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关于清末最后十余年历史的研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主要是以辛亥革命为主线，后来逐渐转向立宪运动和清末新政研究，并与辛亥革命的研究鼎足而三，甚至有后来居上而超迈之势。学术研究不断累积推进，这便需要不断地进行学术史的总结。以下拟先对辛亥革命史、立宪运动史、清末新政史的研究做一简要的回顾。

关于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其实早在中华民国肇建之初已经开始，至今已有一百余年的历史。纵观这一百余年来的研究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萌芽期，为1912—1949年。严格地说，这个时期的辛亥革命史论著，还谈不上理性的学术研究。一方面，当时人记当时事，历史记忆的取舍难免掺杂个人的感情因素。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就相继出版了一些武昌起义史、辛亥革命史、中国革命史、中华民国史之类的著作，影响较大者有郭孝成的《中国革命纪事本末》、谷钟秀的《中华民国开国史》、高劳（杜亚泉）的《辛亥革命史》、曹亚伯的《武昌革命真史》、左舜生的《辛亥革命史》、张难先的《湖北革命知之录》、冯自由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和《革命逸史》[1]，等等。这些著作编撰之时，辛亥革命的历史刚刚翻过去，编撰者多为历史的亲历者或见证者，但由于政治背景与个人经历不同，撰述动机各异，以当时人记当时事，难免党同伐异，为自己隐恶扬善，对他人则过于苛求，从而使史实出现偏差甚至歪曲而失真。尽管如此，这些著作仍有保存历史记忆的功能，即便是相互矛盾的记述，也可为后世研究者提供可资利用的史料。

另一方面，现实政治中党派斗争激烈，党派观念与意识形态的宣扬胜于学术理性。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中国政治出现从专制到共和的转型，是由多种政治力量促成的结果，既有革命派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斗争，也有立宪派及时的转向与配合，还有旧官僚顺应潮流的反正。这样，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由于政治立场不同，政见各异，对于革命就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与认识。即使在革命派内部，也因派系有别，衍生利害冲突，而不免歧见互出。例如，尚秉和的《辛壬春秋》[2]，专记鼎革之际辛亥（1911）、壬子（1912）两年事迹，兼及癸丑（1913）年事；分省记事，各自成篇。作者站在拥护袁世凯的立场上，偏袒立宪派，对革命怀有偏见，时有污蔑与攻讦之词。邹鲁的《中国国民党史稿》[3]，则是用国民党正统史观撰写辛亥革命史的范本。邹鲁是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的国民党元老，他的革命史观充分反映了国民党的正统史观。《中国国民党史稿》正是以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的历史演进脉络为主线，叙述中国革命历史。在这个革命叙事框架中，其他革命团体，如兴中会时期的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日知会等，同盟会时期的共进会及光复会重建的史实，基本上未曾涉及。对于革命领袖孙中山，则用大量篇幅叙述其思想与活动，而其他革命领袖人物如黄兴、宋教仁、章太炎等，则只做简略的介绍。这种具有浓厚意识形态气味的典型的国民党正统史观，颇为时人及后世学者所诟病，不免使其学术价值大打折扣。曹亚伯的《武昌革命真史》，则是对国民党正统史观进行挑战的显著事例。曹亚伯是湖北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日知会的创办者之一，因受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的排挤，愤而编著《武昌革命真史》。书成以后，南京国民政府要人汪精卫、胡汉民颇不满意，以其有意突出日知会功绩，过分批评其他革命党人，记载失实，甚至讥评孙中山等革命领袖，下令查禁该书，并将未售书籍销毁。

值得注意的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和学者黎澍（黎乃涵）著有《辛亥革命与袁世凯》[4]，明显有着用袁世凯影射蒋介石的意味，抨击袁世凯就是抨击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是颇富政论色彩的历史著作。该书是系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法研究辛亥革命史的开创性成果，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陆学界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有着方法论指导意义。

二是起步期，为1949—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以两大纪念活动为契机，辛亥革命史研究开始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法的指导下起步。1956年，为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毛泽东发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充分肯定孙中山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要“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5]这是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给资产阶级革命家及资产阶级革命的高度评价，从而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定了基调。1961年，中国史学会与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在武汉举办了“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100多人与会，提交论文40余篇，围绕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农民的关系，立宪派的阶级属性，“反满”民族问题，以及会党与新军的成分、性质、作用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是以辛亥革命为主题的第一次全国性的学术盛会，给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带来了蓬勃生机。

在那政治与学术不可分的年代，政治上的松绑激发了相当的学术创造力，学术界出现了一批较有影响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研究著作，如陈旭麓的《辛亥革命》、陈锡祺的《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李时岳的《辛亥革命时期两湖地区的革命运动》、杨世骥的《辛亥革命前后湖南史事》、吴玉章的《辛亥革命》、林增平的《辛亥革命》[6]，等等。这些著作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学习与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法研究辛亥革命史的尝试性成果。

据不完全统计，1949—1966年，共出版有关辛亥革命史的书籍50余种，发表论文500篇左右。这些论著从多个侧面丰富了辛亥革命史研究，如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及其内部阶层结构、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及农民阶级的关系、人民群众的各种反抗斗争，等等；在历史人物研究方面，既加强了对革命领袖孙中山的研究，也对黄兴、宋教仁、章太炎、秋瑾、陈天华、邹容等著名革命党人进行较深入的探讨；另外，还对国内“反满”民族问题与国际帝国主义的“中立”政策等问题有较实质性的研究。当然，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这一阶段的研究也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出现所谓“四多四少现象”：研究个别人物多，研究社会环境少；研究政治方面多，研究经济、文化少；研究革命党人多，研究其他派系少；肯定群众自发斗争多，肯定资产阶级领导作用少。这是辛亥革命史研究不够成熟的表征，也是极“左”思想干扰的结果。[7]在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起步阶段存在这些不足，并不奇怪。

当辛亥革命史研究刚刚起步的时候，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成绩还是主要的。这种势头如果顺利发展下去，本来可望有较大的突破，然而好景不长，“**”发生了，残暴地打断了正常的学术研究。“**”作为“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东西自然要“立足于批”，要批倒批臭所谓“资产阶级中心论”“资产阶级决定论”“资产阶级高明论”。[8]这样，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便走火入魔，被歪曲得面目全非。

“**”以后，学术界开始努力清除“影射史学”的流毒。樊百川发表《辛亥革命是儒法斗争吗？》[9]，对于用现实政治中的“儒法斗争”概念任意阐释辛亥革命史的现象进行了认真的清算。随后，章开沅发表《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几个问题》[10]，提倡要打破对资产阶级“立足于批”的精神枷锁，要敢于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确地、全面地评价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在人物评价问题上，要打破“路线斗争”框框，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绝不能用“一锅煮”“一刀切”的办法来评说历史人物；在中外关系问题上，要把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与人民区别开来，要努力阐明世界人民对于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同情和支援。他特别强调要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使辛亥革命史研究走上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轨道，得以繁荣发展。正如章开沅先生所期待的那样，学术界在解放思想与拨乱反正的新形势下，迎来了学术上的“科学的春天”，也迎来了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发展机遇。

三是发展期，为1980年以后。这是辛亥革命史研究最有成就而又遭遇新的困境的时期。这个时期辛亥革命史研究繁荣的重要表征，是大量学术论著的发表与出版。据统计，1980—2009年的三十年间，大陆学界发表有关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论文近10000篇，出版相关研究著作500多种。[11]对于辛亥革命这样一个中国近代史的专题研究，在短时间内涌现如此数量庞大的研究成果，确实令人叹为观止。

一般学界公认，通史性的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代表作是三套大型著作：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三册），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中华民国的创立》（二册），金冲及、胡绳武合著的《辛亥革命史稿》（四卷）。[12]这三套著作几乎在相同时期独自完成，在充分论证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共识的前提下，又有各自不同的特色。《辛亥革命史》最显著的特色是建立了一个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体系。该书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与初步发展入手，阐述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形成及其内部阶层结构，并在着力描述复杂的国际背景与国内社会环境的基础上，详细论述了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思想与活动，从革命宣传、团体组织到武装起义，再到推翻清王朝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最终被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势力绞杀而走向失败，构建了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生、发展、成功与失败的完整体系，力图揭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民主革命取得成功的历史规律。《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中华民国的创立》是把辛亥革命作为中华民国史的背景来描述，对于革命的对象清政府有较多的关注，尤其是对于立宪运动的深度研究，是其明显的特色。作为辛亥革命史的通论性专著，该书叙述的重点还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包括革命民主思想的传播、革命团体的成立、武装起义的发动及武昌首义与全国响应，以及革命成功与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最终以袁世凯取得临时大总统职位和临时政府北迁作结，描述了中华民国建立的艰难而曲折的历程。与上述两种著作均以多人集体项目的形式完成不同，《辛亥革命史稿》则是两位长期合作默契的作者协力撰述的颇有个性的专著，实属难能可贵。该书虽然也力图描述辛亥革命作为一次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发生、发展、胜利和失败的全过程，但是，充分利用新闻报刊资料，注重一些重大事件的细节描写，思想灵动、文字活泼，是其鲜明的个性特色。

就学术研究主要的问题意识与研究路径来看，这个时期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又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在拨乱反正的背景下，主要探讨的是宏观问题。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如外国学者所谓是“国内民族革命”“中国对外国革命”，或者说是士绅革命，甚至有人认为不是革命而只是政治变革，以及台湾学者所谓“全民革命”，刘大年、章开沅等先生撰文进行了精细的辩驳，坚持大陆学者普遍认可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13]关于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1983年，《历史研究》编辑部与复旦大学历史系联合举办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讨论会，就资产阶级形成的时间及其内部结构等问题争论激烈。对于中国资产阶级形成的时间问题，学者的意见颇为分歧：有说形成的起点在19世纪40年代，完全形成则在19世纪末；有说形成时间是19世纪七八十年代到20世纪第一个十年；有说从19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而完成于20世纪初年；有说基本形成于19世纪90年代；甚至还有学者具体提出近代资产阶级在江苏地区的形成大体上是在1904年到1908年之间。对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内部结构问题，意见分歧表现在：是否可以分为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是分为上、中、下三个阶层，还是分为上层与中下层两个阶层；在辛亥革命时期，是否革命派代表资产阶级中下层，立宪派代表资产阶级上层。[14]这些问题不仅是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引起争论，其实在当时学界亦吸引了不少学者的注意力。另外，关于革命派的内部矛盾，关于立宪派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关于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等等，都是当时学界积极讨论的重要问题。

第二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在“思想家淡出，学术家凸显”的背景下，此时期则进入具体问题的实证研究。在研究方法上，表现为从单纯的政治史转向政治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路径。具体而言，近代绅商、商会与新式社团研究颇为引人注目。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有朱英的《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和《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虞和平的《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马敏与朱英合著的《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马敏的《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和《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以及桑兵的《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和《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15]，等等。这些著作是典型的实证性专题研究，不仅拓宽了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领域，引导辛亥革命史研究向纵深发展，而且直接影响了初入学界的新生代学人的研究选题与方法、路径，明显地标志着一代学风的转向。

第三阶段即21世纪以来，在具体研究形成“学术高原”的背景下，辛亥革命史研究实际上陷入了难以突破瓶颈的新困境。2001年，在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的时候，有两套出版物值得注意：一是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和孙中山研究所出版的一套“孙中山与近代中国学术系列”（八种）[16]，二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的一套研究辛亥革命的著作（五种）[17]。这是国内两个颇有影响力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相关学术成果的集中展示。然而，前一套书主要是会议论文集和几位学者关于孙中山研究的专题论文结集，或为应景之作，或为旧文新刊，很难说有新意；后一套书看似新的著作，但明显是为纪念而策划的结果，亦不无即时应景之意，事实上也并没有在学界引起多大反响。这两套书的作者大都是著名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学者，相对于他们此前的相关著作，这两套书实际上并没有突破性的进展，更重要的恐怕只是纪念意义。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表明辛亥革命史研究如何出新，已然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事实上，在21世纪里，辛亥革命史研究已有渐趋冷落之势，原来的相关研究者纷纷转向其他领域，新一代学人每每望而却步，已极少再有人以此为研究题目了。如桑兵教授的《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18]这样具有研究深度的专著的出版，实在可谓异数。2011年，在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之时，学界无法回避辛亥革命史研究如何进一步突破的问题，但这确实已经成为一个困扰学界无数学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难题。

当辛亥革命史研究遇到难以突破的新困境时，不少学者在反思中往往会逆向思维，提倡加强对革命的对象清政府的研究。事实上，此时清末新政史的研究正如火如荼，与此相关的立宪运动史也颇为引人关注。

长期以来，立宪运动史与清末新政史的研究，主要是附丽在辛亥革命史之下，作为背景的衬托，或者是作为对立面的角色。大致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也就是上述所谓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发展期，立宪运动史与清末新政史的研究才相对独立出来，成为学者直接探究的专题研究对象。总的趋势有三个特点：其一，总体评价由否定到肯定；其二，研究选题由宏观到微观；其三，研究方法由批判论战到理性实证。可以说，这是一个逐渐疏离政治意识形态而回归学术理性的趋势。

关于立宪运动史研究，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学界都是从反对革命的角度看待立宪派与立宪运动的，如胡绳武、金冲及合著的《论清末的立宪运动》、李时岳的著作《张謇和立宪派》，以及刘桂五的论文《辛亥革命前后的立宪派与立宪运动》、龚书铎的论文《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19]，等等。这些论著为数不多，大都是站在革命的立场上，批判立宪派的改良主义道路的反动实质。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拨乱反正的背景下，学界对立宪派的评价逐步趋向肯定，如杨立强的《青史凭谁判是非——略论辛亥革命前夕的资产阶级立宪派》、耿云志的《论清末立宪派的国会请愿运动》、林增平的《评辛亥革命时期的立宪派》、侯宜杰的《君主立宪派反动论商榷》[20]，等等。这些论文基本上摈弃了立宪派“反动”的论调，认为把立宪运动说成是反动的政治运动并不妥当，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立宪派是革命派同盟军的作用，甚至充分肯定立宪派是一种进步的政治力量。

立宪运动史研究的代表作是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两部著作：韦庆远、高放、刘文源合著的《清末宪政史》和侯宜杰的《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21]《清末宪政史》是一部系统研究清政府预备立宪史而颇有分量的专著。该书虽然在90年代初出版，但是作者自称“最早的构思和着手搜集资料，是起于60年代初”（第8页）。也许正因如此，全书在总体评价上显得较为保守，可算是传统观点的典型代表，其对预备立宪基本上持否定的态度，认为清廷的立宪活动是一幕“丑剧”，预备立宪是一场“骗局”。但是，该书对预备立宪史的具体研究则全面系统，在不少具体问题的研究上有一定的深度。全书共十三章：前两章介绍了西方宪政思想及其在近代中国的传播；第三章至第十三章叙述了清政府1905—1912年预备立宪的全过程，注意到了方方面面，如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改官制、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和《九年筹备清单》、设立谘议局和资政院、建立皇族内阁、宣布十九信条，等等。这些具体研究为之后的研究奠定了一个实在的基础，可以说，该书是此后有关预备立宪史研究的一本必读参考书。

《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则系统地叙述了20世纪初中国的政治改革运动，即宪政改革。作者较为严格地区分了“立宪运动”与“预备立宪”两个概念，认为“前者是由立宪派领导的自下而上的群众**国民主运动，后者是由清政府推行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运动，而且在奋斗目标、指导思想、方针政策诸方面存在着原则差别”（第586页）。但就宪政改革而言，作者又认为“二者是同一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第587页）。因此，作者力图系统地叙述立宪运动与预备立宪的全过程，但主旨似乎还是立宪运动，正如该书的副标题一样。作者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最早接触立宪这个课题时，就以《君主立宪派反动论商榷》一文对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之后陆续发表系列论文，如《论清末立宪运动的进步作用》《预备立宪是中国政治制度近代化的开端》[22]等，对立宪运动与预备立宪做了正面的研究和积极肯定的评价。该书是作者长期潜心研究的结果，其学术价值不仅在于征引资料丰富，论证具体，有一定的深度，尤其是对立宪运动与预备立宪两者互动关系的研究，为此课题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另外，还有一些关于立宪派重要人物的专题研究与传记著作值得关注，如章开沅的《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马洪林的《康有为大传》、林克光的《革新派巨人康有为》、董方奎的《清末政体变革与国情之论争——梁启超与立宪政治》、李喜所与元青合著的《梁启超传》、耿云志与崔志海合著的《梁启超》、周秋光的《熊希龄传》[23]，等等。董方奎的《清末政体变革与国情之论争——梁启超与立宪政治》是有关立宪派领袖人物梁启超的立宪思想与活动的专题研究著作。其他关于张謇、康有为、梁启超、熊希龄等重要立宪派人物的传记著作，都有较大篇幅叙述传主与清末立宪运动的关系，可为观察立宪运动的复杂情形提供多元化视角。

21世纪以来，关于立宪派重要人物及其群体的研究，成为新一代学人撰写博士与硕士学位论文的重要选题。这无疑也是立宪运动仍在吸引学界关注的重要表征。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出版成书的有徐临江的《郑孝胥前半生评传》、蔡礼强的《晚清大变局中的杨度》，以及黄俊军的《湖南立宪派研究》[24]，等等。未刊者尚有冯素芹的《辛亥革命前后江苏立宪派政治活动评议》、孙训华的《论辛亥革命前后立宪派的心路历程（1906—1913）》、江轶的《清末江苏立宪派宪政活动研究（1905—1911）》、王云的《晚清立宪派研究》、孙祥伟的《东南精英群体的代表人物——汤寿潜研究（1890—1917）》[25]，等等。这些有关全国立宪派整体、地区立宪派群体及立宪派代表人物的研究，都可以从不同侧面反映清末立宪运动的复杂面相。

值得说明的一点是，清末立宪运动与预备立宪是既相关联而又有不同的两个概念。虽然两者的基本目标都是以和平变革方式实现从君主专制制度向君主立宪制度转型，但运动的主体与路线并不相同。预备立宪是清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宪政改革，是清末新政从体制内变革发展到政治体制变革的必然结果。立宪运动是由立宪派领导的自下而上推动清政府走向宪政改革的运动，是从体制外推动清政府进行政治体制变革的运动，实际上可以说是运动立宪。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立宪派发动立宪运动是清政府实施预备立宪的重要推动力量，清政府预备立宪的进度又直接影响立宪运动的进程甚至成败。有鉴于立宪运动与预备立宪这种复杂的关系，以下在介绍清末新政史研究时，如介绍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就会必然涉及立宪运动的情形。

关于清末新政史研究，与立宪运动史研究的情形颇有相似之处，也有一个从被忽视、受批判到被肯定、受重视的转变过程。早在“**”以前，王邦佐发表《试论一九〇一年—一九〇五年清政府的“新政”》[26]一文，认为清政府在1901—1905年的“新政”，是在镇压义和团运动之后，为了防止和镇压新的革命运动而采取的反动措施，其本质是反动的，是一场“骗局”。这是对清政府新政的完全否定。同样，关于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张天保发表了《清末的“预备立宪”》[27]一文，认为清政府在1906—1911年演出了一场预备立宪的“丑剧”，这是清朝统治者在革命力量迅速发展的情况下，为了抵制革命，挽救其摇摇欲坠的统治而玩弄的“政治骗局”。显然，这也是对清政府预备立宪的完全否定。

“**”以后，在拨乱反正的背景下，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学界对清末新政与预备立宪的评价也渐趋肯定。邓亦兵的《论清末“新政”的历史作用》、张连起的《略论“同光新政”与“清末新政”的异同》、王笛的《清末新政与近代学堂的兴起》、廖一中的《晚清“新政”与天津工业近代化》等论文[28]，肯定了清末新政具有进步的历史作用，尤其是肯定了其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朱金元的《清末预备立宪的发生原因及其客观作用》、迟云飞的《预备立宪与清末政潮》、郑大华的《关于清末预备立宪几个问题的商榷》、董方奎的《论清末实行预备立宪的必要性及可能性——兼论中国近代民主化的起点》等论文[29]，并不认为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是一场“骗局”和“假立宪”，而是肯定其为一场来自上层的政治近代化运动，甚至将其提到中国近代民主化起点的高度。

20世纪90年代，有几本宏观论述清末新政的著作值得关注。赵军的《折断了的杠杆——清末新政与明治维新比较研究》[30]，是一项关于清末新政的较为宏观的比较研究。该书从国家政权即政府的角度比较了明治维新与清末新政的异同得失，认为清末新政的失败，主要是由于清政府没有足够的力量领导这场近代化变革运动。张连起的《清末新政史》[31]，是第一部全面系统讲述清末新政史的著作。该书认为清末新政是一场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运动，并特别强调清末新政是中国近代史上可与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相提并论的“重大事件”，对清末新政的历史作用与历史地位给予充分的肯定评价。郭世佑的《晚清政治革命新论》[32]虽然不是专门研究清末新政的著作，但是却以约占全书1/3的篇幅系统地论述清末新政，并力图揭示其“革命性”意义，把清末新政看作晚清政治革命的一部分，使清末新政在中国政治近代化过程中的意义被特别地突显出来。吴春梅的《一次失控的近代化改革——关于清末新政的理性思考》[33]，是一部系统论述清末新政的研究性著作。作者从近代化的角度切入，力图揭示清末新政对中国近代化的积极意义，认为清末新政是中国近代化链条上的一个承先启后的不可缺少的中心环节。萧功秦的《危机中的变革——清末现代化进程中的激进与保守》[34]，是一部研究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著作，以约占全书2/3的篇幅重点论述了“走向现代化的第三次选择”——清末新政。作者充分肯定了清末新政在中国现代化历史上的地位，认为就变革的深度和广度而言，就其对中国此后历史的影响而言，清末新政的重要性均已超过此前的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运动。

从以上几本总体性研究著作来看，近代化理论是学者们关于清末新政研究所使用的一种基本理论，清末新政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重要历史地位也已被学界所普遍认同。但是，作为一项历史研究，仅有宏观的理论建构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深入具体的实证研究。何况历史研究本来极具复杂性，单一的理论模式也难以揭示复杂多样的历史本相，因此，多角度、多层次、全面具体的实证性研究对于清末新政史的进一步研究而言显得很有必要。事实上，学界本身已有这种自觉，并逐渐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把清末新政研究引向深入。

值得指出的一点是，关于清末新政概念的认识，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变化。以前学界一般把1901—1905年清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各项变革看作“新政”，而把1906—1911年清政府主导的宪政改革叫作“预备立宪”，似乎是两个独立的事件，较少关注两者之间内在的关联性。随着具体研究的深入，学界逐渐取得共识，一般认可清末新政是20世纪初年清政府在其统治的最后十余年里所进行的各项改革的总称。这次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与社会生活等领域的变革，这些变革基本上都是在体制内进行；第二阶段即预备立宪，是政治体制本身的变革，这是前一阶段各项体制内变革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两个阶段有一个历史发展与逻辑演进的过程。起初，清政府也曾试图将改革限制在传统体制之内，但是，当改革的发展将要突破体制的时候，清政府也就不得不考虑进行体制本身的改革，从而开始实行预备立宪。这个认识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是对清末新政更加全面的总体性观照。

21世纪以来，在辛亥革命史研究陷入瓶颈之际，学界对于清末新政的具体实证研究取得了较大的突破，发表了大量相关研究成果，在不少专题研究领域获得了新的进展。

这个时期，没有关于清末新政研究的宏观著作，但在一些关于新政的重要人物与群体的研究中，涉及清政府开展新政的决策及其在全国具体实施的全过程。这方面的研究，以重要督抚大臣与督抚群体研究最为引人注目。刘伟的《晚清督抚政治——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35]，着重探讨督抚制度在晚清的演变以及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变化，有不少内容涉及督抚与清末新政。贾小叶的《晚清大变局中督抚的历史角色——以中东部若干督抚为中心的研究》[36]，主要研究督抚的文化观念，其中有专章探讨督抚与清末新政。李细珠的《地方督抚与清末新政——晚清权力格局再研究》[37]，通过系统考察地方督抚在清末新政中的思想与活动，多角度地展现了清末政治史与晚清政局演变的鲜活而丰富多彩的复杂面相，深刻地揭示了在清末新政过程中地方督抚权力的演变及其与清廷中央集权的关系，力破既往学界“督抚专政”与“内轻外重”的陈说，提出新颖的“内外皆轻”权力格局说，认为在辛亥鼎革之际中央与地方权威一并流失，中央无法控制地方，地方无力效忠中央，清廷中央与地方均不能有效地应对革命，使清王朝走向覆亡之路，并导致军人势力崛起与军阀政治，直接影响民初政治走向，为北洋军阀起源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思考路径。专门研究督抚个案与新政的重要论著有以下几部。关晓红的《陶模与清末新政》[38]一文，论述了两广总督陶模关于废科举、裁宦官、设议院、变官制等方面的新政主张，及其对清末新政的影响。李细珠的《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39]，以制度变革为切入点，着重考察张之洞对清末新政时期各项制度变革过程中清王朝中央决策的参与及其影响，并以张之洞在湖北所推行的具体改革作为新政政策实施的例证，以动态地观察清末新政从决策到实施的全过程。作者充分利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所藏的“张之洞档案”，以及其他相关史料与著述，从一个侧面细致地勾画出清末新政时期各项制度变革的历史画卷。张海林的《端方与清末新政》[40]则把端方作为清末渐进主义改革派的代表人物，系统地论述其新政思想与实践，是督抚与清末新政研究的又一实例。张华腾的《北洋集团崛起研究（1895—1911）》[41]则辟专章论述了直隶总督袁世凯主导的北洋新政——北洋区域早期现代化的方方面面，及其与北洋集团形成的关系。另外，关于留日学生群体在清末新政中的作用，以往学界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尚小明的《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42]，通过具体考察留日学生在清末筹备立宪、教育改革、新军编练、法制变革等方面的种种活动，充分肯定了留日学生对中国政治、教育、军事、法制等方面的近代化有着积极的贡献。

停废科举是清末新政时期一项影响近代中国至为深远的重大决策。关晓红发表系列论文，深入探讨了停废科举的决策过程，并以刘大鹏、朱峙三两位乡村士子的日记为基本史料，用比较的方法，具体考察了科举停废对士人命运与乡村社会的实际影响，对于所谓科举制度废除与四民社会解体及知识分子“边缘化”颇有关联的观点提出修正，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士”阶层在社会结构里虽随科举停废而消失，但众多士子却在诸多渠道中经过重新分化组合而继续掌控着各种权力资源，占据社会权势的重要位置。后来，她又在系列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专著《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43]张亚群的《科举革废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转型》[44]，从科举改革与废止的视角，系统考察了近代中国高等教育转型的动力、原因、过程、特征和影响。白文刚的《应变与困境：清末新政时期的意识形态控制》和张小莉的《清末“新政”时期文化政策》[45]，系统论述了清末新政时期的思想控制与文化政策，弥补了相关研究的薄弱环节。

刘增合的《鸦片税收与清末新政》以鸦片税收与清末新政的关系为研究对象，为清末新政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该书着力探讨了晚清鸦片税收的变动趋势及其对新政改革的重大影响，深入分析了鸦片禁政与清末新政之间密切而复杂的关系，并且力图从中透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揭示清末政治经济问题的复杂性，深入理解剧烈变动的社会矛盾。随后，刘增合又出版了《“财”与“政”：清季财政改制研究》，深入研究清末新政时期的财政制度改革，着重考察清季财政改制中“变”与“不变”的复杂面相，揭示“财”与“政”在制度变动过程中彼此牵制的动态情景，借此观察政治、财政和知识观念在清季大变动中交互影响的实态。[46]

有关清政府预备立宪的研究，是这个时期新政研究的重点。高旺的《晚清中国的政治转型——以清末宪政改革为中心》[47]，是关于宪政改革的总体研究。该书从政治学的视角，将清末宪政改革置于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坐标系中，通过对官制改革、地方自治、政治参与、宪政制度创新等方面的具体考察，并与日本明治维新相比较，论述了清末宪政改革的成败得失，及其对晚清中国政治转型和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影响。迟云飞的《清末预备立宪研究》[48]，是从清政府的角度系统研究预备立宪的专著，对近代中国立宪思想的发展过程，官方对宪政的认识，清政府推行宪政过程中实行的诸项措施（如中央与地方的官制改革、司法独立、准宪法的颁布、平满汉畛域），以及预备立宪带来的社会变化和影响，特别是对清政府自身命运的影响，做了系统而扎实的研究。

陈丹的《清末考察政治大臣出洋研究》、柴松霞的《出洋考察与清末立宪》与潘崇的《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研究》[49]，是对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及其与清廷预备立宪的关系问题的专题研究。彭剑的《清季宪政编查馆研究》[50]，则专门研究了号称清末“宪政枢纽”的机构宪政编查馆。这些著作提供了清廷预备立宪决策及其运作的一般情形。

在中央政府机构与官制改革方面，清末新政时期中央机构改革过程中设立的新部门，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关晓红对于学部的研究具有开拓性意义，其《晚清学部研究》[51]一书对于学部的渊源流变、机构设置、职能权限、人事关系、经费筹措与管理制度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着重论述了学部在发展近代中国文化教育事业及社会政治变革方面的作用。苏全有的《清末邮传部研究》[52]则对邮传部的成立背景、官制、机构、经费、规章管理、职掌等制度层面做了系统研究，重点论述了该部在发展中国交通事业和回收利权方面的事功，尤其是对其政策决策做了深入检讨和重新审视。王奎的《清末商部研究》[53]则具体研究了商部与农工商部的组织机构与具体运作，及其在清末新政时期振兴农工商业经济的举措与作用。

关于地方官制改革的研究，关晓红在发表有关督抚衙门结构与外官制改革的系列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了专著《从幕府到职官：清季外官制的转型与困扰》[54]，系统考察清季改制中新旧体制的复杂纠葛，认为清末官制变革，将原来“内外相维”的格局改为上下贯注，是近代政体转型的重要内容；改制的总体目标是仿照西方，由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制过渡，清廷试图通过官制改革奠定立宪的官治基础，进而刷新吏治，提挈政纲；可是改制反而导致统治秩序严重失范，社会矛盾急剧尖锐，清廷速亡；其弊端主要是君臣上下只顾一己之私，阻挠改革，不能回应社会各方面的利益诉求，结局也与他们的预期相去悬殊。刘伟、彭剑、肖宗志合著的《清季外官制改革研究》[55]，从外官制改革所带来的权力结构变化出发，分别探讨立法、司法、地方自治各个方面的改革，揭示其制度设计与实施样态的差距及其成效和影响；探究各级政府的行政改革样态，包括机构的增设、调整、改制，以及随之而来的官员职能变化，并从改革中各方利益的争论和冲突中揭示改革的实际走向；探讨伴随着外官体制改革而开始的官员选任制度、考核监察制度、俸禄制度的变化，以期全方位地展现外官制改革的整体面貌。

另外，马小泉的《国家与社会：清末地方自治与宪政改革》[56]，从社会政治结构和政治发展的角度，系统地考察了清末地方自治运动，尤其着重考察了清政府在地方自治问题上的政策与措施以及清末地方自治在中国早期地方政治现代化历程中的地位和影响，有助于对中国早期现代化和宪政改革的认识与理解。魏光奇的《官治与自治：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县制》[57]则对清末县制改革有较深入的研究，提供了基层行政改革研究的实例。

关于法制改革，法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值得关注。借鉴与移植西方近代法律制度，是晚清法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张德美的《探索与抉择——晚清法律移植研究》[58]对晚清法律移植问题进行专题研究，系统地探讨了晚清法律移植的背景与原因，并从法理移植、司法移植、立法移植三方面对晚清法律移植的具体实践进行了全面论述。王健的《沟通两个世界的法律意义——晚清西方法的输入与法律新词初探》[59]，以西方法律词语的输入及其对中国法律新词的影响为研究对象，考察了晚清时期西方法输入中国诸问题，以及日本化的西方法律词语流入中国的途径及其对建构中国近代法的重大影响等方面。卞修全的《立宪思潮与清末法制改革》[60]，考察了清末立宪思潮的兴盛及其对清末制宪、修律与司法制度改革的推动作用。尤志安的《清末刑事司法改革研究——以中国刑事诉讼制度近代化为视角》[61]，从中国刑事诉讼制度近代化的角度，系统论述了清末刑事司法改革的原因、过程和影响。李启成的《晚清各级审判厅研究》[62]则具体研究了晚清各级审判厅成立与运作的过程，从程序与实体两方面分析了各级审判厅对传统司法审判制度的突破，及其在运作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张从容的《部院之争：晚清司法改革的交叉路口》[63]则对清末司法改革过程中法部与大理院关于司法独立、政治资源重新分配、相互职能分工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高汉成的《签注视野下的大清刑律草案研究》[64]，具体考察了清朝中央各部院与地方督抚有关《大清刑律草案》的各种签注，及其对《大清刑律》制定的影响与作用。谢如程的《清末检察制度及其实践》[65]，从制度、实践、理念三个层面立体地描述了清末检察制度运作的基本情形。陈煜的《清末新政中的修订法律馆——中国法律近代化的一段往事》[66]，是对清末新政时期法制改革主导机构修订法律馆的专题研究。

关于地方新政研究，董丛林等的《清末直隶新政研究》与《清季北洋势力崛起与直隶社会变动》，以及徐建平的《清末直隶宪政改革研究》[67]，具体研究了首善之区直隶的新政与宪政。沈晓敏的《处常与求变：清末民初的浙江咨议局和省议会》[68]，是浙江谘议局的个案研究。刁振娇的《清末地方议会制度研究——以江苏咨议局为视角的考察》[69]则以江苏谘议局为例，考察了清末地方议会制度的理想与实验，及其成败得失。

清末新政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不少，其中关于边疆地区的新政研究更是薄弱环节。赵云田在发表相关研究系列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了《清末新政研究——20世纪初的中国边疆》[70]一书，对于东北、内蒙古、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在清末新政时期关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改革举措及其经验教训，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相关研究的薄弱环节，并为学术界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与辛亥革命史、立宪运动史的研究相比，清末新政史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但发展势头迅猛。尤其是21世纪以来，随着研究时段的下移，当不少近代史研究领域的研究者纷纷转向民国史的研究时，清末新政史研究却成了晚清史研究的一个热点。清末新政史的研究领域逐渐拓展，专题研究不断深入，相继出版和发表了大量较高水平的研究论著，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专题研究成果，但令人遗憾的是，至今仍然缺乏一部全面系统叙述清末新政整体历史的高水平的代表性著作。学界期待着这样一部有分量的通史性的《清末新政史》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