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下半年，我们再次出去参观，这次参观，我们到过沈阳、鞍山、长春和哈尔滨四个城市，看了一个水库工地（沈阳大伙房），十八个工厂，六个学术单位和学校，三个医院，两个展览馆，一个体育宫。在哈尔滨访问了受过日本七三一细菌部队灾害的平房区，晋谒了东北烈士馆。这次参观我们获得了比上次更加深刻的印象。我这里只想说说其中的几点观感。
我们看到的企业，除了少数是日本人遗留下来的以外，大多数是新建的。日本人遗留下来的企业在接收时几乎全是一堆破烂，像鞍钢和沈阳机床厂，就都经日本人和国民党破坏过，到了人民政府手里重新恢复、扩建，才成为今天这样巨大的规模。许多见过那些旧日企业规模的伪大臣，都感到非常惊奇。使我最感惊奇的，是从许多新设备上看到了用中国文字写的牌号、规格。我虽然没有别人那样多的阅历，但是从前一提到机器，在心里永远是跟洋文联系着：MADE IN USA（美国制造）、MADE IN GERMANY（德国制造）……现在，我看到了中国自己制造的成套装备，而且这些企业的产品，就有一部分是要出口的。在那些产品上，赫然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
在鞍山钢铁公司里，我站在庞大的钢铁建筑面前，简直无法想象它是怎样从一堆破烂中恢复和扩建起来的。然而这是事实。日本人在离开的时候说：“把鞍山给中国人种高粱去吧！要想恢复，平心静气地说，要二十年！”中国人在这里没有种高粱，三年时间，把它恢复起来了，而且达到了一百三十五万吨的年产量，远远超过了伪满时期的最高纪录，又过了一个五年，年产量达到了五百三十五万吨，等于从一九一七年日本在鞍山创办昭和制钢所起，一直到一九四七年国民党最后撤走止，这三十一年的累计产量。
在鞍钢有个无人不知的老人，他的事迹现在已传遍全国。一九四八年当日本的旧技术人员发出不如种高粱的讥笑的时候，这个有三十二年工龄的老管子匠，回到了几乎吸干了他的血汗的鞍钢。他问比他早回来的工人：
“做什么活？”
“活有的是！光是拔草就够干十天半月的！”
“那是小事！”老人的眼睛望的是铁水凝结在里面的高炉，严肃地说，“先弄这个！”
在蓬蒿塞路、野兔定居的炼铁厂里，一切设备都被国民党接收人员盗卖得残缺不全，能拆的都拆走了，仓库里没有备件，工人手里没有家伙。但是，工人们不种高粱，他们和刚摘下人民解放军胸章、撸起袖子的干部一起，立刻动起手来。跟着出现了一个献纳器材的运动，把自己家的工具、器材都送回了厂子，同时，政府又拿出了钱向收买过“接收大员”的器材的商人们购买那些机器材料。在那个冬季里，老人整天到工厂的废铁堆里，扒开一尺厚的雪层，把一切认为有用的东西都挑出来拿到空仓库里。起先还有人笑他，后来在恢复工程中，人们在他这个仓库里常可以找到擦得铮光煞亮的而且正适用的器材。于是，修理厂工人首先仿效他，把从前废弃的材料都收集了起来。到了一九四九年，开国大典举行的两个月前，被日本技术人员估计要二十年才能恢复的鞍钢炼铁厂，恢复时期才过一年，已经有三座高炉又冒起了浓烟。这三座高炉的全部管道工程，就是老人和他的修理厂用拾来的废弃材料安装成功的，没有花国家一文钱去买材料，也没有领过一文钱的献纳器材奖金。甚至一开始连厂长也不知道这个内幕。有两个经常采访高炉消息的记者，这年冬天每次来到高炉，总看见一个老头在高炉这里爬上爬下，有时在炉内摆弄水管，身上尽是些冰块块，走起路来嘁嘁咔咔直响，记者发现了他，告诉了厂长。当时，记者们曾问这个劲头像小伙子似的老头：
“你多大年纪了？”
“整五十二岁啦！”
“是谁叫你这样干的？”
“谁也没叫。”
“为啥自己这样干？”
“为啥？”老头觉得问得奇怪：“不当亡国奴了嘛，是为自己干的嘛。”
老人当了炼铁厂的修理厂长，但人们提起他，都喜欢叫他老孟泰、老英雄。他和修理厂的工人们放那些捡来废弃器材的屋子，就被人叫作“孟泰仓库”。在恢复时期的头两年里，这个仓库起的作用简直难以估计。但是关于老孟泰的故事，更远不是一座仓库能容得下的。一九五〇年八月，有一次高炉里铁水漏出，与冷却水接触发生了猛烈爆炸，老孟泰闻声不顾危险带头冲上炉台，从浓雾中和不停地爆炸中判明了情况，冒险抢救高炉的有他；在抗美援朝时终日睡在厂里，在第一次空袭警报中勇敢地跑上高炉炉台，提着一根铁管自动去保卫高炉的也是他；一听说产院里床位不够，不费公家一文钱，收拣废水管给产院制作了五十个铁床的也是他……他带出了数不清的徒工，许多人又成了新一代的先进工作者；他不服老，听说青年工人王崇伦发明万能工具胎，一年完成了四年多的任务，他提出了赶王崇伦的口号，回到厂里就和大家研究如何为祖国创造更多的财富，在一个月内，他领导的修理厂就真的搞成了八项重大的技术改进。他不只关心自己的修理厂，修理厂外的事也样样操心。他看见操纵矿石车的小伙子叫六百多摄氏度高温的烧结矿烤得浑身大汗，每十分钟就得浑身浇一次凉水来降温，心里十分着急，就和大伙商量，结果想出了安装水管用环水降温的办法，把矿车内温度由七十摄氏度一下降到三十摄氏度……
这位老管子工常常说的几句话是：“国家是咱们的啦！”“不做亡国奴了嘛，这是给自己干嘛！”这句话里流露出了老人今天的喜悦、自豪和责任感，也浸透了过去的辛酸愁苦。他生在河北省丰润县的一个贫农的家里，从记事时起，就很少吃过干饭。他少年时给一个举人家当长工，受不了欺压，十六岁时闯关东去了，到了千金寨。到千金寨的第二年（一九一七年）正遇上这里一次瓦斯大爆炸，这次胜利矿死了九百一十七名矿工，他亲眼看见鬼子在矿井周围拉上电网封锁，而成千的妇女小孩围在那里哭声震天，有的女人一看到自己亲人烧成木炭似的尸体，就一头撞上电网，电网里外，全是死人。他在千金寨日本鬼子工头手下做了十年钳工学徒，除了做工还要给鬼子工头做杂役。鬼子吃过饭午睡还要给鬼子捶背，有一次在捶背时碰掉了一个钢锉，挨了一顿耳光。实在受不了了，他又跑到鞍钢，一连干了二十二年的管子工。受气挨打，一直挨到日本鬼子投降，以为好日子来了，可是国民党接收大员只会盗卖器材，工人日子更难过，他只好带着女人孩子到乡下去种地。他三十多岁才娶上亲，一九四六年到妻子娘家海城乡下，国民党又天天抓兵，他只好天天藏到顶棚里躲着，不能做工又种不了地，全家快要饿死的时候，海城乡下解放军到了。从此，一个崭新的生活，在一个饱经沧桑的五十多岁的老人面前展开了。这是由奴隶变成主人的生活，一开始，他还不明白这个变化是怎么回事。他被介绍到后方通化去做工，到了解放区，当迎接他的干部亲切地抚摩着他小女儿头的时候，这第一次受到的兄弟般的待遇，使他老泪盈眶。他看到解放区的铁厂厂长不但毫无架子，而且和工人一起干，一起生活，他明白了这些人是自己的弟兄，是完全的自己人。等他在解放区工作了一年，鞍山解放后又回到鞍山时，在他心里支配一切的只有一个思想：“这是给自己干，国家是咱们的啦！”
在我参观的厂矿企业里，到处都有老孟泰式的英雄，也都有类似老孟泰的旧时代奴隶的经历。单单这个鞍钢，我就曾听说过发明反围盘的张明山，会见过创造万能工具胎的王崇伦。王崇伦是个年轻的刨床工人，但是也受过旧社会的折磨。在解放后，他并非立刻明白了周围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甚至在一九五〇年还因为没有涨他的工资，一怒之下三天没去上班。但是当他一想起了旧时代的生活，一想起了在旧时代患了十几年眼病的母亲是解放后的国家治好的，他一明白了这些亲身经历的事实，这个智力和精力惊人的小伙子的劲头马上出来了，连旧的劳动定额都成了他的敌人，一齐被他连同那些旧思想一件一件地丢在脑后。于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就完成四年多的定额，被人称作走在时间前面的人。一九五七年我在鞍钢看见他的时候，他已是工具车间的主任，正领导他的车间生产着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的产品。后来在古海忠之谈到中国人民的眉宇间的喜悦和自豪的时候，我就很快想起了这个车间。这个车间的工人，似乎每个人的眉宇间都有着喜悦和自豪呢！
在参观中，我看到了无数这类的例子。每个例子都向我说明：中国人站起来了。中国人不但在战场上可以打胜仗，而且在经济建设上一样能打胜仗。如果不是我亲眼看到这个事实，如果十年前向我做出这样预言，不仅劝中国人种高粱的日本人不信，连我也不信。
在过去的四十年间，我根本忘掉了自己的国籍，忘掉了自己是中国人。我曾随着日本人一起称颂大和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我曾跟郑孝胥一起幻想由“客卿”“外力”来开发中国的资源，我曾与溥杰多次慨叹中国人之愚蠢与白种人之聪明。我进了管理所，还不相信新中国能在世界上站得住。在朝鲜战场上中朝人民军队打了胜仗，我不是觉得扬眉吐气而是提心吊胆，担心美国人会扔原子弹。我不明白，在联合国讲坛上，中国共产党人何以敢于控诉美帝国主义，而不怕把事情闹大。我不明白在板门店的谈判桌上，朝中方面的代表何以敢于对美国人说：“从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休想从会议桌上得到。”总之，我患了严重的软骨病。
美国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了字，日内瓦会议上显示出新中国在国际事务上的作用，这时我不由地想起了从鸦片战争以来的外交史，想起了西太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政策，想起了蒋介石勒令人民对帝国主义凶犯忍辱吞声以表示“泱泱大国民风”的“训示”。中国近代一百零九年的对外史，就是从我曾祖父道光帝到国民党蒋介石的软骨症的病历。从一八七一年清朝为了天津教案事件正式派遣外交使节崇厚到法国去赔礼道歉起，到李鸿章去日本马关，我父亲去德国，以致北洋政府外交官参加巴黎和会，孔祥熙参加英王加冕典礼，哪一个不是去伺候洋人颜色的呢？
在那一百零九年间，那些带着从大炮、鸦片一直到十字架和口香糖的自以为文明、高尚的人，他们到中国来，任意地烧、杀、抢、骗，把军队驻扎在京城、口岸、通都大邑、要道、要塞上，无一不把中国人看作奴隶、野人和靶子。他们在中国的日历上，留下了数不清的“国耻纪念日”。他们和道光帝、西太后、奕劻、李鸿章、袁世凯、段祺瑞、蒋介石订了成堆的变中国人为奴隶的条约。以致在近百年的外交关系史上，出现了各种耻辱的字眼：利益均沾、机会均等、门户开放、最惠国待遇、租借地、关税抵押、领事裁判权、驻军权、筑路权、采矿权、内河航行权、空运权……除此而外，他们得到的还有伤驴一条赔美金百元，杀人一命偿美金八十元，强奸中国妇女而不受中国法庭审判等等特权。
现在，那种屈辱的历史是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人扬眉吐气地站起来了，正满怀信心地建设自己的祖国，让一个个发出过耻笑声的“洋人”闭上了嘴。
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我们听到了一个小故事。汽车厂刚开始生产时，有个小学校的孩子们要来参观。汽车厂打算派车去接，孩子们打电话来问是不是新造的车，厂方回答说，新造的是运货卡车，坐着不舒服，准备派去的是进口的大轿车。孩子们表示了不同的看法，说：“进口轿车不如运货卡车舒服，我们要坐祖国造的卡车！”
祖国，她在孩子们的心里是如何崇高呵！而在我过去的心中，却四十多年一直没个影子。
作为一个中国人，今天无论是站在世界上，还是生活在自己的社会里，都是最尊严的。
关于别人日常怎么样地生活，我在过去（除了伪满后期一段时间以外）对这问题总怀有好奇心。我有生第一次出去满足这种好奇心，是到我父亲的北府，第二次是借探病为名去看陈宝琛。我对他们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很羡慕。后来我在天津，从西餐馆和外国娱乐场所观察过那些“高等华人”，觉得他们可能比我“自由”，但是不如我“尊贵”，我不太羡慕他们，但好奇心仍在。在伪满，只顾担忧，不大好奇了。回国之后，起初根本没想过这类问题，别人如何生活，与我无关，后来我感到前途明亮起来，这个问题又对我有了现实性，所以在这次参观中，我特别留心了这个问题。结果是，勾起了我无数回忆，心中起了无限感慨。
获得印象最深的是在哈尔滨。哈尔滨儿童公园里的儿童铁道，使我想起了跟蚂蚁打交道的童年。我从儿童医院的婴儿出生统计和保健情况上，看出了这在当年清朝皇族家庭中，也是不可企望的。我坐在哈尔滨太阳岛的条椅上，遥望江中的游艇，听着草地上男女青年们的手风琴声和唱歌声，想起了我前半生的岁月。我不但没高兴地唱过，就连坐在草上晒晒太阳的兴致都没有，更不用说是随意地走走了。那时我担心厨子赚我的菜钱，担心日本人要我的命……而这里，一切都是无忧无虑的。在我前面几丈远的水滨上，有个青年画家在专心致志地写生。我们坐在他身后，一直就没看见他回过一次头。他的提包和备用的画布都堆在条椅脚下，根本没有人替他看管，他似乎很有把握地知道，决没有人会拿走他的东西。这样的事，在旧社会里简直不可想象，而在这里却是个事实。
这也是一个事实：公园里的电话亭里，有一个小木箱，上面贴着一张写着“每次四分，自投入箱”的纸条。
据一个同伴说，太阳岛上从前有个俱乐部，上一次厕所都要给小费的。但是现在，家里人来信说，你无论在哪个饭馆、旅店、澡堂等等地方，如果给服务人员小费，那就会被服务员看作是对他们的侮辱。这也是事实。
在哈尔滨最后几天的参观，我从两个地方看出了世界上两类人的不同。一个地方是日本七三一细菌部队造过孽的平房区，另一个地方是东北烈士馆。
二次大战后，日本出版了一本《七三一细菌部队》，作者署名秋山浩，是七三一部队的成员，写的是他在部队时，从一个角落上所看到的事情。据书上说，这是一座周围四公里的建筑群，主楼比日本丸之内大厦大四倍，里面有三千名工作人员，养着数以万计的老鼠，拥有所谓石井式孵育器四千五百具，用鼠血繁殖着天文数字的跳蚤，每月生产鼠疫病菌三百公斤。“工场”里设有可容四五百人的供试验用的活人监狱，囚禁的人都是战俘和抗日爱国的志士们，有中国人，苏联人，也有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这些人不被称为人，只是被他们叫作“木头”。每年至少有六百人被折磨死在里面，受到的试验令人惨不忍闻：有的被剥得净光，在输进冷气的柜子里受冻伤试验，举着冻掉了肌肉只剩下骨头的手臂哆嗦着；有的像青蛙似的放在手术台上，被那些穿着洁白的工作服的人解剖着；有的被绑在柱子上，只穿一件小裤衩，忍受着细菌弹在面前爆炸；有的被喂得很肥壮，然后接受某种病菌的感染，如果不死，就再试验，这样一直到死掉为止……
那个作者在七三一部队时听说，培养这些病菌，威力可超过任何武器，可以杀掉一亿人口，这是日本军人弓！以自豪的。
在苏联红军进逼哈尔滨的时候，这个部队为了消灭罪证，将遗下的几百名囚犯一次全都毒死，打算烧成灰埋进一个大坑里。由于这些刽子手过于心慌，大部分人没有烧透，坑里埋不下，于是又把半熟的尸体从坑里扒出来，分出骨肉，把肉烧化，把人骨用粉碎机碾碎，然后又用炸药把主建筑炸毁。
不久以后，附近的村庄里有人走过废墟，看到一个破陶瓷罐子里尽是跳蚤。这人受到了跳蚤叮咬，万没想到，刽子手遗下的鼠疫菌已进到他的体内。于是这个村庄便发生了鼠疫。人民政府马上派出了医疗大军进行防治抢救，可是这个一百来户的村子还是被夺去了一百四十二条性命。
这是我访问的一个社员，劳动模范姜淑清亲眼看到的血淋淋的事实。她给我们讲了这个村子在伪满时期受过的罪之后，说：“日本小鬼子投了降，缴了枪，人民政府带着咱过上了好日子，有了地，给自个儿收下了庄稼，大伙高高兴兴地都说从这可好了，人民政府领导咱们就要过好日子了，谁知道小鬼子的坏心眼子还没有使完，走了还留下这一手！狠毒哪！”
“人活在世上，总应该做些对人类有益的事，才活得有意义，有把握。”
这是有一次所长说的话。这句话现在从我心底发出了响声。制造鼠疫菌的“瘟神”们和供奉“瘟神”的奴仆们，原是同一类的人，同是为了私欲，使出了一切毒辣和卑鄙的手段，不惜让成亿人走进毁灭。然而，这是枉然的，没有“把握”的。“瘟神”的最科学的武器并不万能，最费心机的欺诈并不能蒙住别人的眼睛。被毁灭的不是人民，而是“瘟神”自己。“瘟神”的武器和它的供奉者没留下来，留下来的是今天正在建设幸福生活的人民，包括曾住在离“瘟神”不过几百米地方的金星农业社这个村庄。这真是活得最有“把握”的人。
由于他们是同样地有“把握”，所以姜大娘说的是台山堡刘大娘同样的话：
“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学习，好好改造吧！”
无论是在姜大娘的干净明亮的小屋里，还是农业社的宽阔的办公室里，我都有这样一个感觉：金星社的社员们谈到过去，是简短的、缓慢的，但是一提到现在和未来，那气氛就完全不同了。谈到今天的收成，特别是他们的蔬菜生产，那真是又仔细，又生动。为了证明他们的话，社员们还领我们去看了他们的暖窖设备，看了新买来的生产资料—排灌机、载重汽车、各种各样的化肥，看了新建的学校、卫生所和新架设的电线。当他们谈到明年的计划指标时，更是神采飞扬。社长说得很谨慎，他向我指着一排一排新建的瓦房说：“明年大秋之后，我想可能多盖几间。”他说到几间时，我们谁也不相信那仅仅是三五间或十来间。
在我们离开这个村庄的时候，社员们搬来了整筐的黄瓜、小红萝卜送给我们。“留下吧，这是咱社里刚收的，东西不值钱，可是很新鲜。”社长不顾我们的辞谢，硬把筐子送进我们的车里。
我在车窗口凝视着逐渐远去的金星社新建的瓦房顶，回想着金星社长说到的那几句：“我想着……”不知为什么，这句非常平凡的话，听在耳朵里，曾给我一种不同凡响的感觉。现在我明白了。这些曾被我轻视过的认为最没文化的人，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勤勤恳恳地劳动着，他们做的事情是平凡而又伟大的，因为他们让大地给人类生长出粮食和蔬菜瓜果；他们的理想也是平凡而又伟大的，因为他们要让茅屋变成瓦房，以便让人们生活得更加美好。而那些曾被我敬畏过、看作优秀民族代表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他们掌握着近代的科学技术，干的却是制造瘟疫、制造死亡的勾当，他们也有理想，这理想便是奴役和消灭掉被压迫的民族。这两种人，究竟是谁文明谁野蛮呢？
平房区“细菌工场”遗留下的瓦砾，告诉了人们什么叫作丑恶，东北烈士馆里每一件烈士的遗物又告诉了人们什么叫作善良。这里的每件陈列品都在告诉人们：它的主人当初为了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如何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让生命发出了最灿烂的光辉。无论是细菌工场的残砖烂铁还是东北烈士馆里的血衣、遗墨，都是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里照出了我们这群参观者过去的丑陋形象。
东北烈士馆是一座庄严的罗马式建筑，当初被伪满哈尔滨警察署占用过十四年。在那血腥的年代里，这里不知有多少骨头最硬的中国人被审问、拷打、送上刑场。陈列在这里的烈士照片和遗物，仅仅是极小的一部分。烈士馆中每件实物和每件事迹，所指出的具体时间和地点，都可以引起一件使我羞愧的回忆。事变发生的第三天—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一日，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召开紧急会议，号召东北的党员和一切爱国士兵立即武装起来，和敌人做斗争。那个决议书和哈尔滨小戎街三号省委故居的照片，把我引回到二十多年前静园的日子。为了挽救民族于危亡，东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不顾蒋介石的阻拦，自己起来战斗了，而我在静园里却加紧了卖国的罪恶活动。我想起了土肥原和板垣，郑孝胥父子和罗振玉，汤岗子和旅顺……
在讲解人员介绍杨靖宇将军的事迹的时候，我又回忆起那几次“巡幸”到东边道—杨靖宇、李红光等将军的抗联第一军活动地区—的情形。我在那里看见过长白山的顶峰，看见过朝雾和初升的太阳。祖国的山野美景没动我的心，引起我注意的倒是铁路两侧的日本宪兵、伪满国兵和警察。日本人办的报纸上总在报道东边道的“土匪”已剿净，但是那次“巡幸”到这一带，还是如临大敌，惶惶不安。一直到最后逃亡到通化、大栗子沟，我还听说这里“不太平”。抗日联军在这一带一直战斗到日本投降。最后被消灭的不是抗联，而是自称胜利者的日本皇军。抗联当时面对着强大的关东军和装备优越的伪满国兵，处境的艰苦是难以想象的，但是从陈列的当时使用过的饭锅、水壶、自制斧头、磨得漆皮都没有了的缝纫机等等生活用具上，我似乎看到了这些用具的主人的声容笑貌—这是我从龙凤矿那位青年主任的脸上看见过的，是只有充满着坚强信心的人才可能有的声容笑貌。在一双用桦树皮做的鞋子面前，我似乎听到了那种自信、高亢的声调，唱出了那首流传过的歌谣：
桦皮鞋，是国货，自己原料自己做。野麻搓成上鞋绳，皮子就在树上剥。桦皮鞋，不简单，战士穿上能爬山；时髦小姐买不到，有钱太太没福穿。桦皮鞋，真正好，战士穿上满山跑，追得鬼子丧了胆，追得汽车嘟嘟叫！
日本人当初叫我“裁可”一批批的法令，然后据此施行了集家并屯、统制粮谷等等政策，封锁了山区，用尽一切办法去断绝抗联军队与外界的经济联系。它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甚至杨靖宇将军和一部分部队被包围起来了，绝粮的情况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了，但是战斗还是在继续着，继续到日本人怀疑了自己所有的情报和所有的常识。为什么这些人没有粮还在打？他们吃什么？杨靖宇将军不幸牺牲了，日本人为了解开这个谜，破开了将军的肚子，他们从这个坚强不屈的人的胃里，找到的是草根、树叶……
我记起了吉冈安直发出过的叹息：“共产军，真是可怕！”在拥有飞机、坦克的日本皇军眼里，草根竟然是可怕的东西。
在杨靖宇将军和他的战友们歌唱着桦皮鞋，嚼着草根，对着那张旧地图上展望着祖国大地未来的时候，我正在害着怕，怕日本人的抛弃，怕夜间的噩梦，我正吃烦了荤腥，终日打卦念经。
杨靖宇将军遗下的地图、图章、血衣和他小时候写的作文本，在我的眼前模糊起来。在我身后—我的同伴和日本战犯们中间传过来哭泣声，声音越来越响。参观到赵一曼烈士遗像面前的时候，有人从行列中挤了出来，跪在烈士像前一面痛哭一面碰头在地。
“我就是那个伪警署长……”
这是伪勤劳部大臣于镜涛，他原先是这个哈尔滨的警察署长，赵一曼烈士当初就押在这个警察署，就是在这间陈列室里受的审讯，而审讯者之中正有这个于镜涛。
当年的审讯者，今天成了囚犯，受到了历史的审判。不用说，应该哭的决不仅是于镜涛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