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财乃身外之物，如果你眼中只有金钱，心中只有名利，那么你将无法受人尊重，更无法获得发展。相反，一个懂得奉献的人，必将受人敬仰，美名流传。

于成龙，山西永宁州人，顺治十八年（1661）以前朝副贡身份任广西罗城知县。罗城处在万山之中，县衙设在树丛中，于成龙“插棘为门”，虎白昼行庭中，“成龙累土为案，旁置爨釜一、盂一，召吏民从容问疾苦，皆感至诚，益乐就，争输田赋。初邻瑶岁率三四至，杀掠人畜，成龙严保伍，勒乡兵，将捣其巢。瑶惧自投，不敢复犯界，数遣子女问安。每春时，命两瑶舁竹舆，行田野中，见力耕者，辄呼与语，相劳苦。民率妇子罗拜，或坐树下与饮食，笑语欢如家人。奖勤扶惰，民大劝。”由于他“悉除诸禁”，“民益得尽力耕耘”。于成龙“诚意恻恻感人”，民众也非常关心他。

到罗城不久，仆人或死或散，百姓见于成龙生活太苦，就凑钱给他说：“知阿爷苦，聊供盐米资。”他笑着谢绝说：“我一人何须此？可持归，市甘旨，奉若父母，一如我受也。”有一次，人们听说他家里来了人，“罗人则大喜，又进金钱如初”。于成龙仍“笑谢曰：‘此去吾家六千里，单人携货，适为累耳。’”百姓感动得哭了起来，他也掉下眼泪，到底没有收下。

于成龙在罗城7年，“招流亡，建学宫，创设救济院，县大治”，被总督荐为卓异，升迁四川合州知州，离罗城时，百姓“遮道呼号，追送数百里”。

康熙初年，四川正值乱后，合州剩下的百姓才数百人，可是“供役繁重”。于成龙“请革宿弊”，“一仆一羸马自随，贷牛、种，招集流亡，旬月间得户千计”。后任黄州知府时，吴三桂煽动湖北数处叛乱，叛军号称十万，逼趋黄州，“时援军皆赴湖南，黄州吏民才数百”，有人建议退守麻城。于成龙说，黄州是七郡的咽喉之地，“弃之则荆、岳瓦解”，表示誓死不去。他采取先破贼首何士荣的战术，集中了五千名乡兵，分路御敌，率兵拼杀，“贼斗益急，火燎成龙须，或劝少避，公叱之曰：‘今吾死日也！敢言退者斩！’”他曾“驰谕有能擒贼献者重赏，投诚者待以不死，胁从归者但闭门坐，家无军器，即从贼概不追问，藏兵仗者即良民亦诛死”。于是擒住了贼首何士荣，焚毁贼众名籍，瓦解了贼众，仅用了二十余天，“以乡民数千破贼数万，不费公家丝粟”，有力地支援了平叛战争。第二年秋天，黄州大饥，于成龙“发廪赈恤，全活数万人”，受到人民的爱戴。后来，他又任江防道员，旋升福建按察使，在赴按察使任时，“民遮送至九江，凡数万人，哭声与江湖相乱”，表达了人民对清官的无限依恋。

在按察使任上，他多为民众着想，协调任内的官民矛盾，被巡抚吴兴祚荐为“廉能第一”，任布政使。他力减民夫劳役，对“满兵掠浙东子女，役为奴者数万，为赎归之”。他要求征收赋税一定要按时按量进行，不增铢黍。他自己则节俭为怀，“署中薪米不给，至无衣可典，日或不再食。随征满汉大臣朝使者有时来过，径入卧内，或绕署周行几案间，蛛丝鼠迹、文卷书册外无长物。感叹曰：‘于公清苦，天下一人而已！’”遇有海外进贡使者送给礼品，“悉屏之，或呈样香，一嗅即持去。贡使啮指作礼曰：‘天朝有此清官，吾侪未闻见也。’”

康熙十九年（1860），于成龙迁直隶巡抚，康熙二十年（1861）升为两江总督。

康熙二十三年（1864）春四月，于成龙病故。于成龙病逝后，将军、都统暨寮吏入其寝室，“见周身布被，袍一袭，靴带各一。堂后瓦瓮米数斛，盐豉数盅而已”。市民闻之“罢市聚哭，家争绘像祀之”。江宁、苏州和黄州纷纷建立于成龙的祠堂。康熙因他“清操始终一辙，非寻常廉吏可比，破格优恤，以为廉吏劝”，加赐太子太保，谥清端。

于成龙一生清廉，处处为公，他对人慷慨付出，自己却十分清苦，他在任期间政绩卓著，却从来不向朝廷邀功请赏，他的情操为后人所敬仰。

如果人人眼中只有金钱，心中只有名利，那么这个社会便缺少了有责任感、有奉献精神的人。社会若发展至此，国家将没有希望可言，一个失去奉献精神的国家，其子民也无法受人尊重，更无法获得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