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1日是个忙碌的日子。一大早就接到学兄吴松弟教授的电话，他翌日赴美，有几件事要赶在动身前定下来。紧赶慢赶，下午把事情办妥；晚饭后，发现他又来了一短信，告知：陈桥驿先生走了。

这消息让我颇感意外。印象中，以陈先生这样的长者，绝不应该这么快就弃我辈而去的。侯仁之先生前年才走，享年102岁；陈先生小侯先生一轮，都属猪，隔一年多一点跟着也走了，实在让人感觉太突然了一点。

同时，这消息也让我感到特别遗憾。2010年夏，接到范今朝教授通知，说2011年秋要在杭州给陈先生办一个90大寿的庆典；我很憧憬，准备去，不期然那个冬天申请哈佛燕京学社2011—2012年度访问学者成功，于2011年8月去了美国。远隔重洋，也就缺席了那次盛会。回来后，一直想着专程去杭州拜谒，让门下诸学弟见识一下这位当代史地界的鲁殿灵光；可事情一忙，总想着还有明日。如今，没有明日了。

我当即打电话与松弟兄联系，商量为陈先生送别的事宜。晚上我又写邮件给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诸位委员，告知这一不幸的消息。当晚我为专业委员会起草了一副挽联：

主史地坛坫十数年，巨功在郦学，校本、文章传后世；

推天下英才三千士，多面称能手，古都、宁绍着先鞭。

这副挽联想概括陈先生在学术上的建树，以及他对后辈的汲引、栽培。仓促之间，不及仔细斟酌词句。发给专业委员会诸位副主任请是正，郭声波教授改了几个字，也来不及另起炉灶。随后两天，我总觉得该挽联未道出陈先生的人格和精神，正好新任所长张晓虹教授跟我商量所里的挽联，于是我又代拟了一副：

经困厄而志业不隳，是大学者本色，治郦开地理一派；

设绛帐以桃李广种，诚真名师风范，立雪遍禹贡九州。

2月14日，我将这两副挽联用白宣纸写好；15日带到杭州，用在了陈先生的告别仪式上。

仪式15日下午1时后开始。我和张晓虹教授一早从上海出发，在仪式开始前半小时顺利赶到了杭州殡仪馆一号大厅。侯甬坚教授、胡阿祥教授、安介生教授以及从外地赶回的陈门弟子阙维民教授、钟翀教授都已经先到了。仪式简短而庄重。礼毕后走下厅外的坡道，维民兄开车送阿祥兄和我们三位同事往杭州东站，我们都百感交集。上车前我喟叹了一句：“一个时代结束了！”维民兄当即表示同意，说：“陈先生绝对代表了一个时代。”

初次见到陈先生，在1990年深秋，本所为庆祝谭其骧先生80大寿而举办的国际历史地理学术会上。那次大会除侯仁之先生因临时身体欠佳而未能出席，其他人自史念海先生以下，真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陈先生携师母参加。报到那天，陈先生在东苑宾馆大堂看到一伙日本朋友，他大步向前，冲着其中一位用浓浓的绍兴话表示欢迎和问候，叽里咕噜说了好一会儿；然后把头朝侧后方一摆，站在他身后的师母上前一步，将他的话译成日语。之后几天，类似情景出现过好几次。但凡陈先生跟日本学者交流，哪怕是学术讨论时的发言、提问，师母都会在旁边相助。看到这场面，真让人艳羡不已。有这样的私人翻译，怪不得陈先生跟日本学界的交流那么频繁。

令人印象更深的是另一幕。在一位西方学者发言过后，陈先生站起来提问。他说着一口绍兴腔调极浓的英语，让人听起来煞是费劲。那位洋朋友显然也听不懂，陈先生说了没两句，就很客气地打断他，说：“请您还是说汉语吧。”顿时哄堂大笑。陈先生不为所动，仍站着说那绍兴风味极浓的英语，一边说一边打着手势，硬是坚持着把他想说的话说完。说了好长一通。完了又自己将发言内容用绍兴话重说了一遍。师母有无帮忙将他的绍兴话译成普通话我已不记得。总之他的话都很难懂，无论英语、汉语。搞了好久，经过旁边多人热心相助，那位洋朋友才明白陈先生想说什么。

这件事让我对陈先生肃然起敬。事后我常想，换作他人，在那样一个众目睽睽、时间紧迫的场合，经人一哄笑，肯定就放弃说英语了；然而陈先生那样淡定，那样执着地完成自己的发言。完了又顺应听众之请译成汉语，可谓既不委屈别人，也没有委屈自己。实在是人所难能。

那以后我开始读他一些有深度的《水经注》研究文章。特别是读到他关于“赵、戴相袭案”的判断，以及《水经注疏》版本梳理等文章，让我大为佩服。之前只粗略翻过他的论文集《〈水经注〉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以及较为通俗的《郦道元与〈水经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实话说，觉得其中有些内容较为浅显。至此意识到，陈先生恐怕是有一种随缘说法的意识。他能写一些较为浅显的东西给一般读者看，也能写精深的研究论文。有些学者能深而不能浅，这方面我感受较深的是先师谭其骧先生。他恪守不为流俗做学问的宗旨，从不写人所共知的东西，也不写教材；平时他还老感慨有些东西只能深入，没办法浅出，比如高能物理。碰到有悖他学术理想的要求，他不妥协。而陈先生则不同。陈先生似乎比较善于化解物我之间的矛盾。

以《水经注》校本为例。作为郦学家，陈先生毕生都在为做出一个自己的《水经注》校本而努力。早在20世纪80年代，他就帮人完成过《水经注疏》的校勘（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也出过自己的《水经注》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之后他不断地继续努力，到20世纪末，在自己并不满意的情况下，仍应他人之请而出了一本《水经注校释》（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直到前数年推出《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07年版），这才算他的最后定本。

从这里可以看出陈先生的性格。他可能并不拒绝拿出一些他自己并不觉得完美，只能算中间过程的作品，但他绝不是没有追求，更不是没有眼光。他只是有自己的处世之道。这一点，从他接引后学的态度上可以看得更明显。

中国当代学界有一个特点，那就是“20后”学者特别少。作为史地界“20后”的高光人物，陈先生是继侯先生之后，第二位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而且连任了两届。从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中叶，找他做评审专家、答辩委员或为著作写序的人特别多。我没做过精确统计，感觉中，他当答辩委员会主席或参加过答辩的次数，不要说同辈学者，就算在前后几辈学者中都很可能是最多的。他替人作的序，简直多到了太多的程度；即使不说有求必应，至少可能是比较少拒绝的。然而，陈先生在心里其实很有轻重。

90年代中期的一个初夏，《中华大典·历史地理典》在复旦开工作会议，陈先生也来了。散会时，他亲切地拉着也来与会的韩茂莉教授的手，千叮咛、万嘱咐地说：“茂莉呀！学问要做，日子也要过，不要太刻苦了！要好好照顾好自己，好好照顾好我们德勇！”语意之慈祥，情致之深厚，父母之于子女殆不是过。我从没见过陈先生对其他人这样。正好辛、韩两位也是我个人极为尊重、钦佩的学者，由此可见陈先生既有有教无类的师道情怀，也有其特别欣赏的对象。

我个人与陈先生交往的次数并不算多。特别重要的是1993年6月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前，先请他做论文详细摘要的评议专家；后来又请他做全文评阅，并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因论文全文打印较迟，正式答辩前邮寄已来不及，为此亲自去了一趟杭州，将论文送到他家里。那次去的时间不好，为了不影响他休息，我在他家门外徘徊了两个来小时。那一刻，我脑子里闪过了“程门立雪”的掌故。稍后他来复旦主持答辩，先一天到，完事后离开，都是我接送。当年他为我写的那些评议、评阅意见，现在都不难找到；他在答辩会上的发言，我也保留着当时的记录。由于颇多溢美之词，在此就不多说了。送他去火车站的路上，他对我说了一番让我很感动的话，此刻仍历历如在目前，在此也不便转述，只能把它当作座师对门生的爱护和鞭策。

民国时湘潭白石老人曾刻过一方印，文曰“知己有恩”。以我与陈先生的交往，当然绝不敢谬托知己。不过，他当年对我的教导、激励，确实让我觉得鞭辟入里、如沐春风。每次回想起来都特别感激。也许这就是师恩吧。我只有“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努力成为老师希望我成为的那个样子。

原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5年第2期

图十九 知己有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