晚一辈（恢复高考后经过研究生教育而成为学者的），都相应地被割去了生命中那段不短的本应该用来做学问的时间。

应该说，邹逸麟先生还算相对比较幸运的，尽管他和他的同时代人曾共同经历一个不幸的时代。他1956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当时的山大历史系名师荟萃，他有幸问学于杨向奎、童书业、张维华、郑鹤声、黄云眉、王仲荦等诸位名师。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1957年初便和王文楚先生一道，随谭其骧先生回到上海，参加《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工作。

以一个本科生的起点参与编绘历史地图，起初自然难以担当重任，好在一切有谭其骧先生悉心指点。而且，谭先生的指点让邹先生一直享受了30余年。这是何等令人艳羡的福分啊！——固然，在那个年代，能够将这种指点转化为受益，自有受益人本身的卓异之处。谭先生从指点最基本的入门典籍着手，先是指导邹先生编绘最基本的某朝代政区表，后又指导他撰写专题研究论文，一步步地硬是将一个生手培养成了一个历史地理研究的专门家。

因而，当1978年举国上下都在拨乱反正，都在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而忙碌的时候，邹先生已经在发表《论定陶的兴衰与古代中原水运交通的变迁》等重要论文了；进入80年代，当同辈人有些还在苦读研究生之际，邹先生已经凭借《黄河下游河道变迁及其影响概述》等大制作成了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一线中坚力量。

自参加《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工作不久，谭先生让邹先生爬梳唐以后东部平原地区的河道变迁，以黄河和运河为中心。因而在这部《论稿》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方面的专题论文达15篇之多。其中半数以上是窄而深式的内容丰富、考证精详的鸿篇巨制。尤其上面提到的那篇《黄河下游河道变迁及其影响概述》，它在《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一书中有5万多字，自发表后，一直被当作论述黄河历史变迁的经典依据。

本文开头曾提及邹先生工作的学术史意义，其实，历史从来都是活生生的。自创建伊始，历史自然地理的知识架构便存在着明显的两大重点，其一是历史气候中的冷暖变迁，其二是历史地貌中的水道变迁。而黄河变迁、运河变迁无疑都是水道变迁中的重头。尤其前者，堪称重中之重。就这一意义而言，邹先生在《论稿》最末一篇文章《我与中国历史地理学》中的那句话真真算得上掷地有声：

希望后人超过我们，而不能绕过我们。

可以预见，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要超过邹先生这些工作都将是非常困难的。识趣的最好还不如索性“绕过”——另寻一块适合自己才性的地方写写文章，倒也快乐。

80年代中叶以后，邹先生将研究范围逐渐拓展到历史时期的产业、经济、都市以及与此相关的区域、环境、人地关系等地理问题，因而《论稿》中接下来的几组论文都是这些方面的专题研究，凡16篇。笔者对经济地理一干问题素乏专攻，在此自以藏拙为妙，不过就兴趣相投的《江淮平原的人文》《论长江三角洲地区人地关系的历史过程及今后发展》诸篇来说，每次拜读都能得到一些新的感悟。这些文章虎虎有生气，文本宏大，结构清朗，读的过程令人浮想联翩，确实非老辈不能为。

并且，笔者深有感触的是，邹先生分析问题，从来不简单地就事论事，总是着眼于当时整个的历史地理背景——历史的、地理的，然后从中提出个人的发现，进而分析原因、探讨影响。他的文章特别有历史地理味。所谓历史地理味，不是那种将历史文章涂抹一些地域色彩或在地理文章中掺杂某些历史名词，而是一种很醇正的能同时运用历史学和地理学两维思维的既历史又地理的味道。——惭愧，这种味道竟然让人有一种久违了的感觉。近十几年历史地理学界推出的林林总总的各色新作，无可讳言地已离这种感觉渐行渐远，内中以复旦同仁为尤。这是值得引起足够关注的。笔者当然不敢鼓吹故步自封，只是，在学科发展与舍己耘人之间，我们有理由找到一个大体的平衡点。

相比之下，味道之类或许还可以归结为学术转型的问题，更令人不能不深思的一个问题是：到底该怎样对待学术？笔者时常为此感到惘然。翻阅所谓时贤的著作，每一页都歪歪斜斜地写着“名”“利”二字：胡说者有之，卖弄者有之，抑人扬己者有之，拉帮结伙者有之，直令人有“学术者，打狗杖耳”之感。邹先生在《论稿》中，身体力行地为我们给出了他无言的诠释。

《论稿》中共有3篇述学的文字，除自序和上文提及的那篇《我与中国历史地理学》外，还有一篇《追念恩师谭季龙教授》。在这些文章中邹先生回顾了自己的治学历程，也总结了一些为学的体会。笔者对此最强烈的感受是，饱含着深沉的对学术的诚敬。他叙述个人经历，从不吹嘘自己天才英纵，或者本来鲁钝异常而后济以非人的勤奋，他只是质朴地讲述他走过的路程，以及当中他的感受：有辛酸，有幸福，有收获，有遗憾。他反复告诫年轻人：“应珍惜现在的大好时光。”他的语调是恳切的，恳切得一如他在每次开学或毕业典礼上的致辞。而每次提及自己的成绩，他都是谦抑地打着折说话。这种气度，很惭愧，我们也得坦承：久违了。——到底是跟谭先生跟了30多年的啊。

图二十 邹逸麟先生为笔者题的字

其实还不光述学的文字，邹先生在他的研究论文中，同样怀着深深的诚心敬意。他的文字朴素、平实，既不玩技巧，也不抖机灵，总是着意于将复杂问题简单化、条理化，降低读者理解的难度。古代文章学理论中有一条原则“立言以诚”，很多人以为那只是泛泛的对文学语体文章的要求，其实对科学语体的文章来说，又何尝不当如是。

原载《历史学家茶座》第2辑

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