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背景变化与科学定位_第一节 执政背景变化及其影响(1 / 1)

第二章

背景变化与科学定位

第一节 执政背景变化及其影响

当今世界,正发生着急速和巨大的新变化,从而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背景和历史方位,改变了群众评价判断执政党的坐标系。这些变化对共产党的执政和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也向党提出了许多新课题、新任务和新挑战,这些都是在新的形势下改善党群关系的基本动因。

一、世界大背景的变化和影响

2008年以来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让人们更加清楚地看到,当今世界各国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任何一个国家和政党都不可能独立于世界之外,也不可能脱离国际大环境来发展自己,执政和处理党群关系同样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中国共产党要改善党群关系和巩固执政基础,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就必须充分认识和把握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准确判断未来世界发展的基本走向,利用外部大环境对我有利的因素,排除各种不利因素。

世界范围内已经和正在发生的变化及影响主要是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全球科技革命和信息技术发展的影响

进入21世纪,一场新的科技革命正在蓬勃发展,其中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成为最活跃、发展最迅速、影响最广泛的科技领域,生物技术、新材料、先进制造技术、洁净高效能源、航空航天、环境保护等领域不断取得新突破,对宇宙空间、海洋、地球深部的研究探索得到拓展。世界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为生产力和社会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广阔前景,对各国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社会等领域正在产生深刻影响。当今新经济的发展,主要是依靠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进步。在高新技术的推动下,知识成为创造和积累财富的重要要素,促使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在美国,信息技术和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龙头,推动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现在,科技在综合国力、社会和经济等领域的巨大作用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识。各国争先恐后调整科技政策和国家创新体制,制订符合本国实际的科技发展计划,确定发展重点,加大科研投入力度,鼓励和引导科技突破与技术创新,促进科研成果尽快向市场和现实生产力转化,以便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可以预见,未来几十年将会不断出现全球性新科技推广应用和更大规模的产业调整**。然而,当前世界科技发展和信息网络化水平还很不平衡。“数字鸿沟”成为全球发展新的突出问题,拥有信息技术优势的富国与缺乏信息技术的穷国之间已经出现巨大的差距。目前,发达国家占有世界信息技术市场份额的90%以上,而多数发展中国家不仅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而且处于“信息贫困”之中。如何利用信息技术缩小全球知识差距,促进经济普遍增长,广泛提高世界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已成为各国共同面临的紧迫问题。

全球新科技革命加剧了各国之间的科技竞争并使其愈演愈烈。科技发展的经济功能与政治功能紧密地结合了起来。各国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的科技实力的强弱。一个国家所具有的国际竞争力的大小,不仅关系着该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而且也关系到该国的执政党在国际上的声誉和影响,关系到该国的执政党在本国人民中的作用和形象。因此,能否紧跟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步伐,增强本国的科技实力,进而增强本国的国际竞争力,关系着一个国家执政党的执政地位能否巩固。

全球新科技革命对党群关系和党的执政基础提出重大挑战。首先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能否紧跟新科技革命的步伐,促进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以进一步巩固党执政的物质基础。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发展相对比较落后。中国目前人口已超过13.5亿,人口压力日益增大。中国的资源十分紧缺,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量的1/4,人均农业资源占有量不足世界平均量的1/3,人均能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量的1/2。中国现有劳动生产率不到日本的1/40,美国的1/50,中等发达国家的1/10,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转化率只有25%。在中国的广大农村,总体上还是处于手工生产阶段。在中国的工业生产领域,自动化生产还不够普遍,大部分还处于机器生产阶段。中国有了一些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但总的科技水平还不够高。中国劳动者的科技素质总体上还比较低。中国的经济管理水平亟待进一步提高。因此,我们的国情决定了要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最根本、最重要的就是要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对于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全球新科技革命既提供了机遇,又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所谓机遇,是因为我们可以紧跟当今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步伐,充分运用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成果,来加快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谓严峻的挑战,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压力大,资源相对不足,科技水平和劳动者的科技素质总体上比较低,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不能跟上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步伐,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生产力发展就可能会越来越落后。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勇敢地面对和成功地经受这场挑战。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在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就指出:“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搞这个工程就是这个意思。还有其他一些重大项目,中国也不能不参与,尽管穷。因为你不参与,不加入发展的行列,差距越来越大。”

我们要以史为鉴。当历史的车轮驶入17世纪后期到18世纪末期,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康乾盛世”,然而中国的封建社会也进入了“落日的辉煌”。而在此时,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大工业革命蓬勃兴起,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当时的清朝统治者却还沉浸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对外部世界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竟茫然无知。就是从这时起,曾是世界文明古国的中国开始落后于西方,造成历史的悲剧。

国际形势发展的基本趋势,决定着中国在21世纪发展的外部环境和条件,在相当程度上也影响和制约着国内重大问题和决策。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在21世纪的相当时间内,仍然是机遇大于挑战,希望多于困难。但是未来国际上的各种挑战将不是缓解,而是加剧。中国共产党能否抓住机遇,经受住挑战,取决于能否适应迅速发展变化的世界,跟上不断变化的时代步伐。

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根本的选择,就是必须认清当今世界新科技革命发展的大趋势,紧紧抓住世界新科技革命这次机遇,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实现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以增强中国的经济实力,实现最广大中国群众的物质经济利益,使党执政物质基础进一步得到巩固。而绝不能丧失如此重要的机遇,贻误如此好的时机。如果我们丧失了机遇,贻误了时机,中国的生产力得不到巨大发展,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上不去,群众的物质经济利益得不到实现,那么,群众就会对党不满意,党群关系、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就会受到影响。

(二)经济全球化对党群关系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经济市场化、自由化和信息化都大为加强,世界经济发展成为一个整体性的全球经济。经济全球化正在以不可阻挡之势,向世界每个角落和各国经济生活领域伸展,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向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发展。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和流通活动,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动力和载体。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主要产业甚至经济命脉都操纵在跨国公司手中。经济全球化,一方面有利于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各国间的流动和配置,会给各国包括发展中国家带来一些新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它也使各国经济受国际经济运行的影响更加广泛和深刻,综合国力的竞争也会更加激烈,因而也会给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带来经济上的不稳定甚至危机。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它们经济、技术、资金等方面的实力和优势,通过控制国际经济、贸易、金融组织来制定符合他们自身利益的游戏规则,主导经济全球化进程,他们是最大的受益者。广大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实力较弱,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处于不利的地位,经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经济全球化在全球范围的发展,对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对中国共产党党群关系和执政基础的巩固提出严峻的挑战。这样的挑战主要表现在党执政的物质基础面临严峻的挑战。经济全球化对巩固党执政的物质基础具有积极的作用。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压力大,资源相对短缺,科技水平总体上较低,国内建设资金不足,国内市场相对有限。积极地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就能够使中国利用国外的资金、技术、市场以及先进的生产管理经验,加快中国的经济发展步伐,增强中国的经济实力,使中国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但同时,经济全球化使国内经济波动的可能性大大增加。首先,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国内经济的稳定性将不仅决定于国内因素,而且也受到国际因素的巨大影响。国际性的经济波动不可避免地会影响中国。眼下正在愈演愈烈的美国次贷金融和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的消极影响就是鲜活的事例。其次,经济全球化对国内产业和市场将造成一定的冲击。经济全球化把中国的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联结为一体,通过封闭市场来保护本国产业的做法越来越不可能。随着国内市场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国内产业所受到的外来冲击将越来越大。再次,经济全球化给国内经济改革带来了一定的压力。中国要参与经济全球化,就必须遵循国际游戏规则,按照国际游戏规则来变革国内的经济体制,这势必要增加国内改革的困难和不确定性。上述这些由经济全球化给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会影响中国经济的正常健康的发展,影响中国的经济安全,进而就会影响中国的经济利益,影响最广大中国群众的物质利益的实现,最终对党群关系产生消极的影响。

为了应对上述挑战,关键就在于党要更加认真地探索和掌握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能够驾驭各种复杂局势,把握主动权,实现和维护好国家的经济利益,进而实现和维护好广大群众的物质利益。只有这样,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党执政的基础才能得到有效地巩固,党群关系才能进一步加强。

(三)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的挑战

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也是全球文化交流、冲突、融合的过程,是全球不同的意识形态交锋的过程。这一过程对确保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在西方,有一种思潮鼓吹“全球文化同质论”,认为全球化将弱化具有不同特性的民族文化,代之以一种具有普遍价值的共同文化即全球文化,他们鼓吹的这种“具有普遍价值的共同文化”实际是西方的文化与价值观念,各民族国家将同化于西方文化价值体系之中。这样的思潮任其发展,必然使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生冲突,对维护共产党执政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提出了挑战,首当其冲是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严峻的挑战。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并根据新的国际国内发展的实际,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增强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战斗力,回应和战胜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关系着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思想和精神层面的基础能否巩固。其次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诸形式面临严峻的挑战。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向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思想、道德、宗教、哲学、艺术,都形成了冲击。西方国家所倡导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对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形成了很大的冲击。总之,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全球文化交流对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所造成的冲击和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党必须根据新的时代的要求,与时俱进,在坚持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坚持中发展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既不抱残守缺,也不妄自菲薄,克服僵化教条和脱离实际,增强包容性和时代性,并且不断发展我们的民族文化。只有这样,才能在参与全球文化交流的进程中,使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得到巩固。

(四)国外的反对势力的影响

在“苏东剧变”之后,一些国外的反对势力,把中国看作是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异己力量,看作是它们的“最大的威胁”和“潜在的战略对手”,对中国实施所谓的西化和分化战略,千方百计限制和打压中国,其手法多种多样:一是大打“经济牌”,不断对我施加压力,动摇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基础。二是借宣扬一些民主政治价值观和“多元化”“民主化”政治,迫使中国在政治上做出让步,动摇中国的现行基本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三是攻击马克思主义,否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使中国实现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四是借助大众传播媒介(特别是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人员交流、国际往来等工具和途径,加强影响和渗透。五是利用一些宗教势力进行思想渗透。六是挑拨民族关系,利用西藏、东突、台湾等问题分裂中国。七是利用国内的一些社会矛盾,择机兴风作浪,推波助澜,达到削弱乃至颠覆共产党执政的目的。八是挑拨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等等。总之,国外形形色色的反对势力对我实施的“西化”“分化”战略,对改善党群关系和巩固执政基础造成一定的危害,特别是向党的自身建设也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曾经严肃地指出,“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总之,国外反对势力对我实施的“西化”“分化”战略,向党执政的方方面面提出了严重的挑战,需要客观分析,认真应对,既不麻木不仁,也不草木皆兵,要知己知彼,掌握主动。打铁还须自身硬,尤其要加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消除党内存在的种种特权,反对腐败,积极化解各种社会矛盾。

二、社会大转型的变化和影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伴随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场深刻复杂的整体性社会变迁,实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嬗变。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变;社会结构从农业的、乡土的、封闭半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市化的、开放型现代社会转变。这种变化对党在改善党群关系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党要想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赢得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必须努力适应国内大变动的要求。

(一)当代中国社会大转型

一是由传统计划经济社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转型。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经济结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很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首先从农村的经济结构转型开始。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使农民逐步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多种经济作物的发展,集市贸易的开放,国家对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的改变,打破了农村原来的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逐步向市场经济转轨。随着农村经济改革的深化,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提上了议事日程。改革高度集权、政企不分的计划体制,引入竞争机制,使企业成为独立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开启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面转型之路。

二是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实质上就是由农业社会向工

业社会转变。按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经济结构的转型按照先后顺序要经历三个转换点:产值结构转换、城乡结构转换、就业结构转换。产值结构转换,中国在1956年就实现了。当年农业净产值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已下降到49.8%,目前不足20%。城乡结构的转换也在逐步接近转换点。目前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在50%以上。发达国家这一比例达到了80%,发展中国家平均已达到了45%。就业结构的转换有了重大进展。世界各国就业结构的变迁有一个共同趋势,即农业就业人数降低到50%以下,便实现了社会就业结构的第一次转换,整个社会即由农业社会进入到工业社会。而当第二产业就业人数也开始减少,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上升到50%以上,便实现了社会就业结构的第二次转换,整个社会即由工业社会进入到后工业社会。发达国家在19世纪中后期即完成了第一次结构转换,在20世纪60年代左右,实现了第二次结构转换。目前,发达国家的农业就业人数已降低到10%以下,甚至5%以下。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基本上都已达到或超过60%。中国正处于工业化时期,正在完成发达国家已经完成的第一次转换。虽然,当前中国农业就业人数比重已降至50%以下,但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仍偏低。预计到2010~2020年之间中国将完成两次转换。

城市化是工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这不仅因为城市是经济效益的集聚地,而且也是现代生产的综合体。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这标志着中国社会总体上的乡村特征已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中国目前大城市人口承载力有限,耕地又相对稀缺,因此中国城市化道路将呈现出与发达国家不同的特点,即以发展中、小城镇为重点。正如党的十八大所部署的那样,我国必须走新型的城镇化道路。

三是由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全方位开放社会转型。改革开放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选择改革道路的同时,把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30多年来,中国不仅在经济、生活等领域实行了多层次的开放,而且也在文化、政治等领域开始了全方位的开放。随着由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全方位开放社会转型,必然引发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变革和发展,引发经济结构的变革和发展。

在社会转型中,利益整合成为影响党群关系和谐的决定性因素,利益整合就是一种利益结构的调整。面对由社会变革所导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能否建立起公平合理的、能够激励各个社会阶层、群体和成员致力于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的社会利益关系格局和利益获取机制,把利益矛盾和冲突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避免出现利益极端分化的现象,保障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这是执政党维系国家和社会发展、稳定的基本职能,也是改善党群关系的重要工程。

在社会转型中,政治参与成为增强群众对执政党认同感的重要途径。在市场经济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条件下,执政党和政府的决策要获得所有人的拥护是不可能的。而作为旁观者的群众往往会对政府决策抱有理想主义要求。这两者之间的脱节,往往会使执政党和政府成为矛盾的焦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任何事情都由执政党和政府单独作出决策,这种决策通常伴随着很大的风险。我国公民政治参与明显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仍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一是公民政治参与的机制不健全,缺少法律、制度方面的保证;二是公民政治参与的路径有待于进一步拓展;三是一些领导干部缺乏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的理念。由此可见,亟待进一步推进我国以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为核心的民主政治建设。只有不断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才能使公众的利益得到切实而有效的反映,党执政的合法性得到积极而全面的认同,党群关系协同而健康的发展。

在社会转型中,权力运作机制成为维系执政党与群众关系的制度性基础。良好的公共权力运作,离不开两者的互动。群众要通过政党来控制政府,控制国家权力机关,那么,政党在权力机关中运作如何,直接影响到群众对党的认同。如果政党在权力运作中体现不出群众的意志,必然影响到党群关系。而作为权力施予者的公众只有对政党手中的权力进行有效监督和制约,才能保证公共权力沿着轨道良好的运作。道理很简单,公共权力在人们的支持、认可下运作,会比在受到人们抵制下运作要顺畅、有效得多。

在社会转型中,党的良好形象和作风是维系党的领导权威的重要内容。社会转型时期,由于市场角色的缺失不得不凭借国家权力来创造市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还未能发挥主导作用,在缺乏完善的监督规范机制的情况下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权力寻租现象。一方面腐败行为直接损害了群众的切身利益。另一方面,腐败现象的“久治不愈”也会降低党在群众心目中的崇高威望,影响整个党的形象,离间党群关系,会使群众对党和政府失去信心,甚至产生对抗情绪,破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群众基础。

(二)国内阶级和阶层结构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伴随社会分工和所有制结构的变化,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也经历了三次较大的变动。第一次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国社会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和土地改革,全国形成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国营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和私营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结构。与之相适应的社会阶级结构,主要就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构成的。第二次发生在我国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结束之后。通过对工商业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农村的合作化运动,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取代了公私混合所有制。社会阶级、阶层结构随之发生巨大的变化。民族资产阶级被消灭,小资产阶级被改造。农民阶级通过走农业合作化道路,成为社会主义集体农民。因此,这一时期的阶级结构主要是由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所构成,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都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第三次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经济关系的变革、社会分工的新变化、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以及城乡户籍身份制度、企业劳动用工制度、干部人事制度等的改革,促进了中国的阶级阶层结构发生新的重大变化。一是原有的“两大基本阶级”即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内部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二是由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各种混合经济快速发展,涌现出大量个体劳动者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等新的社会阶层。因此,中国现阶段的阶级阶层结构,便主要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个体劳动者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所构成。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合作和联盟关系,都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也是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阶级和主力军;农民阶级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个体劳动者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现阶段,中国所有制结构、分配结构和资源配置方式发生了新变化,成为中国阶级阶层结构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首先,所有制结构的新变化从根本上决定了阶级阶层结构的新变化。其次,分配结构的新变化促进了阶级阶层结构的新变化,分配结构的变化和分配形式的多样化,从而在收入分配方面拉开了差别,出现了具有利益差别的不同利益群体。再次,资源配置方式的新变化对于阶级阶层结构的新变化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促进了阶级阶层成员角色的相互转移。如农民向工人的转移,农民、工人和其他阶层向个体劳动者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的转移,等等。另一方面,促使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内部发生阶层性分化组合,如全民所有制工人,集体所有制工人、乡镇企业工人等,各有其阶层性特征,同时也使不同阶级阶层的意识更加明显、突出。这就给整个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发展变化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国内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对改善党群关系提出的仍然是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二是不断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向全党郑重提出,我们党要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一论断,是对中国共产党性质所作的新的科学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党的十六大将这一论断正式载入党章。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必须始终坚持我们党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我国工人阶级自身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工人阶级的队伍在壮大,工人阶级整体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日益提高。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在发展,党的阶级基础也在不断增强;要积极稳妥地吸收新的社会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加入到党组织中来,不断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来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干部中的党员是党的队伍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和骨干力量,同时也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并通过党这个大熔炉不断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政治觉悟,从而不断增强我们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是同全体人民和整个民族的根本利益相一致的;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也是同全体人民和整个民族的历史命运紧密关联的。共产党为完成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就是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奋斗,同时也就是为全体人民和整个民族的利益而奋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党在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同时,必须自觉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后一个“先锋队”主要是指党始终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能够自觉按照中国的实际和中国人民的意愿,以最大的公心造福于祖国与人民;始终不愧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能够把全民族全社会的力量高度凝聚起来,为着共同的理想和目标而团结奋斗;始终正确把握中国历史的前进方向和发展趋势,能够以正确的理论和创造性的实践,引导帮助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断走向辉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它需要全社会各个方面忠诚于祖国和社会主义的优秀分子,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带领广大群众共同加以推进。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我们党在全社会的战斗力、影响力和凝聚力。

三、市场经济联动的急速剧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对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乃至政治生态产生了巨大影响,使中国社会出现了经济成分、利益分配、思想观念和社会力量多样化的新趋势。这种趋势不断发展,成为影响党群关系和执政基础的深层次因素。

(一)经济多元化和利益分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迅速促进了经济成分多元化。改革开放以来,党提出了在中国社会生产力比较落后、发展极不平衡的情况下,允许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和发展。逐步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允许和鼓励个体、私营、外资经济与国有制经济、集体经济等公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经济结构中很快打破了公有制经济独霸天下的局面。大量个体经济、私营企业和各种混合所有制经济在市场竞争中,很快迅速发展起来,撑起了国民经济和国家税收的半壁江山。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起来之后,自然有政治上的诉求,以便更好地实现他们的利益。有的为了自身的利益甚至对党和国家权力进行侵蚀,进行权钱交易。如何在鼓励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同时,又能在政治上充分反映和维护非公有制经济的正当利益,涉及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诸多问题,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影响党群关系和党的执政方式新的因素。

经济成分的多元化的发展,加速了利益分配多样化和利益分化。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形成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与分配方式。不少人在市场经济中逐步富裕起来,成为有产者和有财产性收入的“先富群体”,他们中的许多人积极帮助周围的其他群众致富;但是,也有一些富起来了的人,把党的领导看作自己财富增长的威胁,有些人对党产生疏远。在利益分化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还出现了大量生活困难群众和弱势群体。这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出过力、作出过贡献的群体,甚至是曾经受到过表彰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利益分配上的失落和挫折感,使这些群众觉得成了党、阶级的弃儿,误认为党已经背离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即使在党内,也发生了分化,出现了有产有业的富裕党员,也出现了不少贫困和生活困难党员,需要关怀、帮扶和救助。

经济成分多元化和利益多样化也反映到人们的思想观念方面。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增强人们的自主意识、竞争意识、民主意识和法制意识。但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和对外交流的日益频繁,外国各种思想观念也鱼目混珠,与外国资本、技术一同拥入,对中国群众的思想观念形成了冲击,国外一些落后的思想意识侵入人们的头脑,一些封建迷信的东西沉渣泛起,一些党员干部出现信仰危机,精神空虚,甚至参加到“**”等邪教组织中。所有这些,都对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产生巨大的冲击。在市场经济逐利性原则的驱动下,思想文化领域的有些机构和个人为了追求狭隘的经济利益,拼命标新立异,弄一些花里胡哨的思想装饰或低级庸俗的东西来吸引群众,特别是资本渗透和介入大众传媒、文化娱乐,各种各样的思想观念影响扩大和增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卫星电视、手机、互联网等高科技视听技术迅速普及的情况下,出现人们思想观念的扭曲变化的趋势导致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危机”。有的现象可能短期内看不出多大坏处,但是从长远看,这个问题关系到党的事业传承、薪火相传,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

(二)经济走向法治化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离不开完备的法律保障。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把党依法领导国家、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特别对党领导和驾驭经济提出新的要求。

法治经济要求执政党必须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直接干预经济的做法,依法通过政府管理经济。法律是国家的法律,只能由国家来实施。在市场经济运行中,传统的党政关系、党企关系亟待理顺。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对政府和企业必须进行领导,但是这种领导,要采取适当的方式,要探索党的领导在政府和企业中的有效实现形式。政府作为社会公共事务和国家整体利益的具体的管理者,最主要职能是组织管理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经济生活,党在现阶段的工作重点也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此,保证政府能够更好地依法组织管理国家经济建设和经济生活,与党的中心任务的要求是一致的。但是,保证并不是去直接指挥和代替政府。党的领导是不能动摇的,但党要善于领导,党政需要廓清职能,党要依法领导,依法治政。过去那种常用的发指示、做决定、开会议、出政策,直接指挥或代替政府、直接管理和运作经济的方式,与市场经济要求的法治规则格格不入。

法治经济要求政府必须尽快改变过多地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的做法,主要依靠经济手段、法律规范和综合措施推动经济健康运行。不仅党直接干预经济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政府过多地利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同样是违背经济规律的。在中国,由于长期实行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行政手段一直是政府管理经济的主要方式。这种方式,曾经把企业的经济活动变成了政府行为,

把企业变成了行政附属物。现在这种痕迹在中央国有企业中依稀还见。按照经济规律行事,必须以法治规范政府,减少具有随意性和追求短期效果的行政行为介入正常经济活动,保证企业能够自主经营,经济活动能够健康运行。当然,这并不否定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宏观调控作用。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除了经济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以外,必须更多地使用法律手段,即那些反映经济运行一般规律和规则的法律、法令、条例、章程等。政府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就是依法保证各种正确的经济政策、经济措施和经济合同的贯彻执行,保护企业等各市场主体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处理经济纠纷、维护市场秩序、制止非法竞争和经济犯罪活动,保证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经济生活的顺利进行。

法治经济要求党必须领导国家加快建立一套适合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完备的法律体系。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领导国家在经济立法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制定了一系列规范经济体制和经济活动的法律、法规,为建立完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使中国经济初步实现了法制化。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建立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完备的法律体系,必须加强经济立法,提高立法质量。同时,必须加强公正执法和司法,维护法律的权威,体现法律的尊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中国的宪法原则,按经济法规不同层次的内在联系组成的一个有机的规范性的文件体系。所有的经济法律法规都要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宪法原则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精神;经济法律法规能够层次分明、组合严密地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法律法规应当反映中国特点又符合通行的国际惯例和规则,具有自身的逻辑结构和法定的规格和标准。

(三)党领导和驾驭经济的方式和规则发生转变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就曾经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不同于计划经济体制下那种对企业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必须按照市场经济规律,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对国民经济进行合理的调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党和政府必须各自定位准确,职能清晰,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共同担负起领导和管理国家经济建设的重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要求党必须站在全面和战略的高度来领导国家的经济建设。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上的领导,要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党对国家经济建设的领导作用,主要应体现在把握国家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对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方向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作出决策,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制定大政方针和长远规划,使之上升为国家的政策和法律,并监督政府的贯彻落实。邓小平说过,“党委如何领导?应该只管大事,不能管小事。党委不要设经济管理部门,那些部门的工作应该由政府去管,现在实际上没有做到。”党的各级组织应该把大量日常经济工作、行政工作、业务工作,尽可能交给政府、业务部门承担,党的领导机关主要掌握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决定重要干部的使用,要认认真真来做思想政治工作,做人的工作,做群众工作。这样,党就可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从而理顺党政关系,使党实现依法领导,这是党的领导方式的根本转变。

党从具体的经济管理工作、行政工作、业务工作中摆脱出来,不是要削弱或取消党对这些工作的领导,而是要使党对这些工作的领导更加有成效,真正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党的领导不同于政府的管理工作,党的一切活动都是政治活动,政府的工作则更多地是事务性的日常的管理工作。把党的领导与政府的管理工作区别开来,党要管党,政可治政,两方面的工作都可以得到加强。这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体系的前提。与此相配套,政府必须把对经济组织的微观管理转向对整体经济的宏观调控,建立起与转变后的政府职能相适应的一种全新的政府管理体制。

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接轨,必然要求党和政府遵守国际通行规则。这就要求党和政府必须改变过去长期以来形成的与国际法原则和惯例不相适应的领导方式和管理模式,在国际往来中遵守国际通行的规则。经济全球化要求党的领导方式在保持自己的特点和优势的同时,还要适应国际通行规则。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形成了具有自己特点和优势的独特的领导方式。党在保持自己的领导方式的特点和优点的前提下,必须借鉴和吸收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政党创造的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领导方式,以使党能够以更能为国际社会所接受的崭新的面貌领导国家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扮演最佳的角色。

在中国经济不断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和资本进入中国,而中国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或资本到国外去经营。由于这些企业或资本越出了国界,采取了国际的形式,涉及它们之间的事情就不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事情。除了世界上少数国家之外,大部分国家的市场机制和企业经营都不直接受政党活动的影响和干预。因此,党在对这些企业或资本进行领导过程中,要使党的领导方式尽量避免与国际通行的规则相冲突,采取积极措施引导他们必须遵守国际通行的规则,避免不必要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纠纷,妨碍正常的经济合作和往来。

经济全球化要求政府的管理方式在坚持中国政治制度和组织制度的同时,要与国际通行的规则接轨。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多年来的努力,中国政府在与国际接轨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到目前为止,中国已成为许多国际经济组织的成员。要加快中国政府管理方式的改革,使之尽快适应国际往来的通行规则和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客观要求,保证中国在国际合作和竞争中主动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利益,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世贸组织,确立了一整套经济贸易规则和较为完善的法律制度框架,我们要结合中国实际对这些规则和法律制度加以借鉴和利用。

(四)党员干部对群众感情的变化

在党长期执政的背景下,随着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新党员的数量大幅度增加,现在每天平均有8000多人入党,有上万人递交入党申请书,有上万人加入到入党积极分子的队伍中来。党的干部队伍新老交替不断进行,一大批年轻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党的十七大和十八大之后,改革开放以来成长起来的政治家和中高级干部,已经成我党执政的主体。这给党带来了新活力,也提出了新挑战。一方面,大批成长在党执政后和改革开放年代,特别是拥有较高文化素质的新生力量的加入,使党的队伍呈现出思想开放、积极进取、开拓创新的新气象。另一方面,许多新党员和领导干部或者成长于和平年代,不少人缺乏老一辈党员和领导干部那种艰苦生活的锻炼和考验,缺乏与群众同舟共济、生死与共的打拼经历,缺乏“打天下者坐天下”的那种自然和自信。一些党员干部的观念意识、思想感情日益复杂化、多样化,易受一些不健康思想的侵袭和渗透,影响和冲击到党员干部对群众的深厚感情。

经济转轨中市场化的原则被不适当地引到经济以外的各种领域,损害到党员干部对群众感情的心理基础。市场经济中的等价交换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个人主义的消极方面,有的党员干部把等价交换原则引入到党内的政治生活中,搞权钱交易,给钱才能办事,给多少钱,办多大事,完全丧失政治责任和群众意识。市场经济的竞争性,被人当作见利忘义的“挡箭牌”,损害了人与人之间的诚信、亲情和良心。市场经济的逐利性,诱发了一些人的拜金主义、一切向钱看。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在党员队伍和干部队伍中有滋长蔓延之势,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在一部分党员、干部那里被淡忘了,在少数人那里甚至被丢得差不多了。一些干部不能坚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经不起权力、金钱、美色的**,失去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越来越淡漠,一些党员干部唯利是图、毫不利人、专门利己,其内心世界已经没有了群众感情的位置。市场经济的开放性,使人与人之间、企业和企业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的交往日趋频繁,党员干部在参与和从事各种经济、社会活动中,相互影响,一些党员干部在灯红酒绿的**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严重扭曲,丧失了理想信念,根本谈不上群众感情。社会阶层日趋多元化。对党员干部来说,在“官本位”日益淡化和社会结构由“金字塔”走向“平面化”的今天,面临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的问题,面临如何应对新的社会阶层群众,如何协调和平衡不同群众的诉求的问题,弄不好就会分散党员干部的群众感情。

案例链接

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里

——珙县创新社区思想政治工作模式探索

四川省宜宾市珙县从制度、队伍及载体三层面对社区思想政治工作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进行探索,构筑了一条与本县发展特点相配的思政工作新路径。

一、背景与做法

素有中华僰人故里之称的珙县位于宜宾市南缘,川滇黔三省接合部,面积1149.5平方公里,辖8镇9乡,有33个社区,总人口42万。近年来,珙县将群众幸福作为发展的第一目标,在建设“美好和谐新珙县”实践中,把社区作为建设基础,把社区思想政治工作作为生命线工程的基础环节,以探索建立全县规范社区为着力点,致力“顺心气、添士气、进和气”,强化示范和引领作用,促进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实现了虚功实做,取得良好实效。

(一)健全一套目标管理体系,构筑强大服务网络,在制度层面上让社区群众“心气顺”。

珙县坚持把群众路线作为工作的第一方法,创新构建服务基层群众的宽大平台和强大网络,切实增强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一是建立覆盖全县社区的思想政治工作网络。珙县把社区思想政治工作和全县“一定四通”党群服务工程有机融合,通过在社区建服务点,聘请骨干力量为代办员切实为社区群众服务,形成了“县级一办五中心+17个乡镇的一办三中心+259个村(社区)活动中心+6879名基层服务代办员”的大服务网络。同时,实行“一把手”负总责的领导机制,建立“领导联系乡镇+部门联系村+机关干部联系户”的联系点制度,确保“群众有结有人解,群众有事有人管”。二是将社区发展纳入各级目标考核。在县级和乡镇级层面,除将社区思想政治工作列入对本级各部门和下级党组织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的工作实绩考核的重要内容,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同时进行考核外,还不断充实“服务直通”内容,将社区党员群众教育、志愿者服务、社区帮扶等10余个项目纳入“一定四通”党群服务平台,工作成效直接与目标考核挂钩。三是建立社区群众诉求及时反馈机制。利用“一定四通”反馈平台,由县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牵头,建立定期开展社区问题研判、重点课题调查研究、热点问题专题研究、联席会议处理等制度,对社区重点、难点、热点问题及时研究并提出解决对策,或对社区创新做法进行提炼和推广。

(二)打造三支精干队伍,强化示范引导作用,在管理层面让社区群众“士气足”。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影响人、改变人、塑造人的工作。珙县注重加强队伍建设,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示范导向作用,激发群众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能力,不断增强社区凝聚力,提高群众建设和谐社区“士气”。一是打造一支作风优良的领头队伍。注重加强对社区党员干部和骨干力量的培养,把各支部书记、居民小组长、协会负责人、优秀党员干部作为骨干中坚力量,通过他们努力工作和带头示范,影响社区广大居民。有的社区组织还在辖区内离退休党员干部中开展“设岗评星”活动,既让他们在“环境卫生监督、法律法规宣传”等方面老有所为,也让居民从他们身上学有所获。二是建设一支活跃城乡的志愿队伍。通过各种形式大力弘扬“博爱和奉献”的志愿精神,让更多的人参与社区服务。目前,全县已建立志愿者队伍14支1633余人,志愿服务涵盖环保、医疗卫生、扶残助残、法律服务、抢险救灾等方面,被群众亲切地称为“社区儿女”。三是建立一支居民广泛参与的自治队伍。珙县坚持典型引路、精神感召、自我教育、行为规范、竞赛评比、排忧解难、组织渗透等多种方式开展社区群众教育,在大气氛的影响下,很多居民将社区管理事务当成自己的义务,积极参与各项社区服务,营造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区互助新风尚。

(三)开展一套个性化服务,创新方法载体,在情感上让社区群众“幸福感强”。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珙县始终把群众需要作为工作的第一重点,积极探求服务群众新方法,开辟服务新途径,使社区思想政治工作进一步做细做实,社区群众认同感和幸福感不断增强。一是创建示范基地。选取具有代表性和基础较好的村社开展思想文化示范基地创建活动,把思想政治工作与社区经济发展、环境保护、文化繁荣、素质提高等相结合,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在和谐社区建设中的引导、服务和保证作用,做到“一区一特色、一点一标杆”。自2008年以来,已有6个社区、8个村成功创建为示范基地,为全县259个村级组织开展基层思想政治工作树立了标杆。而对示范社区在政策及配套设施上适度倾斜,营造了浓厚的“比、学、赶、超”氛围,使示范作用更加明显。二是实施分类指导。坚持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因事施教,针对不同群体思想症结“对症下药”——珙县在社区思想政治工作中积极利用有关政策,协调各方力量,大力宣传“共建共享、共驻共享”理念,有效地解决了社区经费、人员等方面问题。三是推行自治管理。社区思想政治工作除靠组织领导外,更重要的是要增强居民主人公意识,以及自律性和律他性。巡场镇新桥、安民、南井等社区,探索以居民小区为单位网格管理模式,将工作落实到楼院,在小区建立党支部或党小组,成立小区业委会,制定各项自治制度或小区公约,将大区变成“小区”,引导居民自治,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小区、消融在社区。社区对群众享受低保等事项,采用群众评议、“一事一议”的方式进行,居民有了话语权,建设社区积极性更高。四是丰富活动载体。珙县将对社区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寓教于文、寓教于乐、寓教于大众”中:在全县层面,创新开展“僰韵之声”系列群众文化活动,制作统一标识,建立长效机制,通过“政府主导、部门牵头、群众唱戏”,做到每个月都有一次大型文艺演出;在社区层面,充分发挥居民文明学校、老年大学、图书室、文化站等活动阵地的作用,引导群众在学习中提高素质;通过开辟健身园地、购置健身器材、组织社区体育健身运动会等形式,引导居民群众科学健身,健康娱乐;通过组建柔力球、扇子舞、秧歌队、腰鼓队等各种娱乐小分队,经常性开展多样化的群众性文娱活动。这些有力地提升了群众的认同感和幸福感。

二、经验与启示

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错综复杂、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既要落实我们党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又要处理好社会管理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党的十八大对建设文化强国作出重要部署,强调一方面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另一方面也要“让群众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珙县县委探索的制度构筑、队伍培育和载体拓展的路径和做法,是贯彻党的十八大文化强国战略的具体举措,值得充分肯定和认真总结,只有依据本地区实际,不断学习各地有益做法,探索思想政治工作新举措新方法,才能为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