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1891—1962），安徽绩溪人。中国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以倡导白话文、领导新文化运动闻名于世。幼年就读于家乡私塾。19岁考取庚子赔款官费生，留学美国，师从哲学家杜威。1917年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加入《新青年》编辑部。20世纪20年代办《努力周报》，20世纪30年代办《独立评论》，20世纪40年代办独立时论社。1938—1942年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1946—1948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去美国。1952年返台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胡适初到美国，在康乃尔农学院实习。他花上两个半小时，才将三十余种苹果分辨出二十种左右，只得转学文史。同时因《生活》杂志刊登有他在火柴盒上签名的照片，于是每到一处大学演讲，学生即赠以各式火柴盒。他在美8年，竟成全球著名火柴盒收藏家。但他平时吸烟，却都是用打火机。

胡适在美国求学时，一天，他问了五十个中国朋友对于《天演论》是否相信，结果个个回答相信。后胡再问《天演论》是根据什么凭据考证而成立，却只有两三个人回答得出。

胡适以八仙桌为大书桌，上面堆满线装书。在那些乱书之中放着一个小砚台，他比作万山丛中的“雁**”和“天池”。

胡适是个“日记作家”，他前几十年的日记原稿虽都遗留在北京大学，但都保留了影印的缩微胶卷；后二十年的日记虽所记不全，但完整无缺。他所用的清一色红封皮日记簿，是当时美国所产最名贵的一种。有部日记里记载着胡适每日的活动感想，还贴有报纸资料。故不仅是其个人日记，还是社会史料。他说：“这是我留给儿子唯一的遗产，等我死后发表。”

胡适写文章慢得出奇。他常说：“人家都以为我胡适写文章总是下笔千言，一挥而就，其实我写起文章来是极慢极慢的。”

1922年胡适读《诗经》，自称有两大发现：一为“于以采苹？南涧之滨”中的“于以”作“哪儿”解；一为“黄鸟于飞”中的“于”单用作“于是”解。但杨树达引证经史，认为“于”训“在”，“以”训“何”。钱玄同据钟鼎文证实杨之见解正确。胡即放弃己见，而从杨解。

1922年梁漱溟主持由梁启超批评胡适哲学史大纲的集会。漱溟开始有顾虑，怕胡有意见。但胡说：“好呀，请他来吧，我也出席。”在会上，启超先指出此书什么地方不对，什么地方更不对。胡只是微笑，后来他答辩，说什么地方都对，什么地方你不懂，态度平和自然。继而漱溟作讲解，启超什么地方对了，什么地方不对；胡什么地方对了，什么地方不对。因启超据中国文化传统来批胡，胡据实验主义来答辩，漱溟又超然于哲学作合理讲话，以使这场辩论完美结束。

1923年胡适曾为青年拟定《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把《三侠五义》《九命奇冤》也列入。梁启超对胡说：“我便是没有读过这两部书的人。我虽自知学问浅陋，但说连国学最低限度都没有，我不服。”

1924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开列禁书单，其中有英国作家嘉本德《爱的成年》、周作人《自己的园地》等与政治毫不相关的作品。为此胡适给政府写信，要求消除这种笑话。

1925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建立。校长曹云祥请胡适主持，胡说不够格，推荐梁启超、王国维、罗振玉和章太炎。王开始不答应，胡找溥仪，溥劝王去，王因清华是洋学堂，仍不愿去。溥只得下了“圣旨”，王没办法，这才去了。但章不去，他因为在日本时曾与梁打过笔墨官司；另外也反对甲骨文，说那是商人伪造，信它的是妄人。梁、王都希望他去，但章始终没有去。

1925年胡适著文谈“读书”，指出“精”和“博”是读书两个要素。他将这个看法编成两句口号：“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提高。”

1928年胡适和友人同游庐山，对山上耶舍塔做了四千字考证。有人说他小题大做，但胡适说：“学问是平等的……一个塔的真伪，同孙中山遗嘱的真伪有同等考证价值。”

胡适爱书成癖。珍珠港事件前，北平图书馆有数百部善本书运至华盛顿，托美国国会代为保存，特请中国大使胡适等人察看。胡一进书库，即情不自禁席地而坐，旁若无人地看起书来。

抗战前夕，日本人清水安三在北平办崇贞女校，能操华语。一日访胡适，胡赠以诗：“忘也忘不了，放也放不下。刚忘了昨儿的梦，又想起了梦中的一笑。”

上海现代书局出版《招商局三大案》(李孤帆著)。胡适写道：“公开检举是打倒黑暗政治的唯一武器，光明所到，黑暗自消。”陈衡哲和任鸿隽结婚，胡赠以对联：“无后为大；著书为佳。”

胡适在1930年到北京大学之前写有一条幅：“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

胡适在北平某大学演说，题目为《胡适之》。他说：鄙人于五四运动之时提倡白话文学，国学大师章太炎怒骂：“适之小子，你之名字，何不改为往哪里去?”听者哄然大笑。

1932年胡适在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时，经常说：“我在27岁时就完成了《中国哲学史大纲》。”顾颉刚事后对人说：“我真为班中30岁以上的听讲者捏上一把冷汗。”

1937年适因徐世昌“有几部书奉赠”，以为是珍本，当日即赶到天津；但徐送他的《颜李师承记》及《语要》都是书坊间常见的，且胡早就读到过。

胡适题陈垣所藏程子陶画的弥勒：“瞧这一个大肚皮，瞧他总是笑嘻嘻。这是佛法这是佛，大家相信莫怀疑。明天日出肚皮消，连这笑也不存在。昨天大家乐一场，绝对真实无可赖。”

胡适为《努力周报》副刊《读书杂志》写发刊词，文末要大家写些读书研究的收获来发表。说：“一来呢，各人的心得可以因此得着大家的批评；二来呢，我们也许能引起国人一起读书的兴趣，大家少说点空话，多读点好书。”

胡适《藏晖室日记》原拟1923年由亚东图书馆出版，后因战火起，直至1939年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并改名《胡适留学日记》，只销了2000部。曹聚仁说，如果早十几年出版，至少可销几万部。

胡适平时爱引用格言。他最喜欢引佛经上一句话“功不唐捐”，意思是“努力必不白费，有耕耘即有收获”。

胡适的卧室内，挂满了古今中外名人的格言。不但墙壁上，还有**，到处可以发现格言一类题字。他尤喜林纾所译小说中的神妙句子。

胡适11岁时读到司马光家训中一段话：“形既朽灭，神亦飘散，虽有剉烧舂磨，亦无所施。”从此倾向于无神论。18年后他又撰写《不朽》一文，以说明他的宗教观。

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最欣赏的人物是两周（鲁迅、周作人）和许地山。他虽与许并不相识，却向香港大学推荐其为文学院院长。胡本是章太炎崇拜者，出名后也常向章请教。但是请教之后，问题解决了，便马上对章来个反驳，来次攻击。

丁文江对自己不喜欢的人总是斜着头，从眼镜里看他；眼里露出白珠多、黑珠少，样子怪可嫌的。胡适对丁说：“史书上说阮籍能作青白眼，我从来没有懂得，自从认识了你，我才明白了‘白眼待人’是个什么样子。”丁听了大笑。

黎元洪政府曾颁发勋章给胡适。胡在报上刊登启事：“四月五日《益世报》上登出新发表的大批勋章，内有‘胡适给予三等嘉禾章’一项。我是根本反对勋章、勋位的，如果这个胡适是我，还是请政府收了回去罢。”

朱经进在美国留学时与胡适同学。朱伉俪情深，到美之后，得夫人手书大喜。胡问朱何事，朱说，无他，不过问归期耳；又称来信情急，缠绵写成别字。胡即填《虞美人》：“先生几日魂颠倒，她的书来了，虽然纸短却情长，带上两个别字有何妨。可怜一对痴儿女，不惯分离苦，别来还没几日时，早已书来细问几时归。”

胡适和陶行知是同乡，小时是同学，又在美国一起留学。抗战前夕胡乘机赴两广，写有《南游小赞》：“天上不须半日，地上五千里。古人辛苦学神仙，要受千百戒。看我不修不炼，也凌云无碍。”陶以为认为这种诗是“害了贫血症的文艺”，想给他输送新血，于是和了一诗：“天上不须半日，地上汗万滴。辛辛苦苦造飞机，无法上天嬉。让你看山看水，还要吹牛皮。”

胡适掌校中国公学时，某日演讲《长寿秘诀》说：“昔有善睡者，作诗云：‘每日昏昏睡，睡起日已午。人活七十岁，我只三十五。’我之新诗则为：‘不做无益事，一日如三日。人活七十年，我活二百一。’长寿秘诀，尽于此矣。”听众大笑。

杨振声为青岛大学校长时，胡适将由北平到上海，相约在青讲演。船抵青，风浪险恶，不能靠岸。胡去一电，文仅5字：“宛在水中央。”杨即回电：“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胡适主编《努力周报》时，自称是“一只多病的徽骆驼”。

胡适、胡政之、胡健中、胡次威有一天在庐山会前闲谈。蒋百里见后大叫：“幸只‘四胡’，否则我国就危险了。”大家正感惊异，他笑指“四胡”又说：“若多一胡，岂不成了‘五胡乱华’，那还得了？”

抗战之后，胡适在北京大学一次欢迎会上说，五四运动不是我提出来的。“五四”是星期日，陈独秀在北京写了一天文章，我在上海欢迎杜威。5月5日才惊讶各报没有北京专电。并说：“以上非谦虚，因怕将来有人写错，变成了假历史。”

胡适和汤用彤闲谈。汤说，我有一个私见，就是不愿意说什么好东西都是从外国来的。胡适也笑着对他说，我也有一个私见，就是说什么坏东西都是从印度来的。说完，两人相视大笑。[2]

胡适应邀到长沙讲学。湖南省主席何键以湘绣数匹、大洋五千。胡本着却之不恭，拜而受之。事后有人撰联嘲胡：“轻轻摇动三寸舌；整整赚得五千元。”瞿秋白亦有诗称：“好向侯门买廉耻，五千一赠未为奢。”

胡适应邀到某大学演讲。他引用孔子、孟子、孙中山的话，在黑板上写“孔说”“孟说”“孙说”。最后他发表自己意见时，引得哄堂大笑，原来他写的是“胡说”。

胡适曾公开宣称，冯玉祥为中国豪门之一，在美国有多少财产宝物、多少美金存款。冯写了一封信来责备他，信中称：你不要以为你姓胡，就可以糊里糊涂地胡说。结果胡只好公开道歉。

胡适表示，文学革命后自己决不再做文言文。但当北京大学某刊物要他用文言作序时，胡即写了《淮南子集解序真伪考》。有人说，三百年后如有人考证此文真伪，一定认为是伪造的。

胡适认为，从前的革新家说中国有三害：鸦片、八股和小脚；其实中国还有第四害，就是麻将。前三害经近代革新差不多已为陈迹，唯独麻将日兴月盛。

胡适教授伦理学，主张学生多看侦探小说，因为侦探需用科学实验方法。

胡适在中国公学毕业典礼上对学生说：“你们现在离开母校了，我没什么礼物送给你们，只好送一句话：不要抛弃学问。……达尔文一生多病，不能多做工，每天只能做一点钟的工作。你们看他的成绩！每天花一点钟看十页有用的书，每年可看三千六百多页，二十年可读七万页书。七万页书可以使你成为一个学者了。”

胡适自称其思想是在赫胥黎和杜威的路上。赫氏的思想教人怎样怀疑，教人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氏教人把一切学术思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

胡适《谈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说：“这五十年（指1872年至1921年）是中国古文学的结束时期。”胡认为章太炎是古文学“光荣的下场”，但不能救古文学的必死之症。

陈子展把所作《水灾诗》给陶行知看，副题为《题仿洛阳体》。陶没有回答。但当陈称胡适诗为“胡适之体”而戏仿其《飞机赞》时，陶就讥胡是“个人主义的作家”。

胡适常惜鲁迅《阿Q正传》未用绍兴土白写，以为若如此则当更出色。

陈独秀在南京读了罗尔纲《太平天国广西起义史》草稿，要和他合作写太平天国史。胡适持异议，对罗说：“仲甫是有政治偏见的，他研究不得太平天国史，还是你自己努力研究吧。”

胡适极少为人推荐工作，谁也不敢去求他。只有罗尔纲来信请求，介绍自己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因其成绩好，于是留在胡家工作。

梁启超比胡适大18岁。胡小时候受梁的影响至深。但在胡留美归来之后，却时时以新创见刺激梁。梁因而奋发，写出许多精彩的著作。

任鸿隽和胡适在上海和美国曾两度同学。胡说：“吾数年来于文学之兴趣，若无（任）叔永、（杨）杏佛，定无《去国集》；若无（任）叔永、（梅）觐庄，定无《尝试集》。”

1923年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胡适序称：“叔雅治此书，最精严有法。”7年后胡适《中古思想史长编》第五章再次提到：“近年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搜罗清代学者校注最完备，为最方便适用的本子。”

有人问胡适：“如果一个外国人要你举出10个对中国文化贡献最大的人物，你将推荐何人？”胡说：“我的排名榜是：（1）孔子；（2）老子；（3）墨子；（4）韩愈；（5）杜甫；（6）范仲淹；（7）王安石；（8）朱熹；（9）王守仁；（10）顾炎武。若是再加几名，则可列上孟子、司马迁、王充和张居正。孟子是儒家代表；朱元璋晚年读《孟子》一书，颇为惧怕，令人删去三分之一，因其对君主不利。王充为大思想家，值得推崇。张居正为明代名相，有功于世。”

胡适和汤用彤闲谈。汤自称，只能作小心求证，不能作大胆假设。胡认为他极小心，处处注重证据，无证之说虽有理亦不敢用，这是最可效法的态度。

胡适在1937年的日记里说，汤用彤的训练极精，工具也好，方法又细密，所以他写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为最有权威之作。