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墀：

二日信到。很觉有些话想说，所以立刻执笔来写几行。因为恐怕时间一久便无从再有现在这种不吐不快的意思了。

你这封信长得一点，你说你想起这个学校[19]却引起我想到我们在中学时的情形。这在我是稀有的事。好久来我便不常回忆过去，因为许多情景都显得辽远，显得朦胧，而又令人感到寂寞。不过我急于要说的是我回你的那封信太短，因此便使你有一个“牢骚不少”的印象。

两年多来我很肯定的认为一个人应当“怨天尤人”——这个成语是有毛病的，我的意思着重在“尤人”。这使朋友们爱以笑置之的态度说我“牢骚”。这两个旧字眼是不大体面的，因为令人联想“怀才不遇”的意思。那我是一点儿也没有的，我对自己清楚得很，我实在与中国式的旧思想习惯十分无缘，我之牢骚并不是纯粹从个人出发而是对着整个社会环境，所以若是愿意用冠冕堂皇一点儿的话说，就是不满意现状。

我在一个地方不满意一个地方[20]。

比如就在你这个“旧游之地”[21]吧，我实在想大声疾呼地说这种现状不行得很，要赶快改进才成。然而有什么力量实行呢，人家或者社会花钱雇我来就为的仅仅是骗人。

学校情况不想细说，总之四字足以尽之，“老朽昏庸”。

最可痛心的是大部分学生都头脑不清楚，显得有点麻木。这责任当然不在他们身上。那么在谁的身上呢，你想想看。我在山东[22]，那里乡下的情况很苦，然而学生们似乎并未完全放弃希望。在这里我从大多数学生的精神上看出“绝望”的表示。他们连希望都没有，或者犹如堕地即如黑暗中的孩子根本不知人间有光亮，故无从希望光亮了。

我要尽我的力量做“开窗子”的工作，然而受限制得非常厉害，结果是事倍功半。这是使我常常不快乐的原因。

以上说的都空洞得很，没有说到事实，因为要把这里各方面的情形说出来是很费纸笔的，不如口谈痛快，已经有人呼我为悲观论者了。然而我实在不知道一个人处在这个时代这个地域有什么可乐观的，除了一些可以麻醉人的东西来麻醉之后。

中国式的议论是相当狡猾的，人家打了你几鞭子，假若你生气的话便笑你没有涵养，再过一会儿他更会说从没有打过你，甚至于说人世上根本没有什么叫鞭子的东西。于是便可以结论到你是害“迫害狂”了。鞭子是有的，而且是不断地打来的，不过从社会环境打来有点儿近乎无形而已。

再谈[23]。

其芳。十一月八日夜

（书信注释：吴天墀）

（原载《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9辑

《四川作家研究》第2集，1983年4月）

[1] 何召南、汪焕昌和贺琴都是万县中学的同学。当时在万中附设有三年制师范科。其芳读的是中学三班。

[2] 杜深浦是我同读师范二班的同学，年龄比我和其芳较长，对人热情，品学俱优，不幸在1928年初因病逝世。

[3] “吧”应是“罢”字的误写。

[4] 1928年冬我在重庆治平中学毕业后，就到涪陵县乡间去教小学，时年15，这里所谓“苦炼”，大约指的是我当时所度的孤独飘零生活。

[5] “决”应是“绝”的误写。

[6] 冯天荣是万中校的同学。

[7] 何栋材、骆肇尧、骆蕙萱以及向震，都是万中同学。“大同骆蕙萱”五字，“大同”是学校名，“骆肇萱”有误，若不是骆肇尧，便应作骆蕙萱。

[8] 这段和下段文字，都是再补写上去的。提到的祝世德，四川巴中县人，写过一些新体诗。

[9] 这封信是其芳在感情十分兴奋的情况下写的，次晨他已察觉是“神经错乱的话”。其实，它是最坦率地泄露了他灵魂深处的思想意识活动。这是研究他早年思想应该重视的材料。

[10] 这张照片还被保存下来了，他靠在一座长桥的石栏边上，在相片背面写了如下字句：“游了北海，回来经过长长的桥上，是黄昏的时光。”

[11] 本年暑期我结束了在涪陵教小学的工作，来成都升学。吕又昌是一位居住成都代我收信的友人。红砂碛是万县城东郊长江边上的一处河滩，他以它作为刊物之名，无疑是一种怀念故乡的情感反映，我当时收阅过。

[12] 其芳给我介绍的杨吉甫，我们不曾晤面，1962年或1963年我到成都外北磨盘山公墓区去为亡妻扫墓，见到一块写着“杨吉甫之墓”的石碑，碑上还记他是万县人，任过省文化局长，想来就是他。

[13] 宋大鲁，万县人，解放前任过四川教育厅科长，年辈稍长，我对他闻名而没有见过。前几年听说还在成都市居住。

[14] 其芳在1929年夏毕业于重庆治平中学，回家后，即赴上海，继去北平，到1933年暑期已有4年。

[15] 吴孝先是我在成都师大附高中的同学，他毕业考上北平师大，我曾托他带过一封信去。

[16] 六、七两信，可觇知其芳早年在古典文学上的造诣。古歌辞：“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17] 东汉人孟敏，“客居太原，荷甑堕地，不顾而去。郭林宗见而问其意。对曰：‘甑已破矣，视之何益？’”事见《后汉书·郭太传》。

[18] 这封信发出的年份和地点，起初记不起来，经反复探索，才这样确定的。

[19] 它应指的是万县师范学校，校址在城北20里许的亢家湾。1923年、1924年我在万师（当时叫四川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附小读过两年书。

[20] 指1926年和1927年在万县中学、1928年在重庆江北治平中学读书的情况。

[21] 即当年的万师，他在下文用了“老朽昏庸”四字作为评语。

[22] 1936年下期起，其芳在山东莱阳乡村师范学校教过时约一年的书。

[23] 距这次寄信不久，便得到面谈的机会。约是1938年的一二月份，其芳来成都成属联中任教；到达之日，有其芳的妹妹频伽、曼伽、方敬和我到外东牛市口车站去接他。当夜在四川大学留青院我的寝室里歇宿。我是川大历史系的学生还未毕业，方敬因抗战关系这时正在川大借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