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论中国近代史研究，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曾经获得新生，那么，90年代便开始了一个学风的重要转向。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20世纪90年代“已成为一个‘思想家淡出，学术家凸显’的时代，学术界的时尚已不再以谈论思想的新奇为高，而以论‘学术功底’为尚”[79]。如果把这种现象理解为一个学术研究风向的转轨，那么，其趋向实证的结果可能会更加切合学术本身理性、深沉的品格，而使学术研究获得真正的发展。关于清末十余年新政、立宪与革命历史的研究，正深受此种学术风气之影响。回顾及此，有以下五个值得注意的新趋向。

一是关注新政、立宪与革命三者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这不是三个孤立的事件，而是紧密相关、相辅相成、互相作用的三大政治运动。学术界关于清末最后十余年历史的研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主要是以辛亥革命为主线。诚然，从历史进程的角度考察，将清末最后十余年政权更替的历史纳入革命史的框架本亦无可厚非，辛亥革命作为一次致力于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民主革命运动，无疑是当时历史的一根最基本的主线；但是，从政治结构变动的角度来看，这个时期还是一个中国政治由传统到近代的转型时期，政治近代化在革命的过程中发生，使历史更具复杂性。因此，对于清末新政与立宪运动的研究，不能只是为辛亥革命史的叙述做铺垫。事实上，正是新政、立宪与革命三方面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于清末乃至民初中国政治的新走向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新政、立宪与革命之间的互动关系错综复杂，使清末最后十余年的历史构成了一幅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历史的多样性不能化约为单一的线条。在叙述这段历史的时候，如果在考察革命史的同时，能够充分关注新政与立宪的历史，尤其是能够揭示新政、立宪与革命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那么，历史认识将会更加全面系统，也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

二是继续加强清末新政研究，可望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一部全面系统叙述清末新政整体历史的高水平的代表性著作《清末新政史》。清末新政是一场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制、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多方面的改革运动。关于清末新政各个领域的具体研究，一个明显的特点是不平衡性：个别问题探讨较为深入，大多数问题的研究显得相当薄弱。这不仅仅是一个论著数量多少的问题，而是一个从根本上缺乏深度的表现。可以说，清末新政研究还只是处于一个刚起步的初级阶段：一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另一方面还有许多问题亟待深化研究。诸如清政府实施清末新政的内外动因，新政从决策到实施的动态过程，地方新政的区域性比较研究，以及列强与新政的关系，等等，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清末新政研究的领域非常广阔，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可以进一步拓展，新政的价值与意义需要更多深入具体的实证性研究来阐释和证明。

三是加强制度史的研究，从事件史研究回归制度史研究。制度史研究本来可以说是中国史学的重要传统，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学术界侧重事件史，而对此传统有所背离，现在是回归的时候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清末最后十余年正是从传统到现代的制度变革与转型的关键时期，制度变革与转型无疑是这段历史研究的一个核心内容，但以往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却相当薄弱。无论是辛亥革命史研究，还是立宪运动史与清末新政史研究，相关制度史研究都是一个亟待加强而且大有可为的领域。

四是关注制度转型与社会变迁的研究。清末新政、立宪与革命的最直接的后果是制度转型，与此紧密相关的是社会变迁。制度转型如何影响社会变迁，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事实上，任何政治事件都不是孤立的现象，政治史的研究当然也不应该孤立地进行，因此跨领域的研究便显得非常必要。要充分把握政治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路径，关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一方面，从政治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角度研究清末新政、立宪运动与辛亥革命等政治事件，可以获得全新的观察视角；另一方面，走出单纯事件史的路径，充分关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及其演变态势，将有一片更加广阔的天地，使原本纷繁复杂的历史尽显其丰富多彩的本相。

五是关注清朝灭亡史的研究。这不仅仅是一个革命的问题，从清政府新政的角度，有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清末新政是近代中国比较全面地向西方学习走现代化道路的初始阶段，其最深刻的历史教训是，没有完成从体制内各项改革向政治体制改革的转型，也就是说，以预备立宪为中心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失败，是清末新政失败的关键。全面系统地总结清末新政的经验教训，对当今改革事业不无借鉴意义。一方面，清末新政是中国向西方学习走现代化道路的重要阶段，其各方面变革的广度和深度均超过了此前的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积累了中国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经验；另一方面，清末新政的目标本是挽救清王朝，结果却使清王朝走向覆亡之路，其失败的教训是深刻的，值得后人认真总结和吸取。

当然，可能还有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需要继续探究。即便如辛亥革命史研究，虽然已经达到所谓“学术高原”的高度，但也并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章开沅先生在辛亥百年之际提出“三个一百年”说：“即100年历史背景，100年的历史本身，都需要通盘研究，同时还要进行未来100年的展望。”[80]其实，辛亥革命的最大历史贡献在于推动中国政治从君主专制向民主共和转型，这种永远彪炳史册的功绩，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将历久而弥新，只要中国历史还存在，就有不断深入研究的价值。再诡谲喧嚣的历史总会悄无声息地消逝，而艰难寂寞的历史研究却有永远画不完的句号。

原刊《史学月刊》2013年第2期，稍有增补

[1] 郭孝成编：《中国革命纪事本末》，上海，商务印书馆，1912。谷钟秀：《中华民国开国史》，上海，泰东图书局，1914。高劳（杜亚泉）：《辛亥革命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上海，中华书局，1930。左舜生：《辛亥革命史》，上海，中华书局，1934。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革命史编辑社，1928。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编，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0。冯自由：《革命逸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5—1947。

[2] 尚秉和：《辛壬春秋》，上海，辛壬历史编辑社，1924。

[3]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上海，民智书局，1929。

[4] 黎澍（黎乃涵）：《辛亥革命与袁世凯》，香港，生活书店，1948。该书经多次修订，后改名《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由人民出版社于1954年出版。

[5] 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1956年11月12日。

[6] 陈旭麓：《辛亥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陈锡祺：《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57。李时岳：《辛亥革命时期两湖地区的革命运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杨世骥：《辛亥革命前后湖南史事》，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吴玉章：《辛亥革命》，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林增平：《辛亥革命》，北京，中华书局，1962。

[7] 章开沅：《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三十年》，见中华书局编辑部编：《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册，2121～212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8] 林增平、郭汉民、李育民编：《辛亥革命》，12页，成都，巴蜀书社，1989。

[9] 樊百川：《辛亥革命是儒法斗争吗？》，载《历史研究》1977年第1期。

[10] 章开沅：《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载《华中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1期。

[11] 罗福惠、朱英主编：《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第3卷，144、162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12] 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981。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中华民国的创立》，北京，中华书局，1981—1982。金冲及、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1991。

[13] 刘大年：《论辛亥革命的性质》，见《赤门谈史录》，22～1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章开沅：《就辛亥革命性质问题答台北学者》，载《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1期。

[14] 杨立强、沈渭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讨论会综述》，载《历史研究》1983年第6期。

[15] 朱英：《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朱英：《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93。马敏：《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16] 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这八种著作是：陈胜粦主编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研究——庆贺陈锡祺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林家有、高桥强主编的《理想·道德·大同——孙中山与世界和平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王功安、林家有主编的《孙中山与祖国的和平统一——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段云章的《孙中山对国内情势的审视》，李吉奎的《孙中山的生平及其事业》，桑兵的《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周兴樑的《孙中山与近代中国民主革命》，林家有的《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觉醒》。

[17]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这五种著作是：章开沅、田彤的《张謇与近代社会》，罗福惠的《辛亥时期的精英文化研究》，严昌洪、许小青的《癸卯年万岁——1903年的革命思潮与革命运动》，马敏的《商人精神的嬗变——近代中国商人观念研究》，朱英主编的《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

[18] 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9] 胡绳武、金冲及：《论清末的立宪运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李时岳：《张謇和立宪派》，北京，中华书局，1962。刘桂五：《辛亥革命前后的立宪派与立宪运动》，载《历史教学》1962年第8期。龚书铎：《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3年第4期。

[20] 杨立强：《青史凭谁判是非——略论辛亥革命前夕的资产阶级立宪派》，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5期。耿云志：《论清末立宪派的国会请愿运动》，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5期。林增平：《评辛亥革命时期的立宪派》，载《湖南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4期。侯宜杰：《君主立宪派反动论商榷》，见王仲荦主编：《历史论丛》，第4辑，济南，齐鲁书社，1983。

[21] 韦庆远、高放、刘文源：《清末宪政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2] 侯宜杰：《论清末立宪运动的进步作用》，载《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3期。侯宜杰：《预备立宪是中国政治制度近代化的开端》，载《历史档案》1991年第4期。

[23] 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北京，中华书局，1986。马洪林：《康有为大传》，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林克光：《革新派巨人康有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董方奎：《清末政体变革与国情之论争——梁启超与立宪政治》，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耿云志、崔志海：《梁启超》，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周秋光：《熊希龄传》，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24] 徐临江：《郑孝胥前半生评传》，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蔡礼强：《晚清大变局中的杨度》，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黄俊军：《湖南立宪派研究》，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

[25] 冯素芹：《辛亥革命前后江苏立宪派政治活动评议》，扬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孙训华：《论辛亥革命前后立宪派的心路历程（1906—1913）》，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江轶：《清末江苏立宪派宪政活动研究（1905—1911）》，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王云：《晚清立宪派研究》，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孙祥伟：《东南精英群体的代表人物——汤寿潜研究（1890—1917）》，上海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26] 王邦佐：《试论一九〇一年—一九〇五年清政府的“新政”》，载《史学月刊》1960年第4期。

[27] 张天保：《清末的“预备立宪”》，载《历史教学》1966年第2期。

[28] 邓亦兵：《论清末“新政”的历史作用》，载《史学月刊》1982年第6期。张连起：《略论“同光新政”与“清末新政”的异同》，载《北方论丛》1984年第2期。王笛：《清末新政与近代学堂的兴起》，载《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3期。廖一中：《晚清“新政”与天津工业近代化》，载《天津社会科学》1988年第2期。

[29] 朱金元：《清末预备立宪的发生原因及其客观作用》，载《学术月刊》1985年第2期。迟云飞：《预备立宪与清末政潮》，载《北方论丛》1985年第5期。郑大华：《关于清末预备立宪几个问题的商榷》，载《史学月刊》1988年第1期。董方奎：《论清末实行预备立宪的必要性及可能性——兼论中国近代民主化的起点》，载《安徽史学》1990年第1期。

[30] 赵军：《折断了的杠杆——清末新政与明治维新比较研究》，长沙，湖南出版社，1992。

[31] 张连起：《清末新政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

[32] 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论》，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

[33] 吴春梅：《一次失控的近代化改革——关于清末新政的理性思考》，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

[34] 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清末现代化进程中的激进与保守》，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35] 刘伟：《晚清督抚政治——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36] 贾小叶：《晚清大变局中督抚的历史角色——以中东部若干督抚为中心的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

[37] 李细珠：《地方督抚与清末新政——晚清权力格局再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38] 关晓红：《陶模与清末新政》，载《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

[39] 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40] 张海林：《端方与清末新政》，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

[41] 张华腾：《北洋集团崛起研究（1895—1911）》，北京，中华书局，2009。

[42] 尚小明：《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3。

[43] 关晓红：《科举停废与清末政情》，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科举停废与近代乡村士子——以刘大鹏、朱峙三日记为视角的比较考察》，载《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44] 张亚群：《科举革废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转型》，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45] 白文刚：《应变与困境：清末新政时期的意识形态控制》，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张小莉：《清末“新政”时期文化政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46] 刘增合：《鸦片税收与清末新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财”与“政”：清季财政改制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47] 高旺：《晚清中国的政治转型——以清末宪政改革为中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48] 迟云飞：《清末预备立宪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49] 陈丹：《清末考察政治大臣出洋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柴松霞：《出洋考察与清末立宪》，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潘崇：《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50] 彭剑：《清季宪政编查馆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51] 关晓红：《晚清学部研究》，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

[52] 苏全有：《清末邮传部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5。

[53] 王奎：《清末商部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54] 关晓红：《从幕府到职官：清季外官制的转型与困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55] 刘伟、彭剑、肖宗志：《清季外官制改革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56] 马小泉：《国家与社会：清末地方自治与宪政改革》，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

[57] 魏光奇：《官治与自治：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县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58] 张德美：《探索与抉择——晚清法律移植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59] 王健：《沟通两个世界的法律意义——晚清西方法的输入与法律新词初探》，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60] 卞修全：《立宪思潮与清末法制改革》，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61] 尤志安：《清末刑事司法改革研究——以中国刑事诉讼制度近代化为视角》，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

[62] 李启成：《晚清各级审判厅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63] 张从容：《部院之争：晚清司法改革的交叉路口》，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64] 高汉成：《签注视野下的大清刑律草案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65] 谢如程：《清末检察制度及其实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66] 陈煜：《清末新政中的修订法律馆——中国法律近代化的一段往事》，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

[67] 董丛林等：《清末直隶新政研究》，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董丛林、徐建平等：《清季北洋势力崛起与直隶社会变动》，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徐建平：《清末直隶宪政改革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68] 沈晓敏：《处常与求变：清末民初的浙江咨议局和省议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69] 刁振娇：《清末地方议会制度研究——以江苏咨议局为视角的考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70] 赵云田：《清末新政研究——20世纪初的中国边疆》，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4。

[71] 张海鹏：《20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的探索》，见《东厂论史录：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评论与思考》，21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

[72]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4页，长沙，岳麓书社，1987。

[73] 章开沅：《50年来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载《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

[74] 严昌洪、马敏：《20世纪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

[75] 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第5版），103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4。按：该书1995年出版第1版，作者在第5版前言中特别声明：“除了增加新篇（辑六：若干提问）之外，我们对原来版本的内容，一字不改，全部保持原样。”

[76] 胡思敬：《请罢新政折》（宣统二年五月二十日），见《退庐疏稿》卷2，43页，南昌，问影楼，1913。

[77] 《考察宪政大臣于式枚奏立宪必先正名不须求之外国折》，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33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78] 以上引述有关内容参见高全喜：《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22、54、73～75、98、100、102、115、153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79] 马勇：《50年来的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研究》，载《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

[80] 章开沅：《辛亥百年遐思》，载《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