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毛之争与古田会议
罗平汉
1929年底召开的古田会议（即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建党建军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项。这个会议的召开，与此前红四军内部在如何建党建军问题上曾发生的一场争论密不可分。过去一段时间，出于为尊者讳的缘故，相关党史著述写及古田会议时，对于这场争论的介绍常常是语焉不详。在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这里拟对这段历史再略作个人的分析与判断。
一、红四军军委的“暂时停止”与重设
1928年4月，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与朱德率领的湘南起义军，在江西宁冈县的砻市会师。两军会师后，在砻市的龙江书院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根据中共湘南特委的决定，两军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朱毛红军”由此而来。接着又召开中共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书记，朱德、陈毅等为委员的第四军军委。同年5月下旬，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了中共湘赣边界特别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任特委书记。随后不久，第四军军委进行改选，由陈毅任军委书记。
这年6月26日，中共湖南省委给红四军（1928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规定各地工农革命军改称工农红军）发来指示信，要求取消红四军军委，另成立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指挥四军与湘南党务及群众工作。中共湖南省委还指定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陈毅、龚楚、宋乔生及兵士一人、农民同志一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毛泽东、朱德、龚楚为常委。至于毛泽东此前所任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一职，则由中共湖南省委派来的杨开明继任。
7月中旬，由于中共湖南省委派来红四军的代表杜修经坚持省委决定，要求红四军去湘南活动。红四军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决定按照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将军委改称为前委，因毛泽东在永新，由陈毅代理前委书记。会后，前委指挥红四军第二十八、第二十九两个团（原湘南起义部队）前往湘南郴州；毛泽东以党代表名义指挥第三十一团、第三十二团留在井冈山。7月下旬，前往郴州的部队遭受重大损失，其中第二十九团几乎全部散失。8月23日，毛泽东率第三十一团在湖南桂东与朱德、陈毅率领的第二十八团会合。当晚，红四军前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红四军主力重返井冈山，并取消前委，组织行动委员会指挥部队行动，以毛泽东为书记。
此前的6月4日，中共中央致信朱德、毛泽东及红四军前委，认为有“前敌委员会组织之必要”，并指出：“前敌委员会的名单指定如下：毛泽东，朱德，一工人同志，一农民同志，及前委所在地党部的书记等五人组织，而以毛泽东为书记。前委之下组织军事委员会（同时即是最高苏维埃的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书记。”信中还提出，前委所管辖的范围“当然要由环境决定”，暂时可包括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各县，“所有这一区域内的工作完全受前委指挥”。至于前委同江西、湖南两个省委的关系，中共中央要求“如前委在江西境内时受江西省委指导，在湖南境内时受湖南省委指导，同时与两个省委发生密切关系”。
朱、毛收到中共中央这封信时，已是11月2日。11月6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扩大会议，讨论中共中央6月4日的来信，并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重新成立红四军前委，由毛泽东、朱德、谭震林（地方党部书记）、宋乔生（工人）、毛科文（农民）五人组成，毛泽东任书记。11月14日至15日，中共红四军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23人组成军委，由朱德任书记，陈毅改任士兵委员会秘书长。当时，红四军前委和军委的书记都是中共中央指定的，军委隶属于前委，军委委员的名单由前委指定。
1929年1月，红四军前委在宁冈县的柏露村召开红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常委及边界各县党组织负责人和红四军、红五军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决定由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彭德怀率红五军留守井冈山。2月初，红四军到达湘粤赣三省交界的罗福嶂山区时，前委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此次会议鉴于部队行军打仗和军情紧急，为了减少领导层次，决定“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由前委直接领导军内各级党委，朱德的军委书记一职也暂时停止。对于这个情况，同年9月陈毅在向中共中央报告红四军的党务工作时也说：“四军出发赣南，前委在事实上随军走，所以只能管军队，至多连〔达〕到某地做一点巡视地方党的工作，同时军队每日行动均须决定，因此觉得军委前委发生重复，遂将军委停止职权，由前委直接指挥两个团委，及特务营委及军部特支，颇觉便利敏捷，同时前委权力超过特委军队行动脱离了地方主义的束缚。”
这年2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朱毛红军撤离井冈山后的行动方针问题。由于当时中共中央对红四军的情况不很了解，自中共六大组成的新的中央回国后，半年内几次派人送信给朱、毛，但始终未能联系上，中共中央对此“莫不胜焦念”。红四军撤出井冈山在赣南一带游击的消息，中共中央是从报纸上的报道中得知的。为此，中共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下，红四军很难形成一个大的割据局面，部队应分散活动，朱德和毛泽东应当离开红四军，以减少敌人的目标。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一封信给红四军。此信史上称之为“中央二月来信”。
“中央二月来信”的全称，是《中央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信——关于目前国际国内形势和党的军事策略》。信中强调：“目前党的主要工作在建立和发展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主要的是产业工人支部）与领导工农群众日常生活的斗争和组织群众。”“因此，你们所领导的武装力量也宜在这一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前面重新下一责任的估定。中央依着六次大会的指示，早就告诉你们应有计划地有关联地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中共中央要求红四军“在适宜的环境中（即是非在敌人严重的包围时候）可能的条件下（依照敌人的军力配置和我们武装群众的作战能力与乡土关系）”，将武装力量分编散入各乡村去。部队的大小可依照条件的许可定为数十人至数百人，最多不要超过五百人。“这些分编的部队必须互有联络互相策应，且须尽可能地散在农民中间发动农民的日常斗争走入广大的土地革命。”
来信还要求朱、毛离开部队到中央工作，并且说：“两同志在部队中工作年余，自然会有不愿即离的表示，只是中央从客观方面考察和主观的需要深信朱毛两同志在目前有离开部队的必要：一方朱毛两同志离开部队不仅不会有更大的损失且更利便于部队分编计划的进行，因为朱毛两同志留在部队中目标既大，徒惹敌人更多的注意分编更多不便，一方朱毛两同志于来到中央后更可将一年来万余武装群众斗争的宝贵经验贡献到全国以至整个的革命。两同志得到中央的决定后，不应囿于一时群众的依依而忽略了更重大的更艰苦的责任，应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
4月3日，毛泽东、朱德收到中共中央的二月来信。4月5日，中共红四军前委召开会议，对此进行讨论。会后毛泽东根据会议所讨论的情况给中共中央复信，认为二月来信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计“都太悲观了”，不赞成将队伍分散到农村游击和朱毛离开红四军，强调：“中央若因别项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来。我们的意见，刘伯承同志可以任军事，恽代英同志可以任党及政治，两人如能派来，那是胜过我们的。”
随后，中共中央不再坚持朱、毛离开红四军，也没有将朱毛认为能“胜过”他们的刘伯承和恽代英派来（刘伯承后来到了中央苏区，但已是1932年1月的事了），而将刚从苏联学习回来的刘安恭派来了。
刘安恭是这年5月上旬来到当时红四军的驻地宁都的。刘安恭是四川永川（今属重庆）人。1918年赴德国留学，第二年在比利时加入第三国际。在德国期间，刘安恭结识了朱德、章伯钧等中共旅欧支部的成员，“共同的追求、共同的理想，使他们成为志同道合的同志和朋友”。1924年，刘安恭回国后，被派往四川军阀杨森部做秘密工作，公开身份是杨部参谋和成都市电话局局长。不久，杨森在四川军阀混战中被逐出成都，驻扎在万县，杨森让刘安恭署理兵运事务，为自己招兵买马。1926年8月，朱德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前来万县做杨森部的统战工作，与刘安恭再次相遇。同年9月“万县惨案”发生后，刘安恭因策动杨森部一个团易帜，遭杨通缉而潜往武汉。不久，朱德也离开杨森部队去了武汉。1927年初，朱德在南昌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导团任团长，刘安恭任副团长。刘参加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前往苏联高级射击学校学习。1929年初，刘从苏联回国，随即被中共中央任命为特派员，前往红四军工作。
刘安恭在苏联学习过军事，又是中共中央直接派来的，毛泽东和朱德对他的到来自然很重视，于是红四军前委决定恢复2月初曾“停止办公”的军委，并由刘安恭担任军委书记兼军政治部主任。同年6月1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曾这样说：“去年十一月以前全军有军党部，十一月的中央指示后，组织比前妥。前委设军委管辖前委的各级党部（团委营连委支部）兼及地方赤卫队，前委于指导红军之外还有对地方党部指导。今年一月四军从湘赣边界出发向闽赣边境，每日行程或作战，在一种特殊环境之下，应付这种环境，感觉军委之重叠，遂决议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前委直接指导之下组织委员会。现在因时间开长而发达红军数量比前大增，前委兼顾不来，遂决定组织军的最高党部，刘安荣〔恭〕同志为书记兼政治部主任。”
报告中所言重新恢复军委，主要是“因时间开长而发达红军数量比前大增，前委兼顾不来”，固然也是事实。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起初在赣粤边境的大庾、信丰一带活动并不顺利。
不过，到了2月之后，红四军的情况有了改观。2月9日，也就是农历除夕这天，在江西瑞金的大柏地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消灭了一直尾追红四军的国民党军独立第七师（师长刘士毅）的两个团大部，俘敌团长以下800余人。随后，进占宁都县城，并在李文林等人创建的东固根据地休整了一个星期。3月中旬，攻占福建长汀县城，歼敌2000余人，缴枪500余支，击毙敌旅长郭凤鸣。还在这里利用缴获的敌人被服厂，赶制了4000套军装，这是红四军自成立以来第一次有了统一着装。占领长汀后，红四军回师赣南，在宁都、瑞金、兴国一带活动，建立三县县级革命政权。5月，红四军第二次入闽，攻占龙岩、永定等县城。
在这个过程中，红四军自身也得到一定的发展。这年6月1日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红军第四军一二三纵队由大庾失败退到赣南时人数由三千六百，减至三千，计损失六百（内有百余名受伤与病，现在东固疗养实际损失二百）。六日都（此处可能是指宁都，大柏地位于宁都瑞金两县交界处，但属于瑞金，引者）大柏地对刘旅一战幸已补充，但因没有兵提，将所有之枪给江西红军第二团去。三个月来，人数增加一千六百，枪数增加五百（汀州、宁都、龙岩、坎市四役共得枪八百支，三百多等坏些的发给地方赤卫队去了），连原有共计二千。”“现在计在前委管辖下与前委有发生关系的共有三个部队，一是四军一二三纵队，枪二千，这是主力，二是湘赣边界部队有枪一千四百，三是江西第三〔二〕四团枪一千，共计四千五百枪。这三部分大体说都可说是有相当的战斗力的正式军队，都是从最困难的反革命**下创造出来的。”
从毛泽东的这个报告中可以看出，大柏地战斗之后的几个月，红四军确实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增加了一千多兵力，并且配合地方党组织建立了几个县的革命政权，但这恐怕不是恢复军委的全部理由。更重要的是，刘安恭来头大——中共中央直接派来，而且又有国际背景——在苏联学习，所以朱、毛对刘的到来十分重视，先让刘担任军政治部主任（这一职务原本是毛泽东兼的），后又于5月23日攻占龙岩城后，前委决定成立临时军委，并由刘担任军委书记。一时间，刘成了红四军内仅次于朱、毛的第三号人物。
时下一些人对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红四军前委此间设立临时军委之事颇有微词，意即毛泽东实际上在红四军搞个人专断，军委书记这样重要的职务，他想取消就取消，他想恢复就恢复。笔者认为，这件事恐怕与毛泽东搞个人专断难以直接挂上钩来，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人设事的需要。因为刘是中央下派的“钦差大臣”，又有在莫斯科啃过洋面包、喝过洋墨水的背景，在那个全党对苏联普遍崇拜的年代，凡是从莫斯科回来者多少都带有神圣的光环。现在刘安恭来了，如何给他在红四军内安排一个合适的职务，是以毛泽东为首的红四军前委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二、朱毛之争的起因
离开井冈山之后，由于“处境困难，屡遭挫折，于是，红四军内部，包括高级领导干部中，对井冈山时期以及下山后的一些政策和做法产生了各种议论。对红军中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军事和政治的关系、红军和根据地建设等问题，争论更一直不断。”收到中共中央的二月来信后，这些争论又逐渐发展到基层。而刘安恭的来到和这个临时军委的设立，进一步加剧了红四军内部的这场争论，并且涉及毛泽东和朱德，也就是史上所说的“朱毛之争”。
在“朱毛之争”中，刘安恭自然是一个关键人物，有的著述中甚至说在这场争论中，他和林彪“起了很坏的作用”。刘与林彪的一些言行，使争论得以激化固然是事实，但如果将这场“朱毛之争”的责任都归结到他们两人身上，似乎将历史简单化了。
引发“朱毛之争”的，其实并不在于是否设立临时军委，而是前委与军委之间的职权如何划分。其导火线就是刘安恭担任军委书记一职不久，就作了一项限制前委权力的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军事。曾经历过这场争论的萧克曾在《朱毛红军侧记》一书中回忆说：“问题就出在新组织的军委。刘安恭在军委会讨论工作时，对上级机关——前委作了条决议，‘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对这条决定，许多人就觉得不合适，下级怎么能决定上级的权力范围呢？从而议论纷纷。”时任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的江华也在其回忆文章中说：“他（指刘安恭，引者）刚由苏回国不久，不了解中国红军发展历史和斗争情况，就主张搬用苏联红军的一些做法，并在他主持的一次军委会议上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这个决定限制了前委的领导权，使前委无法开展工作。显而易见，这个决定是错误的，是不利于革命斗争的，自然引起许多同志的不满。这时，原来在井冈山时期即存在的关于红军建设问题又开始议论起来，一些不正确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也颇有表露。”
刘安恭主持的军委作出这样的决议，显然是违背中共中央精神的。当时中共中央在关于红四军工作的指示中说得很清楚，前委不仅领导所在红色区域的地方工作，而且是在前委之下组织军委，也就是说军委是前委的下级组织，现在作为下级的军委竟然对其上级前委作出限制性的决定，作为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对此不满，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问题在于刘安恭为书记的军委能作出这样一个决定，似乎并不完全是刘个人所为。他初来乍到，对于红四军可以说是人地两生，虽然有“钦差大臣”的身份，但这样一个决定的作出，至少说明军内负责的干部中，有部分人对此决定是赞成或者同情的。由此也可以看出，“朱毛之争”表面看是前委与军委之争，实际情形并不是这样简单。
对于这个问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纂的《毛泽东传（1893—1949）》是这样论述的：“转战赣南闽西的过程中，红军的环境相当艰苦。部队中，包括领导层中，对有些问题的认识出现了分歧。这时，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由中共中央派到红四军工作，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兼军政治部主任，对毛泽东从实际出发的一些正确主张任意指责。这就促发了红四军党内关于建军原则的一场争论。”
可见，这场争论所涉及的，并非只是前委与军委的职权划分问题，也并非刘安恭来后才发生的，只不过由于刘安恭任临时军委书记后加剧了这场争论而已。
1929年9月，陈毅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曾提到这个问题。他说：“因四军是由各种自有其本身奋斗的历史部队而组成，混编的办法始终未执行，因此历史的残余尚保留在一般同志的脑中，武昌出发（毛部）南昌出发（朱部）的资格在军队中是有相当的尊重的，尤其军队的习惯，一班，一排，一连，一营，一团，生活各为一集团，农民的自私关系，自然要划分界而且非常清楚，因此小团体主义的色彩就很浓重，各团为各团争利益，如〔各〕营为各营争利益，各连为各连争利益，如枪弹人员之类则主张自己要多，如担任勤务则主张自己要少一点，尤其各连还有同乡关系，广东人，湖南人，北方老乡，他们总是情投意合，分外不同，遇有病痛，以这一类人为最能帮忙自己的。”当时红四军中下级干部有这种“小团体”主义，那么军中高级干部的情况如何，陈毅报告中没有提及，恐怕也很难说一点也没有。
还应该看到，红四军虽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但毕竟有相当部分是由原来的国民革命军脱胎而来。在国民革命军中，虽然也有党代表制，有政治工作人员，但党代表与政治工作人员在军队中的地位与作用，与红军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在某种程度上，红军中的党代表和政治工作人员的地位或许还要高出同级军官，这就难免使一些军官不习惯。陈毅在报告中同样提及这个问题。他说：“政治工作人员与军官常常发生纠纷，恍惚是国民革命军旧习一样。前委为根本解决这个问题，特考查政治工作人员与军官可以有四个方式：一个政治工作人员与军官平等（结发夫妻式），结果天天要吵嘴。二，把政治工作人员权力只限于政治训练，这样军官权力过大，政治人员会变成姨太太。三，照江西红军二四团的办法，军官须听命于政治工作人员，这样成了父子式了。四，军官与政治人员平等，由党内书记总其成，一切工作归支部，这样可以解决许多纠纷，划分职权，但这要许多人才了。”其实红四军内部发生这场争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新型人民军队在初创时期难以完全避免的。
但是，刘安恭的到来加剧了这场争论，用《毛泽东传》所说的“促发”倒也贴切。刘的第一“促”，就是作出了前委不能讨论军事的决定，这就涉及前委与军委的关系问题，不难理解他的这一决定是针对毛泽东的。刘与毛泽东没有任何的历史关系，而刘与朱德可以说不但是同乡，而且是相识多年的旧友。革命当然没有地域之别，革命者也应当是以党的事业、革命大局为重，不能有旧时代的同乡关系，但革命毕竟是在中国进行的，中国旧有的习俗（如重乡谊之类），不可能在革命者身上一点也不产生影响。
虽然1929年春夏红四军内部的这场争论可以追溯到下井冈山之初，但刘安恭的到来及临时军委书记一职的设置，加剧了这种争论并且使之表面化，确也是事实。差不多在此一年前，即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由于交通问题，六大有关文件传送到红四军时，已是1929年1月了。接到六大通过的有关文件后，红四军前委自然要组织学习。六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全国大会，中央委员会及其他上级机关的决议，都应当迅速而正确的执行。同时在未经决议以前，党内的一切争论问题可以自由讨论。”这样一来，“大多数人从关心党、爱护党的角度出发，发表自己的看法，展开争论。”一时间，军委书记究竟该不该设，成了红四军中的一个热门话题。
三、湖雷会议与白沙会议
1929年5月底，红四军前委在福建永定的湖雷召开会议。会上，就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前委与军委的分权等问题发生了争论。一种意见是要求成立军委，理由是：“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建立军委是完成党的组织系统；而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代替了群众工作”，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倾向。半个月后，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曾是这样描述主张设立军委的意见的：“争论的焦点是在现在时代军党部要不要的问题，因为少数同志坚决地要军委，遂不得不攻击前委，于是涉及党的机关的本身问题，‘党太管多了’‘权太集中前委了’就是他们攻击的口号。在辩论中论到支部工作，便有人说出支部只管教育同志的话，这亦是由于党的管辖范围一问题生出来的，因为他们主张党所过问的范围是要限制的，便不得不主张支部工作也是要有限制的了。因为党的意志伸张，个人意志减缩，一切问题都要在各级党的会议席上议决之后，才许党员个人依照决议去执行工作，使得个人没有英雄式的自由，于是从要有相当自由要求出来的‘一支枪也要问过党吗?’‘马夫没有饭吃也要党去管吗?’这就成他们嘲笑党部精密细小工作的口号了。以上是他们在湖雷前委会议时发表的意见”。
另一种意见是不必再设军委，因为现在领导工作的重心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置重叠的机构，并且批评要求设立军委的人是“分权主义”。至于毛泽东本人，对是否应设军委态度很明确，他认为，“少数同志们硬是要一个军委，骨子里是要一个党的指导机关拿在他们的手里”。在他看来，虽然主张设立军委的人提出的理由“是冠冕堂皇的，可惜完全是一种形式主义罢了”。那种“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完成组织系统应有军委”的说法，是完全形式主义的。“现在只有四千多人一个小部队，并没有多数的‘军’如中央之下有多数的省一样。行军时多的游击时代与驻军时多的边界割据时代又决然不同，军队指导需要集中而敏捷。少数同志们对这些实际的理由一点不顾及，只是形式地要于前委之下、纵委之上硬生生地插进一个军委，人也是这些人，事也是这些事，这是什么人都明白在实际上不需要的。”
毛泽东还认为，少数人为了成立新的指导机关——军委，便不得不搜出旧的理由，攻击旧的指导机关——前委以至支部，指责党代替了群众的组织、四军党内有家长制。其实他们的“这种攻击又全陷于形式主义”，因为“党的组织代替群众组织，自有四军党以来就是严禁的，就前委指导下的工农组织说来，未曾有党的支部代替过工农协会的事，就兵士组织上说，未曾有任何一连的连支部代替过连士兵委员会的事，这是四军中有眼睛的人都见到的。至于党部机关代替了群众机关或政权机关，如纵委代替了纵队士委、纵队司令部、纵队政治部，前委代替了军士委、军司令部、军政治部，亦是从来没有过”。
毛泽东的这些话，虽然不是他在湖雷会议上所讲，而是6月14日给林彪的信中写的，但基本反映了他对是否应当设立军委一事的态度。至于这场争论中另一个主要当事人朱德，在湖雷会议上对此持什么态度，相关文献中似乎没有留下什么记载。
湖雷会议并没有解决军委是否应该设立的问题，可以说是议而未决。因此，6月1日，毛泽东在湖雷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份报告，汇报红四军在赣南、闽西的斗争状况，以及红四军、红五军、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和第四团的实力和党组织的概况。至于湖雷会议所发生的争论，信中只是简单地说：“党内现发生些毛病，正在改进中。”
这次会议后，红四军第
二次攻占龙岩，并在这里建立了革命委员会，这是闽西继长汀、永定之后的第三个红色政权。6月7日，红四军攻克上杭的白沙。第二天，红四军前委在白沙再次召开会议，再度讨论军委问题。出席会议的人员较之湖雷会议有所扩大，达到41人。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一份书面意见，认为前委、军委分权，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还说，“对于决议案没有服从的诚意，讨论时不切实际论争，决议后又要反对归咎于个人，因此，前委在组织上的指导原则根本发生问题”。毛泽东甚至表示，“我不能担任这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调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
会上，朱德就党以什么方式领导红四军的问题上发表意见，认为党应该经过无产阶级组织的各种机关（苏维埃）起核心作用去管理一切；表示极端拥护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原则，并认为红四军在原则上坚持得不够，成为一切工作集中于前委，前委对外代替群众机关，对内代替各级党部；还认为党员在党内要严格执行纪律，自由要受到纪律的限制，只有赞成执行铁的纪律，方能培养全数党员对党的训练和信仰奋斗有所依归。
朱毛之间在要不要坚持党对红军的领导上没有分歧，所不同的是领导方式。“朱德更多地强调党支部的作用和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原则，不赞成前委代表群众组织和各级党委的职权。这同毛泽东的主张有明显的差异”。
白沙会议以36票对5票通过决议，取消临时军委，刘安恭的临时军委书记自然被免除，随后改任第二纵队司令员，政治部主任一职由陈毅继任。毛泽东对于会议的这一结果是满意的，他在6月14日给林彪的信中这样说：“因为现在的四军的党是比第一、二时期都有显然的进步，各纵队的基础已是不能动摇，个人自私的欲望决定会被群众所拒绝，我们只要看四十一个人会议中三十六票对五票取消那少数同志们硬要成立军委的一件事，就可知道大多数人一定不会拥护他们的‘不利于团结，不利于革命’的主张了”。
事后看来，毛泽东对于白沙会议的估计过于乐观了。其实“争论的根本问题仍未解决，少数人还把党内分歧意见散布到一般指战员中去，情况日趋严重”。
这时，这场争论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出场了，这就是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6月7日，也就是白沙会议的当天，林彪给毛泽东写信，其中含沙射影地攻击朱德：“现在四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比较在群众是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成一无形结合（派），专门吹牛皮地攻击别的同志。这种现象是破坏党的团结一切的，是不利于革命的，但是许多党员还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被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的阴谋，（附）和这些少数有俯视欲望的同志的意见，这是一个可叹息的现象。”
林彪从南昌暴动起就是朱德的部下，跟随朱德一路转战到了井冈山，并从连长、营长升至团长（纵队司令员）。红四军成立之初，军下有师，但只过了个把月，就取消了师的编制，由军直辖团。部队下井冈山后，在寻乌的罗福嶂进行整顿，将团改为纵队，全军只有第一、第三两个纵队，林彪为第一纵队司令员。此时的林彪还只有22岁。
于是，林彪给毛泽东写信的动机，就成了史家不能不分析的话题。有著述说，林彪在信中表示不赞成毛泽东离开前委，并称希望他有决心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这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但信中也暴露了林彪写信的严重私心。“林的私心已经在此之前的6月上杭县白沙一次支队长以上干部会议上便公开暴露过。他在会上说：‘朱德在赣南行军途中，说我逃跑暴露了目标，给了我记过处分，这点我不在乎，就是这个月扣了我两块钱饷，弄得我没钱抽烟，逼得我好苦。’其实，林彪对朱德给他处分是很在乎的，他马上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攻击朱德的信，说朱德‘好讲大话’、‘放大炮’、‘拉拢下层’、‘游击习气’（指衣着破烂不整，说话高兴时喜欢提裤子）。现在，林彪认为出气的机会终于来了，于是，他又给毛泽东写这封信。”
亦有著述说，据经历过当年斗争的老同志分析，林彪对朱德的不满由来已久。有三件事使林彪对朱德耿耿于怀。一是1927年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率起义军余部向湘南转移途中，林彪曾想脱离队伍开小差，但没有走出去又回来了，朱德为此严厉地批评了他；二是在井冈山时期，第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牺牲后，有人提议由时任第一营营长的林彪继任，但朱德鉴于林在湘南时的表现没有马上同意，后来林彪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对朱记恨在心；三是下井冈山后部队在寻乌的项山遭敌人突袭时，第二十八团担任后卫，时任该团团长的林彪拉起队伍就走，致使毛泽东、朱德和军直属机关被抛在后面，情况十分紧急，朱德在战后严厉批评了林，并扣发了他当月的薪金，林彪对朱德更加不满。所以，林彪是借此次朱毛之间的争论，攻击朱德，以泄私愤。
四、毛泽东和朱德“各作一篇文章”
林彪究竟是出于何种动机给毛泽东写信暂且不论，但林彪的这种态度的确获得了毛泽东的好感。根据前委“各作一篇文章，表明他们自己的意见”的要求，毛泽东于6月14日在福建连城县的新泉给林彪写了回信，并送交前委。信中开始就说：“你的信给我很大的感动，因为你的勇敢的前进，我的勇气也起来了，我一定同你及一切谋有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进的同志们，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奋斗。”
毛泽东在信中说：“因为现在的争论问题，不是个人的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四军党的和一年以来长期斗争的问题，不过从前因种种原因把它隐蔽了，到近日来才暴露出来。其实从前的隐蔽是错误了，现在的暴露才是对的，党内有争论问题发生是党的进步，不是退步。”由此可以看出，1929年春夏的朱毛之争，并不是刘安恭的到来才引发的，很大程度上是朱、毛两支革命军队会师后，在一系列的问题上存在不同认识积累所致。
自红四军成立以来，毛泽东任党代表兼前委书记，朱德任军长并兼一段时间的军委书记。红四军是由两支来自不同地区的革命武装合编而成，也正因为两支革命武装的会师，才有了著名的“朱毛红军”。两支来自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渊源、不同领导者的部队之所以能融合起来，能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就在于两支部队都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两军将士都把党的利益视为最高利益。同时也应看到，两支队伍毕竟来源不同，会合的时间不久，而且其成员或则来自于旧军队，或则来自刚刚放下农具参加革命的农民，难免受到旧思想、旧作风的影响。朱、毛之间在一些问题上（如党与军队、前委与军委的关系、军长与党代表的权责等）产生不同认识和不同看法也是很正常的。
在红四军的这场内部争论中，最核心的无疑是党与军队的关系问题。用毛泽东信中的话说：“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四军党的主要问题。”之所以这个问题成为当时争论的核心，毛泽东在信中，其实对此已作了很透彻的分析。他说：“讨论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记得的就是四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而且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的。我们记起了这两点，就可以知道一切思想、习惯、制度何以这样地难改。”“红军既是从旧式军队变来的，便带来了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的拥护者和一些反对这种思想、习惯、制度的人作斗争，这是党的领导权在四军里至今还不能绝对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原因。不但如此，四军的大部分是从失败环境之下拖出来的（这是1929年），结集又是失败之前的党的组织，既是非常薄弱，在失败中就是完全失了领导。那时候的得救，可以说十分原因中有九分是靠了个人的领导才得救的，因此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这是党的领导权在四军里不能绝对建立起来的第二个原因。”
毛泽东认为，那些坚持要设军委并为此攻击前委的人，“骨子里是要一个党的指导机关拿在他们的手里，以求伸张那久抑求伸的素志（即与历来指导路线不同的另一指导路线），然而表现出的理由仍然是冠冕堂皇的，可惜完全是一种形式主义罢了”。
至于红四军党内是否存在家长制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同样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观察”。他首先解释了何谓家长制。他说，家长制是只有个人的命令，没有集体的讨论，只有上级委派，没有群众选举。用这个定义来衡量，就能很清楚的判断出红四军有无家长制。毛泽东接着说，四军党的集体的讨论，从支部到前委历来是如此的，各级党部会议，特别是前委纵委两级会议，不论是常委会、全体会，应到委员之外，差不多每次到的有非委员的负责同志参加，这个问题各纵队和前委的会议记录都是有案可查的。凡是涉及全军的重大问题，如井冈山之出发问题讨论，东固之分兵讨论，以及这一次的争论及分兵问题讨论等等，总是征求群众意见的。因此，不能说四军党内只有个人命令没有集体讨论。
在毛泽东看来，红四军党内事实上找不出什么家长制，但为何有少数人有这样的说法？“就是四军中有一种党部书记兼充红军党代表制度，一些同志分不清楚党代表与书记在职务上是两样东西，因为党代表与军官的权限历来没有弄清楚，时常发生争权问题，由是引起了头脑不清楚的人把党代表在那里工作看做是党的书记在那里工作了。”“要除去此弊，只有使党代表与书记分开，这是应该一面从内部找人，一面从外面多找人来才可以解决的”。
毛泽东进一步分析了红四军内部产生这样的纷争的思想根源，他在信中写道：“我们千万不要忘记红军的来源和它的成分，五月份统计，全军一三二四名党员中，工人三百一十一，农民六百二十六，小商人一百，学生一百九十二，其他九十五，工人与非工人的比例是百分之二十三对百分之七十七。讨论到个人思想时，不要忘记他的出身、教育和工作历史，这是共产主义者的研究态度。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我们必须和这种思想（主要的是思想问题，其余是小节）奋斗，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凡有障碍腐旧思想之铲除和红军之改造的，必须毫不犹豫地反对之，这是同志们今后奋斗的目标。”
信的最后，毛泽东解释了他为何在白沙会议提出辞职的理由：
（一）对于与党内错误思想奋斗，两年以来已经既竭吾力了，现在我又把问题的内容提出以后，使多数同志们作不断的奋斗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二）我在四军的日子太久了，一种历史的地位发生出来的影响是很不好的，这是我要指出的中心理由。
（三）我个人身体太弱，智识太贫，所以我希望经过中央送到莫斯科去留学兼休息一个时期。在没有得到中央允许以前，由前委派我到地方做些事，使我能因改环境而得到相当的进步。
（四）四军的党已经有了比较坚固的基础了，我去之后，决然没有不好的影响。党的思想上的分化和斗争既已经起来了，决不因我去而不达到胜利的目的，所以你的信上的后面一段是过虑的。自然我的工作我只能提出意见，决定要在党部，我没有离开一天仍旧可以随大家作思想奋斗一天!
毛泽东给林彪写信的第二天，朱德也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就红四军党的组织领导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表示不同意“党管理一切”为最高原则，如果真要执行此口号，必然使党脱离群众，使党孤立，认为“党管理一切”的口号，违背了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朱德在信中说，党的组织的最高原则，此前已印发的中共六大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案中已有明确的规定，我们不能有丝毫的修改。“至于我个人如稍有不合原则的，即可以铁的组织纪律拒绝。”
朱德认为，在党对于军事机关的核心作用的密切关系问题上，军事行政的路线是受党的政策指导的，他的行政路线是自理责任的，党员在此机关内起核心作用时，亦是党给予的行政责任，绝非机械式在去执行。朱德说，我们反对此口号，是因为拥护共产党的组织最高原则，恐被人曲解。一切工作归支部，此原则我是极端拥护的。党的新生命，就在此原则的实行，巩固党的基础，要打破家长制及包办制。一切实际工作集中于前委，前委开联委开了数日，各级党部坐等命令到来，以便遵照办理，这样何尝有工作归支部呢？
朱德还说，此次的辩论，不但对党没有损失，并且使党有很大的进步，必定会培养多数党员的精神来。及支部基础建立起来，各级党部的职权实行起来，党的群众机关，行政路线正确起来，收效必大。各个同志积极的斗争，使党内一切不正确的一切的错误，都要全部清除，努力建设新生命的党。要克服困难，只有各同志大家担负起来，迅速建造党的新的基础。为此问题，请大家站在党的立场上去讨论。
毛泽东和朱德给林彪的信，都公开登载在这年6月中旬前委编印的油印刊物《前委通讯》第三期上，实际上也使朱毛之争在军内公开化。这时，因在白沙会议上被免除军委书记和政治部主任职务的刘安恭，不仅继续坚持设立军委的主张，并且说红四军的党分成两派，一派是朱德为首，“是拥护中央指示的”；一派以毛泽东为首，“是自创原则，不服从中央指示”。刘进而提出，要通过建立“完全选举制及党内负责同志轮流更换来解决纠纷”，也就是要采取轮流坐庄的办法，实际不赞成毛泽东继续担任前委书记。这样一来，红四军内部的争论非但未能停止，反而呈愈演愈烈之势。萧克回忆说：“在这种情况下，各纵队、支队党委讨论得更热闹了，甚至连朱毛去留问题都提出来了。四军驻新泉的七八天，连以上尤其是支队、纵队干部天天开会，老是争论这么几个问题：党应不应管理一切?是管理一切、领导一切还是指导一切?等等。当时，领导上号召大家发表意见，放手争论。但得不出结果，大家觉得该由上边领导人来管了，多数干部希望停止争论。”
正当红四军内部就党与军队的关系问题争论不休之际，蒋介石却没有放松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进攻。6月16日，他命令江西、福建、广东三省的国民党军务必于半个月内分途集结于闽西边境，做好“会剿”红四军的准备，国民党参加“会剿”的兵力达13个团又2个营，约2万余人。因此，大敌当前，必须尽快解决内部的争论问题。6月中旬，红四军前委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决定由陈毅代理前委书记，于近期内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为使陈毅集中精力筹备这次会议，又决定陈毅担任的红四军政治部主任一职，由李任予继任。所以，毛泽东的前委书记一职，实际在中共红四军七大前就已经离职。不过，他此时仍是红四军的党代表。
五、中共红四军七大毛泽东落选
6月19日，红四军第三次攻占龙岩城。6月20日，毛泽东就中共红四军七大如何召开问题向前委提出建议：通过总结过去斗争经验的办法达到统一认识，解决红军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进一步提高红军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担负起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任务。但是，前委并没有采纳毛泽东的这个意见。
6月22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的公民小学召开。大会由陈毅作报告，参加会议的有支队以上干部和士兵代表共四五十人。会上，毛泽东、朱德都发表了讲话。至于毛泽东和朱德讲了些什么，陈毅在1971年林彪事件后曾回忆说，朱德在发言中承认自己过去有些看法存在片面性，表示欢迎大家对他提出批评。毛泽东在发言中强调，现在还要根据我们历来的实际斗争经验，加强政治工作，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军队应该严格地在党的领导之下，军队要做群众工作，要打仗，要筹款，要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至于会上对他的批评，他现在不说，如果对他有好处，他会考虑的，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是不正确的。
另外，参加了会议的第四纵队司令员傅柏翠后来也回忆说：“当我到会场时，在主席台上坐有三五个人，朱军长正在发言，还在答辩那些问题，说得很多。大家说不要再讲了。他还在讲，并说让我说完吧。毛主席也发了言，他讲话简明扼要，胸怀宽阔，我记得毛主席说，有问题以后还可以争论，也可以写文章，现在不需要作出答辩则非留待以后由历史来证明，不同意见可以保留吧。”陈与傅的回忆虽然有所出入，但大致意思还是相同的。
陈毅是这次会议的主角，他自上井冈山以来，实际上红四军中的第三号人物，对朱毛的性格应当是比较了解的，而且也了解朱毛之争的内情。现在红四军的两位主要领导人在一些问题的认识上产生了分歧，客观形势将他推上了前台，需要他当这场争论的仲裁人。陈毅的看法是，毛泽东的思想领导是正确的，但不太民主；朱德对红军有建树，但重用刘安恭是不对的。
因为此前中共中央的“二月来信”曾提出朱毛离开红四军的问题，此次朱毛两人间又发生了争论，而且毛泽东不止一次地提出要辞去前委书记的职务，会议专门讨论了两人的去留问题，提出这个问题将由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未派人到军中工作前，他俩可以继续工作。会议还讨论了前委的组成人选问题，决定以前由中央指定的前委委员毛泽东、朱德不变动，仍为委员。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红四军所到之处的地方党部派一名主要负责人为委员。其余的委员名额，由军直属队推行出陈毅，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纵队各推选纵队负责人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上述五单位又各推选出一名士兵代表。在正式选举中，这十三个人选全部当选。接着举行前委书记的选举，结果陈毅当选，而原本是中共中央指定任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却落选了。
对于毛泽东落选、陈毅当选的原因，萧克的解释是：“当时在四军上下比较有威信的是毛、朱、陈。朱毛因对一些问题认识不一致，大家认为他们两人都有不对的地方，陈毅受命筹备‘七大’并主持召开会议。因为自四军成立以来，陈毅同朱毛一样也曾担任过军委书记、前委书记，尽管我们也觉得毛陈两人相比，毛应居先，但陈亦是好领导人之一。所以通过民主选举，陈毅担任了前委书记。但决议还强调了一点，要把决定呈报中央批准，没有批准之前，先开展工作。”
贺子珍则说：“在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选举前委书记，许多人不投毛泽东的票，他落选了。他为什么会落选？有的人说，这是因为毛泽东民主作风不够，在党内有家长作风。毛泽东是不是有家长作风？我的看法是，他脾气是有一点，在这方面不如朱德同志，朱德的作风是更好一些。我看，他所以落选，主要是一些人轻视党对军队的领导，否定红军中的党代表制，不重视政治工作；另外，毛泽东对部队中的不正之风进行了批评和抵制，也引起一些人不高兴；加上这次打不打广东的问题上，意见也不一致。”
红四军“七大”用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陈毅起草的《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以下简称《决议案》）。《决议案》分为“党内争论问题”和“分兵问题”，由于会议只进行了一天，“分兵问题”未能讨论。
关于“党内问题”，《决议案》分为七节：一、过去工作的检阅；二、这次争论之原因和性质；三、党应不应管理一切；四、对前委通信第三期的意见；五、对朱毛同志的意见；六、对中央指定之前委委员不动，决定以陈毅为书记；七、提出几个口号作为这次争论的结果及党员以后的工作标准。
在“过去工作的检阅”一节里，《决议案》首先就红四军成立以来的方针、政策进行总结，认为在总的政治策略上，红四军建立以后，在罗霄山脉中段坚持武装斗争，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发展边界党和群众组织，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扩大地方武装，“这是十分对的，很正确的”。虽然有个时期出于不得已采取极端没收的经济政策，有点军事共产的意味，但随着红四军情况的变化，这种做法已得到纠正，决议案肯定自下山以来采取的经济政策；关于政权的形式，决议案肯定了“合群众的需要采取公开与秘密两种形式，是很对的”，而批评了“在边界时采取有部分是强迫性质，不顾群众的需要是不对的”。
对于红四军这次争论的原因和性质，《决议案》没有认可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所说的，原因在于“因为党的意志极大限度的伸张，个人意志感到从来未有的痛苦，一连打了几个胜仗和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这三样汇合，所以爆发了近日的争论”，其性质是“少数同志们历来错误路线的结果，两个指导路线的最后斗争”的观点，而是认为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造成的：一是由于四军党员的经济背景复杂，思想认识不一致；二是负责同志间工作方式与态度不好，引起了意见纠纷；三是组织上不完备，兼职较多，责任心都很重，爱多管事；四是新的理论批评旧的习惯反响；五是过去党缺乏批评精神。关于争论的性质，《决议案》说：“这次争论不仅是朱毛闹意见，不仅是组织原则的解释不同，实由于过去党的斗争历史上各种不同的主张，各种不同的方式互相精神(原文如此，意为僵持)着，历久不得解决，加上组织上有缺限（陷），及党内批评精神缺乏，造成这次争论总爆发。这个争论虽对党有益处，若没有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必不能得到正确的解决”。《决议案》同时认为，这场党内争论“并不是简单的两种路线思想的斗争结果”。
关于党应不应管理一切的问题，《决议案》说：“这个口号并不是任何一个同志所能造的笑话，是一个工作口号，在四军党内极为深入。现在审查这个口号的意义与中央颁发的党的组织问题第三章的组织原则并不冲突，所以这个口号是对的。不过这个口号‘党管理一切’在文字方面太简单不明显，可以引起不正确的理解，这个口号今后不要再引用。”
前委和军委的关系曾是这次内部争论的中心和焦点。《决议案》认为，军委是前委的下级党部，它有决议须报告前委审查，不能说前委与军委是分权式，只能说军委分担了前委的工作。规定前委只能讨论行动问题，“这是临时军委的错误”，一部分同志要求在前委之下再成立军委，是形式主义地看问题。根据目前实际情况看，前委之下再设立军委，实属机关重叠，没有必要。
对于此次争论中多次提到的红四军党内究竟有无家长制、有无党代表群众组织、上级党是否包办支部工作等三个问题，《决定案》也一一作了说明。
关于第一个问题，《决议案》说，“过去四军党员群众对于党部，下级对上级，都有机械式的服从而无活泼的党的生活，将一切工作推到书记一人身上，形成家长制的倾向”。《决议案》同时认为，四军党内没有“书记专政”的问题，之所以产生这种偏见，主要是因为在组织上是前委书记兼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这样，有时难免出现把一切事情集中于一个人的现象，但这不是“书记专政”，是属于组织上人才安排得不合适。
对于第二个问题，《决议案》认为，“党代替群众系指一切由党直接处理，使所有群众停摆。过去四军没有犯这个错误，只是执行工作技术上带有缺点”。
对于第三个问题，《决议案》明确指出：“过去四军党能领导红军在艰苦奋斗，大半由于连支部起作用，说上级包办支部工作，完全不是事实。”《决议案》还认为，过去四军少数同志在组织纪律上犯错误是有的，但绝没有个人“与党争权”的事实，因而把这次争论看成是“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争雄的具体的表现”，是“最要不得的”。
《决议案》还对刘安恭和林彪在这场争论中所起的不良作用提出了严肃的批评，认为刘安恭来到红四军不久，未作调查研究就胡乱发表意见
，挑拨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是错误的行为。并且指出，刘安恭所说的红四军党分成两派，朱德是拥护中央指示的，毛泽东是自创原则、不服从中央指示，这完全不是事实，是凭空捏造；他所提出的用完全的选举制度和党内负责同志轮流担任前委书记的做法，是非常不对的。《决议案》同时认为，林彪不应该将事关红四军前途的重大问题向个人写信，而应向党报告，更不应该随意指责军长朱德，挑拨朱、毛之间的关系。认为刘、林的做法“不但不能解决党内纠纷而使之加重”，“助长党内纠纷”，“这种轻率的工作是不对的”。
《决议案》专门对朱、毛的缺点作了尖锐的批评。认为毛泽东的缺点主要有七点：A.英雄主义；B.固执己见，过分自信；C.虚荣心重，不接受批评；D.在党内用手段排除异己，惯用报复主义；E.对同志有成见；F.工作态度不好；G.小资产阶级色彩浓厚。《决议案》为此小结说：“因有以上之错误，使同志们怕说话，造成个人信仰，使小团体观念加重。”
对于朱德的缺点，《决议案》也列举了七条：A.用旧军阀的手段，相信私人；B.有迎合群众造成个人信仰的倾向；C.无形间有游民无产阶级行动的表现；D.工作不科学，无条件（理），无计划，马马虎虎；E.无形中夸大英雄思想的表现；F.不能坚决执行党的决议；G.不注意军事训练，不注意维持军纪。《决议案》同样也给朱德一个小结：“因为有以上错误，弄成了军纪风纪松懈，使士兵具有流氓习气，难以纠正，又惯用手段拉拢部下，小团体观念极深。”《决议案》给朱、毛各罗列了七条缺点，确实有点各打五十大板的味道。
《决议案》还对朱、毛作了一个总批评：“朱毛两同志在党内外负责重要工作，不能因某种观点与意见不同互相猜忌，又不提出来批评交由党解决，以致造成这次党内严重争论问题，给党以不好影响。朱毛两同志都有着同等错误。但毛同志因负党代表与书记之工作，对此次争论应负较大责任。”为此，大会决定给予毛泽东严重警告处分，给予朱德书面警告处分。
看了《决议案》对朱毛的批评，不禁感慨良多。其中对朱毛的批评，有的合乎事实，有的则难免牵强附会、夸大其词。这些批评是否妥当暂且不论，《决议案》如此直言不讳批评军中两位最高领导人，当时党内民主气氛由此可见一斑。对于这种批评，朱、毛两人并没有多加辩解，在他们均在场的情况下《决议案》得以通过，如果没有以党的事业为重的胸怀，真是很难想象。这恐怕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能够成功的重要原因吧。
中共红四军七大将毛泽东的前委书记选掉了，虽然违背了组织程序——因为毛泽东的前委书记一职本是中共中央指定的——但当时的各项制度还不健全，党成立不过八九年的时间，红军创立则不到两年，大家又把党内民主看得很重，加之这群革命者都是年轻人，其中朱德最年长，也只有43岁，毛泽东则是36岁，陈毅28岁，在那个年代还没有领袖崇拜的概念，党内似乎也没有多少吹牛拍马的不良习气，也没有多少唯一把手是瞻的作风，既然大家觉得毛泽东、朱德都有缺点，就理所当然可以进行批评，也应当进行批评。何况他们之间还曾发生了争论，而毛泽东是前委书记，是军内党的最高领导人，自然也承担更多一些责任，所以不但觉得毛泽东继续担任前委书记不太适合，而且还给了他一个严重警告处分，大概也有要其吸取教训之意。这样一来，虽然毛泽东仍是红四军的党代表，但由于他此前一再表示过要辞前委书记之职，前往苏联学习，现在这一职务已被选掉，在这种情况下，留在军中似乎不太合适。恰在此时，中共闽西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将在上杭的蛟洋召开，于是，毛泽东与第三纵队司令蔡协民、第四纵队政治部主任谭震林、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江华、红四军直属队支部书记曾志等，受红四军前委的委派，于7月8日由龙岩动身，前往蛟洋代表前委出席会议并对会议加以指导。
六、陈毅的汇报与“中央九月来信”
1929年4月7日，中共中央曾致信毛泽东、朱德，提出红军的总任务是扩大游击战争范围，发动农民武装斗争，深入土地革命，并再次提出毛泽东、朱德来中共中央的问题，明确表示，如果他们两人若一时不能来，希望红四军前委“派一得力同志”前来与讨论问题。6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由周恩来报告红四军4月5日从瑞金发出的对中央“二月来信”复信。周恩来提出，中央政治局常委已决定召开一次军事会议，朱德、毛泽东处应派一得力人员来参加。于是，中共中央再次致信红四军，要求其派人参加会议并汇报工作。
红四军前委收到由中共福建省委和闽西特委转来的中共中央来信时，朱德和陈毅正率部进驻连城的新泉，而毛泽东还在蛟洋参加中共闽西一大。7月29日，朱和陈从新泉赶赴蛟洋，与毛泽东等召开红四军前委紧急会议，商讨应对闽、赣、粤三省国民党军对闽西革命根据地第一次“会剿”的作战计划，并决定由陈毅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前委书记一职由朱德代理。
8月上旬，按照中共中央和前委的指示，陈毅动身前往上海。行前，他专程到蛟洋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并请其复职，主持前委的工作。据《陈毅年谱》记载，“由于种种原因，毛未如其愿”。由此，红四军的三个主要领导人分为三处，陈毅去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朱德率第二、第三纵队出击闽中；毛泽东则在中共闽西一大之后因患疟疾病重，先后到上杭的苏家坡、大洋坝和永定的牛牯扑、合溪养病，同时指导闽西地方党的工作。
此前的7月9日，陈毅曾以红四军前委书记的名义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份《关于闽西情况及前委工作计划的报告》，连同红四军“七大”的决议及毛泽东、朱德发表的不同意见等，一并交中共福建省委转交中共中央，并请求中共中央在详细审察这些文件之后给予明确指示。
看来中共中央及时收到了陈毅的报告及相关材料。8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中共红四军七大文件及朱德与毛泽东之间的意见分歧等问题。周恩来在会上说，中共红四军七大对每一个问题都有一简单的回答，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不正确的。刘安恭写信来将朱德与毛泽东分成两派，许多不会是事实，在故意造成派别。刘安恭无论如何要调回。由于有些问题还不清楚，等陈毅到后再作整个的回答。可以给红四军写一信，要朱德、毛泽东努力与敌人斗争，已经解决的问题不应再争论；军委可暂时不设立，军事指挥由军长、党代表管理。
8月下旬，陈毅抵达上海，很快同中共中央接上了头，并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立三汇报了红四军的有关情况。李立三表示他将尽快向政治局作报告，并要陈毅赶紧写出几种上报的书面材料。8月27日，李立三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扼要介绍了陈毅报告的红四军有关情况，并且说，红四军都了解，“毛（泽东）在政治上强，军事上朱（德）强”。会议决定召开临时政治局会议，由陈毅出席并作详细报告。
过了两天，政治局会议如期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总书记向忠发和政治局委员李立三、周恩来、项英、关向应。陈毅在会上就红四军的全面情况和朱毛之间的争论作了详细报告。会议认为，红四军的经验和问题都很重要，乃决定由李立三、周恩来和陈毅组成一个委员会，由周恩来任召集人，就有关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审议，并起草一个决议提交政治局讨论通过后发给红四军。
9月1日，陈毅写出关于红四军情况的四个书面材料：《关于朱德、毛泽东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关于朱、毛红军党务概况报告》《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关于赣南、闽西、粤东江农运及党的发展情况的报告》。中共中央对几个报告是很重视的，其中还特地将第一个报告刊登在《中央军事通讯》的创刊号。
随后，周恩来、李立三和陈毅多次讨论研究红四军问题，周恩来一再强调要巩固红四军的团结，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并代表中共中央宣布毛泽东继续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这说明，当时中共中央对毛泽东还是很信任的。同时，周恩来让陈毅根据此间召开的中共中央军事会议和谈话精神，代中央起草一封给红四军的指示信。很快陈毅写出了这份题为《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的文件，在经周恩来审定后，于9月28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这就是中国革命历史上著名的“中央九月来信”。
对于中共红四军七大前后军内引起热烈争论的若干问题，“九月来信”作了明确解答。关于前委与军委的问题，信中指出，党的组织系统可保存现在状态，前委委员不要超过九人，前委下面不需要成立军委。党在军队中采取秘密形式，党的机关设在政治部内，党的机关的人员不要过多，要尽量利用群众组织中的人做事。中共中央同时要求红四军中党对军队的指挥尽可能实现党团路线，不要直接指挥军队，经过军部指挥军事工作，经过政治部指挥政治工作。
关于所谓集权制问题，“九月来信”肯定了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是正确的，这个原则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做极端民主化的掩护。指示同时认为，前委对于一切问题毫无疑义应先有决定后交下级讨论，绝不能先征求下级同意或者不作决定俟下级发表意见后再定办法，这样不但削弱上级指导机关的权力，而且也不是下级党部的正确生活，这就是极端民主化发展到极度的现象。
关于“党管一切”的口号，指示认为这在原则上事实上都是行不通的，党只能经过党团作用做政治的领导。目前前委指挥军部、政治部，这是一个临时的办法。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由政治委员监督，前委应着眼在红军的政治军事经济及群众斗争的领导上。一切工作归支部这个口号是对的，是作经过支部去工作的解释，但不是与党的民主集权制相对立。
对于朱毛的关系，“九月来信”为此单列一节专门作出指示（“九月来信”在编入《周恩来选集》时曾删去了此节），强调“红军是生长在与敌人肉搏中的，他的精神主要的应是对付敌人”，而此前红四军前委在处理朱毛问题时，存在四个方面的缺点：一是没有引导群众注意对外斗争，自己不先提办法，而交下级自由讨论，客观上有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的精神，前委自己铸成这个错误；二是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使同志们得到一个政治领导来判别谁是谁非，只是在组织来回答一些个人问题”；三是削弱了前委的权力，客观上助长极端民主化的发展；四是对朱毛问题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的责任之重要，公开提到群众中没有指导的任意批评，使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产生影响。指示还特别指出：“一般同志对朱毛的批评大半是一些唯心的推测，没有从政治上去检查他们的错误，这样不但不能解决纠纷而且只有使纠纷加重。”应当说这个批评是很中肯的，也是实事求是的，中共红四军七大给毛泽东和朱德罗列的各项缺点，就存在这个问题。
信中认为，毛泽东和朱德的错误是“工作方法的错误”，并对其错误提出批评：“第一，两同志常采取对立的形式去相互争论；第二，两同志常离开政治立场互相怀疑猜测，这是最不好的现象。两同志的工作方法亦常常犯有主观的或不公开的毛病，望两同志及前委要注意纠正这些影响到工作上的严重错误！”
指示明确要求红四军前委“应立即负责挽回上面的一些错误”，并提出了四条具体办法：“第一，应该团结全体同志努力向敌人斗争，实现红军所负的任务；第二，前委要加强指导机关的威信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作坚决的斗争；第三，前委应纠正朱毛两同志的错误，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第四，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经过前委会议，朱毛两同志诚恳接受中央指示后，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
中共中央上述关于朱毛问题处理的各项意见，无疑是正确的，也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它既实事求是地提出了朱毛在工作方法上的缺点，同时又不是过分追究个人责任和进行所谓组织处分，并且强调要在帮助朱毛改正缺点的同时恢复他们在群众的威信。事实证明，朱毛之争确实不是什么权力之争，也不是所谓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之争，而是在党与军队关系、在新型人民军队究竟如何建设等具体问题上存在不同的看法。红军刚刚创建之时，如何建党建军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套用，一切都处于探索、摸索阶段，而且红四军又是由两支部队合编而成的，其领导人具有不同的经历、不同的个人性格，因而在若干具体问题上出现分歧、产生矛盾，是十分正常的。问题在于当这种纷争产生之后如何去处理，中共中央的这个指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为解决党内争论问题树立了一个典范。可惜在后来的一个时间里在处理党内矛盾时，并没有很好地运用这种方式，而是自觉不自觉地将党内矛盾动辄用党内斗争甚至是阶级斗争的方式去解决，留下了很深刻的教训。
七、古田会议成为永恒的历史记忆
不少论著认为中共红四军七大之后，红四军内部的争论遂得以停止。这或许是事实，但争论停止的一个客观前提，是这场争论的两个主角实际已经分开，毛泽东去了闽西地方，只有朱德仍留在军中。然而，由于毛泽东的离职和陈毅去中共中央汇报，红四军七大之后，军中的主要领导人只剩下朱德一人，朱既是军长又是代理前委书记，用现在的话说是党政一肩挑，而朱自红四军成立以来一直负责军事，虽然现在不得不兼负军中的政治工作，但毕竟难以做到军政工作同时兼顾，因而七大之后，军中思想政治工作难免有所放松。1930年1月6日红四军前委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四军八九十三个月中，前委机关不健全，毛同志去地方养病，陈毅同志去中央，前委只余朱德同志一人，因此应付不开，政策上发现许多错误，党及红军组织皆松懈。”
虽然红四军七大提出的十三大口号中，有“实行民主集权制”和“反对家长制及极端民主化倾向”的内容，但由于前一阶段对党内争论问题采取“大家放开来争论”态度，这固然一方面有助于军中的民主空气，但另一方面使军中出现极端民主化的倾向。据红四军代理军委书记熊寿祺1930年4月所写的《红军第四军状况（从1929年7月至1930年4月）》说：“七次大会直到九次大会，前委的指导路线都不是集体指导一切问题。一切问题都摆在会场上让大家来讨论，不管他政治分析也好，行动计划也好，请调工作也好，都毫不准备意见到会场来争，往往争论终日得不到一个结论。八次大会前后，前委为了调工作问题（当时很多同志请调工作），常常讨论几个钟头，无法解决。每次开会，都要各纵队负责同志到了才能解决问题。各纵队同志在会场上，为了调人调枪这些问题，当然要为自己说话，于是争论起来，没法解决。前委负责人，只有说些随和话，常常都是这个样子开会。当时有许多同志说，前委是各纵队联席会，但是前委的负责同志还以为要这样才对，才是自下而上的民主制。”
与此同时，军中要求毛泽东回来主持前委工作的声音也日益多起来。面对这种情况，朱德一面决定召开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以“解决‘七大’所没有解决的一些争论问题”。一面亲自给毛泽东写信，希望他能回来主持前委，但遭毛泽东拒绝。据陈毅回忆，毛泽东回信说：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之钉，陈毅要我作“八边美人四方面讨好”，我办不到；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够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会了。
9月19日，朱德指挥红四军和地方武装攻占了上杭城，打破了国民党军的三省“会剿”，使红四军获得了一个休整的机会。9月下旬，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城太忠庙召开，会议由朱德主持。这次会议由于前委领导不健全，“会议又没有做好必要的准备，在事先不能拿出一个意见，就让大家讨论。结果会议开了三天，七嘴八舌，毫无结果”。熊寿祺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说：“八次大会时，为了一个红军法规中的党代表权力问题，讨论了两天仍旧没法解决，结果还是决定请示中央。八次大会的选举，为了要各纵队都要参加人，决定选举十七人（指前委委员，引者），在大会上临时来推选，把新由中央派来四军工作的张恨秋、谭玺和郭化仁等都一齐选为委员。谭玺当时尚在一纵队，还没有与大会上的人谋面，他的观念正不正确没有人知道，便当选为常委（这是因为提议他的同志说他好，提议了两次，最后一次才通过）。总之。当时前委什么事都是民主，大家要怎样干就怎样！前委事先对选举没有丝毫意见，结果选出来的八届前委，又同从前一样，而且更甚地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制’，一开会就得争论半天，前委还认为这样才是无产阶级的办法。因此当时全军政治上失掉领导中心，对政治分析也是由大家缓议，各同志又没有报看，哪里议得出！”
这次会议共选出了十七名前委委员，毛泽东是其中之一，陈毅再次被选前委书记，在他未回之前由朱德代理。在会议过程中，第三纵队九支队党代表罗荣桓提出来要将毛泽东请回来，得到不少代表的支持。朱德也有此意，但担心毛泽东不愿回来，于是就由军政治部主任张恨秋给毛泽东写“敦请信”。张恨秋是广东大埔人，这年8月才由中共中央派到红四军工作，即被委以重任，当上军政治部主任，他在信中说，接此信后若不回来，就要给予党内处分。毛泽东当时病得很厉害，接到信后只得坐担架从永定的金丰大山前来，可等到他到上杭城时，“八大”已经开完。大家见他身体确实虚弱，也就放弃了让他回来工作的打算。
这年10月1日，陈毅结束了在上海向中共中央的汇报，携带“九月来信”动身返回红四军。10月22日，在广东蕉岭县的松源与朱德会面。当天晚上，红四军前委召开会议，听取陈毅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致信毛泽东请其回到红四军重新担任前委书记；同时，考虑毛泽东因病一时不能返回部队，决定前委书记暂由陈毅代理。
在陈毅回到军中的前两天，那位在朱毛之争中颇为活跃、白沙会议后改任第二纵队司令员的刘安恭，在率部进攻广东大埔的虎头沙时中弹牺牲，时年30岁。
11月2日，陈毅再次给毛泽东写信，请他回前委工作。过了两天，陈毅又写信向中共中央汇报说：“我只有按照中央的办法去做：一、建立四军的政治领导，使全体同志及红军官兵集中力量对外斗争，对外斗争胜利才是我们的出路；二、建立前委的威信，制止极端民主化的发展；三、化除一些同志的成见（朱、毛在内），用布尔什维克党的态度扫除一切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如毛同志所说），对于这个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东西，我也不甘落人后地要去打倒他。我回前委后已迭函去催毛泽东同志回前委工作。现已筹备九次大会改选前委。”
11月18日，朱德和陈毅率部抵达上杭的官庄，两人又一次致信毛泽东，请他回军中主持前委工作。23日，部队第三次攻占长汀，红四军前委在这里作出决定，促请毛泽东速回主持工作，并派部队去迎接。这时的毛泽东，一方面健康正在恢复，另一方面看了陈毅传达的“九月来信”，已知中共中央的态度，乃于11月26日在中共福建省委巡视员、组织部长谢汉秋的陪同下，来到长汀与朱德、陈毅会合，并重新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回到红四军后，毛泽东“向朱德、陈毅等表示接受中共中央的‘九月来信’，包括对他工作方式的批评。陈毅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并介绍了他上海之行的情况。毛泽东也说他在红四军八大时因为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这样，相互间的矛盾和隔阂就消除了”。到这时，历时几个月的朱毛之争真正结束了。
11月28日，毛泽东在长汀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会议作出了三项重要的决定：（一）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二）用各种方法建立红四军的政治领导；（三）纠正党内各种错误倾向，扫除红军内部一些旧的封建残余制度（废止肉刑、禁止枪毙逃兵等）。同一天，毛泽东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份报告，汇报自己回到红四军的情况和目前的工作计划。信中说：“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
12月上旬，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第一、第二、第三纵队撤出长汀，前往连城的新泉与在这里活动的第四纵队会合。然后，全军在这里进行了十天左右的政治与军事整训。同月中旬，他们又率部开赴上杭县的古田村，为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作准备。毛泽东依据“九月来信”的精神，结合调查研究的情况，起草了“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党的组织”“党内教育”、“红军宣传工作”等八个决议草案，共达三万字。
12月28日和29日，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古田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会议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八个决议，总称《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史上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案”。大会通过选举，产生了红四军新一届前委成员，他们是毛泽东、朱德、陈毅、李任予（军政治部主任）、黄益善（前委秘书长）、罗荣桓（第二纵队党代表）、林彪（第一纵队司令员）、伍中豪（第三纵队司令员）、谭震林（第四纵队政治部主任）、宋裕和（红四军经理处处长）、田桂祥（士兵代表），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古田会议及其决议案在各类中共党史的著述中，已有了详细的记载，在此就不再赘述了。
对于古田会议的历史意义，在中共党史上一直赋予很高的评价，这自然是有其道理的，它确实在党的建设问题上、在新型人民军队建设问题上，都具有创新性的意义。但是也应该看到，古田会议及其决议的形成，与此前发生的朱毛之争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场争论中，朱毛关于党与军队的关系，军队中党如何建设、军队自身如何建设等，曾出现不同意见，产生了争论。正因为产生了争论，就使得争论的双方都对自己的观点和对方的观点进行认真的思考，也使得中央领导层不得不对双方争论的内容提出意见，其结果是形成了一系列关于党的建设、人民军队建设的比较正确的思想。而朱毛之争之所以产生这样一个积极的结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场争论从根本上讲不是个人意气之争、权力之争，争论双方的出发点是共同的，这就是如何把军队建设好、把军队中的党建设好。因为有这样一个共同点，因为双方以党的利益为重，故而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检验之后，双方最终达成共识，这就为古田会议的成功召开奠定了基础。
第二年的九十月间，中共中央特派员涂振农在一份报告中说：“据我在那里时的观察，（朱毛）确实都从行动上改正过来。朱德同志很坦白的表示，他对中央的指示，无条件的接受。他承认过去的争论，他是错的。毛泽东同志也承认工作方式和态度的不对，并且找出了错误的原因。过去军政关系的不甚好，是做政治的和做军事的人对立了，缺乏积极的政治领导的精神。同时要说到四军党内虽有争论，但都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在党的会议上公开讨论，虽有不同的意见，但没有什么派别的组织，只是同志间个人的争论，而不是形成了那一派和这一派的争论。”
朱毛之间发生的这场争论，由于当时中共中央采取了正确的立场，毛泽东、朱德和陈毅这三个重要的当事人又各自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使双方之间的分歧不但得到化解，而且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实现了新的团结。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