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元朝中央政府曾“郡县土番之地，设官分职”，并在此修驿站、括户口，征赋税，蒙古大军也曾几次深入土番之境，镇压诸如萨思迦第二任本禅释迦藏卜叛乱、必里公叛乱与蒙古西北诸王，即藏文史著中之所谓“上部蒙古”（stod hor）所引发的叛乱等，但真正深入土番之地的汉族士人恐怕不会太多。因此，在元代汉族士人的作品中，很少见到有关西番政教形势的具体记载，他们对西番的认识只是停留在“其地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或“西域之地尤广，其土风悍劲，民俗尚武，法制有不禁者，惟事佛为谨，且依其教焉”等相当笼统的说法。[106]土番常常被称为“西夷”或“西鄙”，于汉族士人眼里无非是地处西陲的蛮荒之地。正因为如此，土番成了元朝政府放逐重要犯人的地方，有不少著名的政治犯被流放到此地，如宋朝的末代皇帝少帝瀛国公受元世祖命，“往西土讨究大乘明即佛理”，居后藏萨思迦寺习法经年。[107]高丽国忠宣王也因得罪于杨琏真珈之子杨暗普而被陷害、放逐至萨思迦。[108]元末著名丞相脱脱受政敌哈麻陷害，“诏复使西行，鸩死于吐蕃境上”。[109]官员调任吐蕃被视为贬谪，乃朝内排斥异己的一种手段。[110]

与汉族士人视入藏为畏途的情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批的番僧涌入中原汉地，史载“见西番僧佩金字圆符，络绎道途，驰骑累百，传舍至不能容”，当非纯属夸张不实之辞。因此，番僧在内地的活动是蒙藏及汉藏关系史上极其重要的内容。汉族士人对番僧在朝廷内外各种言行的记述，特别是对番僧在元朝宫廷内外传播的秘密戒法的抨击，无疑有出自文化偏见的成分，也带着已经处于异族统治之下的汉族士人对遭受来自另一个异族的政治和文化上的压迫、打击所激起的强烈的民族情绪。番僧在朝廷中的得志，番僧所传秘密戒法在朝中的流行，在很大程度上即意味着汉族士人从文化上进行反征服、变夷狄统治为孔孟之治，将异族所建立的征服王朝最终纳入华夏正朔的艰苦尝试的失败。[111]是故，汉族士人对番僧的行为及其所传教法的评价显然有失偏颇，特别是将番僧所传秘密戒法完全视为祸国殃民之妖术，将元朝骤亡的祸根全推到几个番僧的头上，委实有失公允。遗憾的是，汉族士人为番僧留下的这种妖僧与恶僧形象不但通过穆斯林作家拉施特的《史集》和《马可波罗游记》等书传到了中国以外的地区，而且亦一直在元以后的汉族文学作品中得到进一步的戏剧化和形象化，其流风余绪直到今天恐也未被彻底消除。

[1] Peter Bishop，The Myth of Shangri-la：Tibet，Travel Writing，and the Western Creation of Sacred Landscape，London：Athlone，1989.

[2] Peter Bishop，Dreams of Power：Tibetan Buddhism& the Western Imagination，London：Athlone，1993.

[3] Donald S.Lopez，Jr.，Prisoners of Shangri-la，Tibetan Buddhism and the West，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

[4] Mythos Tibet：Wahrnehmungen，Projektionen，Phantasien，K?ln：DuMont，1997.

[5] Orville Schell，Virtual Tibet，Searching for Shangri-la from the Himalayas to Hollywood，New York：Metropolitan Books，2000.

[6] 参见韩儒林，《元史纲要结语》，《元史论丛》1，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11页。

[7] 对此意大利藏学家L.Petech曾经作过相当精辟的总结，参见 Petech，The Mongols and the Central Tibet，Rome：Ismeo 1990，pp.139-142；参见沈卫荣，《元朝统治西藏对后代的影响》，《西藏与中原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蒙藏委员会，1992年，第79－101页。

[8] 叶子奇，《草木子》卷3下，《杂制篇》，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65页。

[9] 沙剌巴当即元代著名译师沙罗巴，其传记见于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22，《大正藏》，卷49，第729－730页；亦参见傅海博（Herbert Franke），《沙罗巴（1259－1314）：元代中国西夏佛僧》（Sha-lo-pa（1259-1314），A Tangut Buddhist monk in Yüan China），G.Naundorf，K.-H.Pohl，H.-H.Schmidt ed.，Religion und Philosophie in Ostasien，Festschrift für Hans Steininger zum65.Geburtstag，Würzburg：K?nigshausen & Neumann，1985，pp.201-222.

[10] 《佛祖历代通载》卷22，第723页。

[11] 宋濓等，《元史》卷202，《释老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518页。

[12] 《元史》卷28，《英宗纪》2，第628页。

[13] 《元史》卷27，《英宗纪》1，第607页。

[14] 《草木子》卷3下，《杂制篇》，第59－60页。

[15]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12，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54页。亦见于《佛祖历代通载》卷22，第732页。

[16] 元代的这一特例到了明代便成了司空见惯的惯例，受封为法王、教王或国师的番僧的封号都是那么长长的一串，内容则大同小异。

[17] 《南村辍耕录》卷2，第25页：“累朝皇帝于践祚之始，必布告天下，使咸知之。惟诏西番者，以粉书诏文于青缯，而绣以白绒，网以真珠。至御宝处，则用珊瑚，遣使赍至彼国，张于帝师所居处。”陶宗仪这条记载显然是照录自杨瑀（1285－1361）之《山居新话》，同样的内容见于该书，卷2，《钦定四库全书》子12；参见《山居新话》之德文译本Herbert Franke，Beitr?ge zur Kulturgeschichte Chinas unter der Mongolenherrschaft，Das Shan-kü sin-hua des Yang Yü，Abhandlungen für die Kunde des MorgenlandesⅩ Ⅹ Ⅻ，2，Wiesbaden：Kommissionsverlag Franz Steiner GMBH，1956，pp.59-60；此外，基本相同的记载亦见于李翀，《日闻录》，《钦定四库全书》，子部。

[18] 《元史》卷202，《释老传》，第4520－4521页。

[19] 《南村辍耕录》卷2，第20页，记载有一则蒙古皇帝尊师的故事：“文定王沙剌班，今上（元顺帝——引者）之师也。为学士时尝在上左右。一日体少倦，遂于便殿之侧偃卧，因而就寐。上以藉坐方褥，国语所谓朵儿别真者，亲扶其首而枕之。后尝患疖额上，上于合钵中取拂手膏躬与点之。上之隆师重道可谓至矣尽矣。”亦见《山居新话》卷2，Franke上揭译本，第66页。

[20] 最典型的例子当数八思巴帝师为元世祖忽必烈汗前后作三次灌顶，而后者分别以乌思藏十三万户、土番三道和汉地之Yur ma chen mo作为回赐。详见达仓宗巴·班觉藏卜（sTag tshang rdzong pa dPal 'byor bzang po），《汉藏史集》（rGya bod yig tshang），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277－278页。有关这些宗教活动之政治意义参见沈卫荣，《元朝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统治》，《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36－148页；Janos Szerb，“Glosses on the oeuvre of bla-ma 'Phags-pa：Ⅲ.The‘Patron-Patronized’Relationship”，Soundings of Tibetan Civilization，New Dehli 1985，pp.164-173.

[21] 参见Petech上揭书。

[22] David Seyfort Ruegg，Ordre Spirituel et Ordre Temporel dans la pensée Bouddhique de l'Inde et du Tibet，Quatre conférences au Collège de France，Paris，Dépositaire exclusif：édition-Diffusion de Boccard，1995.

[23] 尽管后出的西藏编年史常常将大蒙古皇帝和他的西藏喇嘛之间的关系描写为一种平等的关系，但他们之间的关系无疑是主臣关系，这是连八思巴上师自己都曾经承认的事实。参见Szerb上揭文，第165页，注2。

[24] 《元史》卷202，《释老传》，第4520页。

[25] 欧阳玄，《妙光寺记》，《寰宇通志》卷113，南京：中央图书馆1947年影印明初刻本。

[26] 朱德润，《存复斋文集》卷4，《行宣政院副使送行诗序》，《四部丛刊续编》集部25。

[27] 陆容，《菽园杂记》卷4，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42页。

[28] 《草木子》卷4下，《杂俎篇》，第83－84页。

[29] 参见傅海博，《元朝皇帝能否读写汉语文？》（Herbert Franke，“Could the Mongol Emperors read and write Chinese？”），Asia Major，A British Journal of Far Eastern Studies，ed.B.Schindler，New Series 3，London：Taylor's Foreign Press，1953，pp.28-41；萧启庆，《元代的通事与译史——多元民族国家中的沟通人物》，《元史论丛》6，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5－67页。

[30] 《元史》卷181，《虞集传》，第4176－4177页。

[31] 《南村辍耕录》卷2，第21页。

[32] 李士瞻，《经济文集》卷6，《为福建监宪恩德卿作诗序》，《钦定四库全书》集部5。关于蒙古皇帝及其太子学习汉文化的努力和成果，特别是在书法方面的成果参见傅海博上揭1953年文，其中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学汉语文的故事，见该文第40－41页。

[33] 权衡，《庚申外史》（国学文库48 卷，据学津讨原本重印），第42页；任崇岳，《庚申外史笺证》，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14－115页；《元史》卷46，《顺帝本纪》9，第962页。

[34] 参见札奇斯钦，《蒙古与西藏历史关系之研究》，台北：正中书局，1978年，第一章：绪论——蒙古可汗何以信奉了土番的佛教，第1－12页。Sechin Jagchid，“Why the Mongolian Khans adopted Tibetan Buddhism as their faith”，in Sechin Jagchid，Essays in Mogolian Studies，Provo 1988，pp.90-91.

[35] 语出《弘教集》，见《佛祖历代通载》卷22，第722页。类似的话也常见于藏文史书中，例如《汉藏史集》，第287页，云：“[世祖]皇帝向[八思巴]上师求法自不待言，就是世间之诸大事亦皆与上师商议而定，上师向皇上说与法随顺而善作世间之事等。”

[36] 《佛祖历代通载》卷22，第732－733页。

[37] 关于胆巴国师生平参见Herbert Franke，“Tan-pa，a Tibetan Lama at the court of the Great Khans”，Orientalia Venetiana，Volume in onore di Lionello Lanciotti，ed.Mario Sabattini，Firenze：Leo S.Olschki Editore，1984，pp.157-180；沈卫荣，《元朝国师胆巴非噶玛巴考》，《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2－13 辑，1990年，第70－74页；陈庆英、周生文，《元代藏族名僧胆巴国师考》，《中国藏学》1990年第1期，第58－67页；Elliot Sperling，“Some remarks on sGa A gnyan Dam p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Hor-pa lineage of the dKar-mdzes Region”，in Tibetan History and Language：Studies Dedicated to Uray Géza on His Seventieth Birthday，Wien 1991，pp.455-456.

[38] 柳贯，《柳待制文集》卷9，《护国寺碑》。

[39] 《佛祖历代通载》卷22，第726页。

[40] 程钜夫，《程雪楼文集》，卷7，《凉国敏慧公神道碑》（元代珍本文籍汇刊），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1977年，第316页。

[41] 《汉藏史集》，第281－282页。

[42] 《汉藏史集》，第287页。

[43] 《佛祖历代通载》卷22，第726页。

[44] 柳贯，《柳待制文集》卷9，《护国寺碑》。

[45] 参见胡昭曦、邹重华主编，《宋蒙（元）关系史》，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00－343页。

[46] 《佛祖历代通载》卷22，第722页：“帝（忽必烈）命伯颜承相攻取江南不克，遂问胆巴师父云：‘护神云何不出气力？’奏云：‘人不使不去，佛不请不说。’帝遂求请，不日而宋降。”

[47] 赵孟頫延祐三年作《大元敕赐龙兴寺大觉普慈广照无上帝师之碑》，《元赵孟頫书胆巴碑》，北京：文物出版社。

[48] 参见王尧，《摩诃葛剌（Mah?kala）崇拜在北京》，《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诞学术论文集》，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41－449页。

[49] 《佛祖历代通载》卷22，第723页。

[50] 《佛祖历代通载》卷22，第726页。

[51] 《南村辍耕录》卷2，第20页。

[52] 《元史》卷29，《泰定帝本纪》1，第642页。

[53] 柳贯，《柳待制文集》卷9，《护国寺碑》。

[54] 厉鹗（1692－1752），《樊榭山房集》卷5，《麻曷葛剌佛并序》；参见宿白，《元代杭州的藏传密教及其有关遗迹》，《文物》1990年第10期，第55－71页。

[55] 详见吴世昌，《密宗塑像说略》，《罗音室学术论著》第3卷《文史杂著》，北京：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1984年，第421－456页。

[56] 《张光弼诗集》卷3，《四部丛刊续编》集部。

[57] 《佛祖历代通载》卷22，第726页。于《马可波罗行纪》中亦记载了如下一则轶事：“有一异事，前此遗忘，今须为君等述之者。大汗每年居留此地[上都]之三月中，有时天时不正，则有随从之巫师星者，谙练巫术，足以驱除宫上之一切暴风雨。此类巫师名称脱孛惕（Tebet）及客失木儿（Quesimour），是为两种不同之人，并是偶像教徒。盖其所为者尽属魔法，乃此辈诳人谓是神功。”参见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173页。Marco Polo（1254-1323？），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The Complete Yule-Cordier Edition，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s，1992，vol.1，p.301.尽管胆巴国师的这个故事发生于1302年，是时距马可波罗离开中国已有十余年，但马可波罗所述西藏巫师之轶事显然与胆巴国师的故事有神似之处。而且，马可波罗于其书中亦称这些来自西番与迦什弥罗的巫师为“巴哈失”，与藏汉文史料之记载相同，故可确定他所说的故事一定是指番僧的神迹。有关马可波罗游记所载番僧事迹，参见乙阪智子，《马可波罗著作中所描述的藏传佛教》，《元史论丛》8，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2－69页。

[58] 《山居新话》卷1；Franke上揭译本，第56－57页；《南村辍耕录》卷5，第56页；明人田艺衡，《留青日札》（下），卷27（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瞿昙胆巴》记载有相同的故事，并如按语云：“正所谓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也。惑世愚民，可笑可笑。”实际上，这个流传广泛的故事肯定有张冠李戴、穿凿附会的成分，因为德寿太子死于1306年，而胆巴国师死于1303年，比德寿太子还先逝三年。参见Franke上揭1984年文，第177页。

[59] 《佛祖历代通载》卷22，第725页。

[60] 参见苏晋仁、萧鍊子，《〈册府元龟〉吐蕃史料校证》，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1年，第24页；苏晋仁，《通鉴吐蕃史料》，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页。

[61] 《草木子》卷3上，《克谨篇》，第48页。事实上，这个故事更具象征和预言性质，而并不与历史事实完全一致。在元都陷落前一年根本就没有帝师在京城中。

[62] 不管是古代的汉族史官，还是近代的西方史家都曾将元朝速亡的原因归之于帝室之崇佛与宠信番僧，参见傅海博，“Tibetans in Yüan China”，In John D.Langlois，Jr.ed.，China under Mongol Rul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pp.296-328。

[63] 《庚申外史》，第61页；任崇岳上揭书，第156页。

[64] 余继登，《典故纪闻》卷2，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32页；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14，《开国规模》，北京：中华书局，第19页。

[65] 《元史》卷202，《哈麻传》；《庚申外史》，第27－28页；任崇岳上揭书，第70－71页。荷兰学者高罗佩（R.H.van Gulik）于其名著《中国古代房内考》（Sexual Life in Ancient China，A Preliminary Survey of Chinese Sex and Society from ca.1500 B.C.till1644 A.D.，Leiden：E.J.Brill，1974）一书中翻译了《元史》中这段有关大喜乐法的记载，由于他未能正确断句，故错将人名八郎理解为八郎之字面意义——八个男人，更进而作出十六天魔舞为一郎配二女组对而舞的解释。参见该书，第260页，注2；西方汉学者长于探幽发微，但有时亦免不了求凿过深，牵强附会，以致闹出笑话。鼎鼎大名如高罗佩者，竟亦莫能例外。

[66] 《庚申外史》，第33页。类似的记载亦见于《元史》卷43，《顺帝本纪》6，第918－919页。此云舞十六天魔舞者，“首垂发数辫，戴象牙佛冠，身披璎[缨]珞，大红销金长短裙、金杂袄、云肩、合袖天衣、绶带鞋袜，各执加巴剌般之器，内一人执铃杵奏乐。”下同《庚申外史》所载。《草木子》，卷3下，《杂制篇》，第65页有云：“其俗有十六天魔舞，盖以朱缨盛饬美女十六人，为佛菩萨相而舞。”

[67] 《庚申外史》，第37页；任崇岳上揭书，第103－104页。

[68] 《庚申外史》，第34－35页；任崇岳上揭书，第96页。

[69] 《庚申外史》，第28页；任崇岳上揭书，第96页。

[70] 《草木子》卷4下，《杂俎篇》，第84页。

[71] 《张光弼诗集》卷3，《辇下曲》。

[72] 任崇岳上揭书，第84页；《元史》卷205，《哈麻传》，第4584－4585页。

[73] 田艺衡，《留青日札》，卷27《佛牙》，第881－882页；卷27《念佛婆》，第884页；卷28《双修法》，第924页。

[74] 参见王尧，《元廷所传西藏秘法考叙》，载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编《内陆亚洲历史文化研究——韩儒林先生纪念文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10－524页；《大乘要道密集》今有台湾金刚乘学会影印本流通，台北：台湾慧海书斋，1992年，书名改作《萨迦道果新编》。

[75] 参见Christopher Beckwith上揭文。

[76] 参见王尧，《金瓶梅与明代藏传佛教》，《水晶宝鬘——藏学文史论集》，高雄：佛光出版社，2000年，第269－300页。

[77] 马建，《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人民文学》1987年第1期，第98－116页；Sabina Kojima，Bilder und Zerrbilder des Fremden.Tibet in einer Erz?hlung Ma Jians（《他者之形象与漫画：马建小说中的西藏》），Bochum 1994.

[78] 《佛祖历代通载》卷22，第733页。参见野上俊静，《有关元代佛教的一个问题——喇嘛教与汉人佛教》，《元史释老传研究》，京都：朋友书店，1978年，第285－297页。

[79] 《元史》卷183，《孛术鲁翀传》，第4222页。

[80] Herbert Franke，“Se n· -ge，das Leben eines uigurischen Staatsbeamten zur Zeit Chubilai's，dargestellt nach Kapitel 205 der Yüan-Annalen”，Sinica17（1942），pp.90-113；Luciano Petech，“Sang-ko，a Tibetan statesman in Yuan Dynasty”，Acta Orientalia，34（1980），pp.193-208；沈卫荣，《〈汉藏史集〉所载〈桑哥传〉译注》，《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85年第9期，第89－93页。

[81] 《元史》卷92，《奸臣传》，第4570、4575页。

[82] 关于其族属，详见陈高华，《论杨琏真加和杨暗普父子》，《西北民族研究》1986年第1期，第55－63页。

[83] 《元史》卷9，第188页，至元十四年（1277）二月丁亥，“诏以僧亢吉祥、怜真加加瓦并为江南总摄，掌释教”，傅海博据此正确地认为杨琏真珈于杭州陷落后的第二年就任命为江南释教总统，事在桑哥专权之前，但他无法确定亢吉祥是另一个人的名字，还是杨琏真珈之名字的一部分。陈高华未曾注意到《元史》中的这条记载，故无法确定杨琏真珈初任江南总摄的时间，然其所引日本学者小川贯戌于普宁藏《华严经》识语中提到“江淮释教都总摄永福大师杨琏真加”及其位于其上之“江淮诸路都总摄扶宗弘教大师行吉祥”，不但能为傅海博先生释疑，而且也证实了他所引《元史》中的这条记载。

[84] 《明文衡》卷50，《钦定四库全书》集部8。此亦可于《元史》卷13，《世祖本纪》10，第271－272页中得到印证，此云：“[至元]二十二年春正月戊寅，……桑哥言：‘杨辇真加云，会稽有泰宁寺，宋毁之以建宁宗等攒宫，钱塘有龙华寺，宋毁之以为南郊。皆胜地也，宜复为寺，以为皇上、东宫祈寿。’时宁宗等攒宫已毁建寺，敕毁郊天台，亦建寺焉。”参见野上俊静，《桑哥与杨琏真伽——元代宗教史的一面》，《元史释老传研究》，第240－266页。

[85] 《南村辍耕录》卷4，《发宋陵寝》，第43－49页。参见戴密微，《南宋的皇陵》（Paul Demiéville，“Les tombeaux des Song Meridionaux”，Bulletin de L'Ecole Fran?aise d'Extrême-Orient，25（1925），pp.458-567；阎简弼，《南宋六陵遗事正名暨诸攒宫发毁年代考》，《燕京学报》，30（1946），第27－50页。

[86] 《南村辍耕录》卷4，第43－49页。

[87]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6，《板**凄凉》，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16页。

[88] 《日知录》卷15，《前代陵墓》。

[89] 《钦定四库全书》1188，第361－363页，《冬青树引注》。

[90] 参见野上俊静，《桑哥与杨琏真伽——元代宗教史的一面》，《元史释老传研究》，第252页。

[91] 《南村辍耕录》卷5，《掘坟贼》，第66页。

[92]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6，《板**凄凉》，第116页。

[93] 张岱，《陶庵梦忆》卷2，《岣嵝山房记》，《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9页。

[94] 参见陈高华上揭文，第58页。

[95] 《元史》卷202，《释老传》，第4521－4522页。类似记载见于《元史》卷17，《世祖本纪》14，第362页，此云：“初，琏真加重贿桑哥，擅发宋诸陵，取其宝玉，凡发冢一百有一所，戕人命四，攘盗诈掠诸赃为钞十一万六千二百锭，田二万三千亩，金银、珠玉、宝器称是。”

[96] 《庙学典礼》卷3，《钦定四库全书》，史部13。

[97] 《元史》卷202，《释老传》，第4521－4522页；必兰纳失里者，北庭感木鲁国人，为帝师弟子，代帝出家，是当时有名的译师和通事。其简传见同书，第4519－4520页。

[98] 《元史》卷202，《释老传》，第4523－4524页。

[99] 蒙哈佛大学印度梵文系卓鸿泽先生赐知，詹安泰先生曾著鸿文《杨髡发陵考》，详议汉人文学作品中有关杨琏真珈发掘宋陵一事之记载及其批评。詹先生此文收于其著作《花外集笺注》一书中，笔者暂无得见此书，无法领略詹先生之宏论，不胜遗憾之至。

[100] 《元史》卷202，《释老传》，第4521－4522页。

[101] 《元史》卷130，《不忽木传》，第3171页。

[102] 《元史》卷24，《仁宗本纪》，第556页。

[103] 《元史》卷202，《释老传》，第4523－4524页。

[104] 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达奇译，《史集》，第2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387－388页。

[105] 《元史》卷102，《刑法志》，第2604页；参见野上俊静，《元代佛徒的免囚运动》，《大谷学报》，38：4（1959），第1－12页。

[106] 《元史》卷60，《地理志》3，第1434页，“礼店文州蒙古汉儿军民元帅府”条下称：“自河州以下至此多阙，其余如朵甘思、乌思藏、积石州之类尚多，载籍疏略，莫能详录也。”

[108] 金文京，《李齐贤在元事跡攷》（其の一），吉田宏志，《朝鲜儒林文化の形成と展开に関する総合的研究》，京都府立大学文学部，2003年，第246－252页。

[109] 《庚申外史》卷上；任崇岳上揭书，第77页。

[110] 《元史》卷186，《陈祖仁传》，第4274页：“时宦者资正使朴不花与宣政使橐驩，内恃皇太子，外结丞相搠思监，骄恣不法，监察御使傅公让上章暴其过，忤皇太子意，左迁吐蕃宣慰司经历。”此亦见载于《庚申外史》卷下，任崇岳上揭书，第119页。

[111] 参见John D.Langlois Jr.，“Yü Chi and his Mongol Sovereign：The Scholar as Apologist”，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Ⅹ Ⅹ Ⅹ Ⅷ，No.1（1978），pp.99-116.该文有桑珠汉译文，兰得彰，《虞集和他的蒙古主子——辩护士式的学者》，载元史研究会编《中国元史研究通讯》1986年第1期，第19-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